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发掘中国文明的阳光性与生命力

2013-05-14 14:08:56  来源:文学报

文_孙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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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年来,我的研究领域总的来说有一个方向,就是研究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哪些是最优秀的传统和根基,哪些是值得抛弃的地方。

  《大秦帝国》是以艺术的方式,展现了我们民族在五千年文明中最辉煌的那一段。成语也好,历史故事也好,我们文明最强势的根基都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奠定的。在我的作品中,讲了前三千年历史中,给我们奠定的历史传统有哪些。用意向性的话来说,就是打开我们的精神空间,因为我们民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在整个世界上我们是唯一以主体民族延续的方式一直存在到现在的国家。

  世界自有国家以来到现在已经有六千年左右的历史,公元前四千多年,两河流域形成了国家,我们也是,公元前两千多年由夏朝进入了国家时期。在六千多年的历史里面,我们是唯一以国家形式、以主体民族不变的方式,在固有的领土上一直生存到现在的国家。很多国家一次灭亡就彻底灭亡了,国家一灭亡,民族就消散了,再也找不见主体了。只有中国把国家政权的灭亡和民族文明的发展当作两个不同的重叠、不同的范畴,所以在中国,国家政权一代一代地灭亡,却并不影响文明,所以中国虽然会改朝换代,但却是正常形态的一个国家。

  因为历史很古老,所以中国人如何认识自己,世界如何认识中国,可以说在世界文明研究史领域是最基本的问题之一。其中一个最大的方面,是中国人对自己的文明历史不清楚。所谓不清楚不是事件不清楚,而是在历史结构上不清楚,在核心价值观上不清楚。所谓历史结构不清楚,就是不懂得我们国家的文明在五千年历史中经过了哪几个大的阶段,每一个大的阶段有什么样的历史特征。所谓核心价值观念不清楚,就是在主要的思想价值传统的意义上,不了解我们的根基是什么。我们的问题事件、问题人物,各个时代累积起来,也就是我们的历史意识已经积累下来了,几乎把我们的精神空间堆满,如同一个古老的房子、古老的庄园,里面堆积满了古老的东西,很多是过时的、报废的、不能再用的,但是仍然堆积在这个庄园里,所以要搞新的建设,未来文明的重建,我们首先要把我们的根基找出来,这个根基更多地表现在我们的历史意识,表现在我们的精神形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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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中国现在提出和完成文明重建的任务,首先是要打开我们的精神空间。一个民族的精神空间是什么,就是一个民族精神的容纳程度、开放程度。表面上看,改革开放30年以来,改革是基本的方面之一,开放是另一个基本方面,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的精神从深层根基里面顺利进行了清理,不意味着我们内部的精神空间有相当大的自由余地。

  我今天说打开精神空间这个话题,一方面是想说一下我们的精神空间里哪些是可以报废的旧东西。中国人最关心政治,而政治文明也是自有国家形态以来,一个民族最核心、最灵魂的部分。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发展程度,是这个国家能够真正走向未来,以及国家能否重新振兴的东西。而我们国家,很多旧的政治文明意识还保留在整个社会普遍的政治意识里,这就对政治改革带来了很大的阻力。这些基本方面要清理。

  第一类属于已经报废的,比如君主制、宗法制、三纲五常、王道人治这些,都是已经过时的,在那个时代曾经发挥过历史作用,但是在现代文明情况下,它已经不能再起作用了。拿宗法制来说,从西周把它制度化以后,一直到清末,在中国社会中它是最核心最稳定的社会政治制度之一。宗法制当初产生的意义,对我们民族文明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一个民族是否具有容纳力,能否摆脱氏族这种权力的建制,是远古国家产生时一个巨大的历史界标。而中国在很早时,从黄帝时代起,一直到三皇五帝的尧舜禹,一直到大禹治水,夏商周,这个时候中国用宗法制的理念,超越了氏族制度,因为宗法制的基本点是王权大于族权,我们永远要记住,它的历史进步性就体现在这,王权一旦超越氏族,中国的民族就越来越大,为融合力、交流能力以及容纳民族的能力提供了一个政治基础。但是宗法制在后来随着历史的推移,在几千年之后,它就完全成了束缚我们精神和社会结构发展的一个枷锁。所以已经成为了需报废的东西。

