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一名县长有多难

2013-05-17 10:54:01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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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县乡基层政坛,政治资源稀缺,竞争十分激烈。对湖南湘潭原副县长徐韬等人轻易得到的“火箭式提拔”,一般干部是想都不敢想。 (徐骏/图)

  “在县级干部序列中,提拔为副科级以后,干部档案就会从人劳局移到组织部,成为组织部管理的干部。”

  “提拔干部总体上是平衡基础上的倾斜,比如这次组织部门出几个,宣传部门、纪检出几个,要差不多,不能老是你这里出。”

  一夜之间,28岁的徐韬从副县长变身为“科长”。5月7日,湖南湘潭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免去“火箭提拔”的徐韬湘潭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职务,按科级职务安排相应工作。

  2013年春天,徐韬以“85后副县长边读书边升官”的身份,在网络上走红。之后,他五年七次换岗的工作履历遭到广泛质疑:工作10个月就被提拔为副科级干部,担任正科职务一年半就晋升副处级,这些升迁是否与其工作能力匹配?

  在中国特色的升迁机制中,干部的晋升,涉及到能力、关系、领导推荐、机遇、资历和群众基础等多种因素。一个干部得到提拔,往往是“合力”的结果。一位甘肃贫困县教育局副局长说:“干部提拔60%要看人际关系,40%要看工作成绩”。

  具体到中国县乡基层政坛,由于政治资源极度稀缺,政治竞争往往更为激烈。事实上,徐韬等人能够轻易获得的“火箭式提拔”,一般干部是想都不敢想。一名基层干部从普通科员晋升到副科长、科长,再一跃跨进县级领导序列,需要经过哪些关口,到底有多艰难?

  副科级以上才算领导

  36岁的李伟民已经在副科级别上晃悠11年了。1996年,李伟民中专毕业,赶上了最后一批中专毕业生分配。当时家里没钱也不认识什么人,他被分配到了老家所在县的一个偏远乡里,成为乡政府办公室一名办事员。一年后,李伟民升为科员。

  1999年,李伟民想回县城,当时他的姐夫和县劳动局局长正好有业务往来,就托局长把李伟民调到了劳动局,“有没有送礼不太清楚,姐夫是刚刚转制的一个厂的一把手”。

  2002年县里大换届,李伟民想“进步”。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六年之后,他已经比较成熟,一方面努力工作,另一方面通过各种途径为自己找到了两位“伯乐”。

  一位是他在工作期间认识的县委组织部长。有时候部长办公室没外人,他就进去跟领导聊两句。同时,他也在工作中认识了县委副书记,并得到了他的认可。经过种种努力,李伟民成功地当上了副乡长,级别也提高到副科级。

  提拔为副科级有两种形式。李伟民是“组织推荐”。“比如乡镇书记就有权力把办公室主任推举为副科,然后通过组织选举正式将他提拔为副科领导。”安徽一位乡镇干部郑淼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党政办公室是乡镇最接近副科的部门,“一个人要是调到这个部门,大家都有默契,知道组织看重他”。

  此外,基层干部还可以通过考试达到副科级。“只要有两年工作经验,最多加个党员身份,这是最快的方式。”郑淼说。严格意义上讲,这种考试叫“遴选”,其中包括笔试即公文写作,大约占整个成绩的30%;面试占40%;另外30%是“单位考察”,也就是群众意见,包括领导和同事对候选人的评价。

  2012年,郑淼的一个朋友就通过“遴选”考上邻县一个乡镇党委委员,27岁就成为了副科级。郑淼所在县最年轻的正科——26岁的县团委书记,当年也是工作两年后就考上了团县委副书记,两年后她又被提拔为正书记,从此走上了仕途快车道。

  在县级干部序列中,副科级意义重大:提拔为副科级后,干部档案就会从人劳局移到组织部,成为组织部管理的干部。在民间话语体系中,副科以下庞大的股级干部至多算是中层,只有副科级以上才能被称为——“领导干部”。

  “隐形台阶”

