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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承担未来改革的成本

  “中国正在制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10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演讲时所说的这句话,意味深长,并不止于政治信号的释放,一如稍早时李克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所称的“中国改革大势不可逆转”。

  对于执政高层,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来说,改革指向的必定并且必须是一个“行动”落实的过程——习李的讲话,既是将于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某种预演,同时也是未来一长段时间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上进行重构的大谋划。

  但改革必定有成本,尤其是它深度嵌入已经固化的利益结构的时候。各方聚焦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改革的成本,该谁来承担了?如果他们不愿意,有什么办法能够保证其承担吗?

  政治背景的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习李近期对于中国改革的坚定言说,听众既有国内民众,也有世界各国的政界、工商界人士。在被倾听和观察中,他们也不只是在阐述一种关于国家治理和经济继续增长的总设计的抽象理念。

  而且,“改革”的内容,最集中地指向与经济社会联系最紧密的各个领域,比如财税、金融、人民币汇率、行政审批、收入分配、户籍……曾经被视为改革成功的重要保障,以及经济改革的逻辑延伸的“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像过去10年一样被频频提及。

  这暗示,“改革”这一关键词所揭示的东西,在现在具有了一种和过去很不一样的语境和政治背景。很大程度上,“改革”所置身的内部和外部环境,使其演进已超出过去的某些预设。

  大致有三个这样的变化:

  其一,过去的改革,在不公平的成本分摊—收益分配中造就了一个以权力为核心层,以权力亲缘群体和资本群体为依附者的改革既得利益群体,形成了“改革的结果就是改革精神的沦丧”的某种结果。因此,一碰到权力—资本,某些本应是实质性的改革往往徘徊迁延,甚至异化。

  就是说,改革要解决的,已然是两个大问题,一是当初设定的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各种体制性障碍,二是在改革中产生、固化的既得利益结构,及相应的权力——体制的庇护。后者的难度并不亚于前者。

  改革的停滞无法给利益受损者以补偿的预期,其作为一种政治、社会整合的意识形态的功能因此变弱。继续关于它的空洞言说是不明智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稍稍祛魅,作为实现某种具有政治、社会理念——比如“中国梦”——的手段。而手段是可以规避一些敏感的领域,并且行动化的。手段化的改革,并不需要把“政治体制改革”这类宏大命题时刻挂在嘴边。

  而对于国内民众来说,也不再是“改革”这一话语,而是改革行动本身,就能继续保持某种希望。

  其二,在现在的发展阶段中,就政治、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来说,中国最担心的,并非社会危机,而是经济危机。

  • 责任编辑:晃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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