  另外一部分是作为病态的一种传统。从政治上来讲,我们有一个最大的政治潜规则,就是阴谋政治权。第一写权谋,第二写所谓三角恋,这是现在历史剧的两大特色,而这两大特色恰恰是政治中的不良遗产。真正的政治阳光性,我们文明政治中那些优秀的传统,并没有去表现。历史剧你写政治不好好写,写军事也不好好写,写的是所谓的人物命运,所谓的人性,把人性简单化为原理关系,把政治中的人性简单化为争权夺利和阴谋论。实际上,我们中国古典政治最健康的时代在春秋战国时代,主流是阳光政权。后来后世阴谋政治化越来越严重,全部成了阴谋政治、权术政治的基本原则。

  第二个是官僚政治、官僚主义,历史上有太多太多。另外比如明哲保身,这在中国政治里面成为一种最高的人生价值和追求。所谓急流勇退,官当到一定的地步,事做到一定的地步,你就要知道往后退步,这样能全身而退能自保,这是中国道家思想渗透我们政治生活以后出现的一个基本的所谓价值理念,这种理念从先秦时代就有,自然消退,弱势,守弱理念,等等。司马迁的史记里面也鲜明地表达了这种理念,对凡是明哲保身、不敢替中国负责任的人,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但是从国家意识,从民族意识,从社会意识,从国家要求方面说,就是有负面的影响,所以这种传统也是我们政治中的灰色传统。

  另外一个就是中国政治上的强制言论。对言论管制,这在中国也是一个负面的东西。

  所以,这些东西也是值得抛弃的。

  还有,我们的意识中,忠臣是值得崇拜的。但只有春秋战国的思想家提出过大忠误国。忠臣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或者叫叫做偏执的方面,他是以人站队,他不是以国家利益,以社会需要去选择自己的政治立场,他是根据人,忠君,忠于领袖个人,这叫忠。当然,在几千年的历史大潮里也有外犯入侵、国家兴亡的时刻,很多人也是真正为国家,哪怕国君没有了抵抗,我也要抵抗,这是对国家的忠诚。但是更多的真正传统力量表现出来的理念是忠于国君。在历史上,只有在春秋战国,法家提出来批判了这种意识。

  另外,我们国家现在最需要法治,而我们国家的普遍意识,对法治确实是普遍的无知、普遍的轻视。法治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国家对统治方式的选择,对社会治理方式的选择。我们国家这么多政法院校,这么多法院,上上下下,但是没有人、或者说很少有人在著作里面、在日常言行里面,能把这个法治准确使用。

  上面说的,一种是报废的传统,一种是病态的传统,还有一种真正称得起纯粹的历史垃圾的东西,我们更应该放弃,就是政治腐败,比如任人唯亲、贪污腐败、官商勾结、官黑勾结,等等,有些甚至成为官场潜规则,这影响着每一个人对政治的认识,也影响着每一个政治官员对政治采取的对策。实际上,政治的腐败性,任何时代都有,这些历史垃圾在任何时代都是垃圾,任何时代都曾经强烈地反对过,现在更应该反对。它不以正面价值的方式影响我们,他以堕落的方式来腐蚀我们的灵魂,这对于我们今天也是一个巨大的锈蚀作用,是在政治方面的不良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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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也累积了很多不良的影响,这在我们每个人的言行里面,写的散文、诗里面,在方方面面中表现出来。

  中国人精神状态中的保守主义是一个很大的障碍。中国的保守主义最大的思想基础、思想体系就是儒家,《大秦帝国》对儒家写了很多,因为我认为要澄清中国文明问题有两个最基本的轴心,第一是对秦的评价,始皇帝也好,秦帝国也好,是对秦文明地位的评价。第二个对儒家的评价。我们从西汉以来到现在,两千多年,我们的历史意识中最基本的争论的问题也是这两个,一个是否定秦,一个是独尊儒。

  我们有一个基本立场现在需要澄清,儒家是我们的保守主义体系,但是儒家也是我们百家思想里面的一个,我们反对儒家,只是在独尊意义上反对,不是在多元意义上反对儒家,它不能成为神,不能说我们把其他百家、把多元化传统抛弃了,只把儒家留下来作为独尊,这对我们思想源流的干涸带来了极大的严重影响。就是说,我们的历史文化根基本来就是多元化的。在一个多元化的国家和民族有多元化的思想体系存在的情况下,保守主义才有历史价值。如果把多元化取消了,保守主义本身就成为全负面的东西。

  当然,我们可以说两千多年来,虽然一直独尊儒家,但是儒家远远没有泯灭我们在前三千年里面奠定的强大的传统,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里,虽然我们的文明发展从大趋势上说是一步一步跌落,但是每当国破家亡的时候,我们在前三千年奠定的传统,那些优秀的阳光的价值,始终在我们民族的血液里奔腾,所以一旦国家出现危难的时候,没人想儒家,没人以儒家的价值观和理论去指导,都是热血地去挽救国家,救亡图存。所以虽然独尊儒家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但是它并没有全部锈蚀我们的精神根基。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说对儒家的评价就可以轻视,儒家的保守主义对我们国家带来的影响确实非常大,尤其在我们中国文化阶层里。

  所以我们对儒家的评判,只是基于反对独尊的意义上我们去评判儒家,我们不主张打倒儒家,也不主张取缔儒家,事实上作为这种确实有过历史价值,而且有很多个人修身理念、伦理观念,在我们民族中也可以重新发掘出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就是在思想体系上不能把它当作中国文明的唯一一类,我们的代表是综合性的一个结构体系,是百家体系,多元体系,儒家应该合理化地回到多元结构里去,而不应该以孤零零的枯木树桩立在那,所以说保守主义对我们最大的思想影响在这里,是我们民族在普遍的思想意识里面受到最大的一点负面的影响,我们应该清除它。

  另外一个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虚无主义,具体说是道家理念的影响。道家思想的主要体现,就是虚无主义:第一守弱;第二,该隐晦的时候要隐晦。所谓虚无主义就是蔑视一切功业,什么建功立业、政绩,这些东西永远要剔除,把所有人的死亡看作同样的没有价值。

  儒家在这方面比道家还要好一些。比如司马迁有一句著名的话,毛泽东也用过,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儒家的精神,是把人的死和价值性区分开来,你入世,你做出来一番事业和没做出来一番事业,你在社会历史的意义上和个人生命的意义上是不同的,但是道家认为人最终都是要死,而且都是最后归于无的,所以道家主张绝圣弃智。社会虽然有阴暗面,但是社会总体仍然是往前发展,所以这一点对我们克服虚无主义,对于我们树立一种正面、积极的、阳光的、健康的精神状态特别重要,对于我们拓展生存空间也特别重要。假如说一个人以虚无主义的精神理念统治了自己的思想,认为他的思想基调是悲凉的,那么他肯定是对现实采取否定的。

  还有我们的学问之风,考试、应试学风、考据意识,等等,也严重影响中国学人阶层的学风。中国科举制是古典文明中的重大贡献,但是科举制也对我们中国治学、修学、教育的传统留下了非常不好的负面影响。中国人什么东西都是以考试为准,这种风气直到现在在大学教育中还非常流行。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的精神空间要拓展,也应该重新整理,我们要认识到我们中国文明中的阳光性和生命力究竟在哪里。比如说谈到政治文明的阳光性,还有中国文明的生命力,我们一定不要丧失希望。我前面虽然谈到中国文明中不好的那些传统,也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要深刻认识这些不良传统、历史垃圾的存在,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我们文明中那些真正优势的东西,没有被我们发现,没有被我们系统总结。我们现在要做这种工作,要认识到我们民族中的阳光性和生命力,年轻人要赋予对中国文明的信心。曾经有个英国的史学家说过,因为西方文明很衰弱,要振兴,主要的决定性因素在于西方人对自己的文明还有没有信心。中国也是这样,中国文明能否振兴,民族能否振兴,国家能否振兴,就在于我们中国人自己对自己的文明是否还有足够强大的自信,这是我今天说的。 

责任编辑: 宋代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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