  在成为“领导干部”的关键一步上,李伟民认为:“肯定是领导起重要作用,因为定人之前要开书记碰头会,县委书记、县长、纪委书记等参加。之后开常委会,组织部长才参加。”

  县里提拔干部的流程是,先由县委组织部提名,相关部门再配合组织部去单位进行考察。“进行完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后,会有个排名,排在前面的人才能进入县委书记碰头会。在书记碰头会上,如果大部分书记都同意提拔这个人,他的程序对,口碑也不错,人选就定了。”

  山西一位县政协副主席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书记碰头会上,干部必须定下来,不能再变动了,然后再开常委会。”

  曾在河南当过副县长的刘景龙,看过县常委会讨论干部的记录,“组织部长把人选一念,大家举一下手就通过了”。一位县委书记曾经告诉刘景龙,“如果到常委会讨论时还有人提出意见,就说明事先没做好工作。”

  县委常委会上讨论干部也有“规矩”:只能减人,不能临时动议增加人。一个干部的职务调整,只有进入常委会才算尘埃落定,才具有合法的效力。

  按照级别划分,县乡体系中的干部可以分为四级:副科级,正科级,副处级,正处级,呈四层金字塔状。副科级干部虽然已经进入金字塔最底端,但要往上走,非常困难,“每一级都像个拦水坝,能拦下很多人,到最高级正处级时,只剩下四个人。”刘景龙说。

  副科级还有大量隐形台阶,包括副书记、副乡镇长、党委委员、武装部长等等。“比如从武装部长提拔到党委委员,或者由党委委员到副乡长,他们都认为是提升。”

  在刘景龙看来,隐形台阶是慢慢累积的结果,“原来乡镇没有纪委书记,后来配备之后级别设为副科,慢慢沉淀下来,就变成了隐形台阶。”

  李伟民2002年迈入副科级之后,过去11年里,一直在各种副科级岗位上轮转:先是老实当了四年副乡长;2006年县里换届,李伟民调到另一个镇上任纪检书记,级别还是副科;2011年县里再次换届,李伟民又调到县政府驻地的中心城镇,当上排名第一的副镇长,级别仍是副科。

  像李伟民这样消耗政治生命的副科级干部不在少数,很多人还不能像他那样幸运地保住镇领导的位子。湖北监利的媒体人李思德,有个邻居是副科级官员。他很年轻,本来在乡镇做武装部长、党委委员,但在一次选举前六天,被调到另一个乡镇去参选,“最后连党委委员也没有选上,成为普通干部”。

  湖北另一位年轻的副科级干部更惨,他从县人大机关下放到一个乡镇做纪检书记,主管维稳工作。因为工作难做,也觉得没前途,结果把农民交保险的钱拿走一百多万,跑到缅甸去了,最后被抓回来获刑。

  隐性台阶的背后,是中国县乡干部面临天花板效应时的恐慌。与欧美国家的官员不同,他们不受年龄限制,无论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还是六七十岁的老年人,只要获得选票就行。在中国,由于干部是党委决定的“任命制”,为了完成新老交替,必须设置年龄限制,比如正科级最大任职年龄为52岁,达到这个年龄自动退休。

  一些官员急于在年龄大限来临之前“破顶”而出,于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些政界怪象由此产生。

  “一定要记住:党管干部”

  官员若想晋升,两个“坎”是关键,一个是组织部门,另一个是县里的主要领导。

  在刘景龙看来,组织部门关键是提名权,提不提你他们说了算。但书记的作用同样重要。

  湖北监利曾经有一个组织部长,反对当时的书记盲目提拔干部,书记就把这个组织部长调到荆州市一个局做末位局长。不过,这位书记后来也因为买官卖官而落马。

  即便其他的县领导要提拔某人,也要经过书记同意。刘景龙曾经问一个副书记,“如果你想提拔一个人怎么办?”他说,我也要跟县委书记说啊,“一定要记住:党管干部”。

  另一个现实是,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关系”极为紧要。

  家族政治在编织“关系”上,是最便捷的方式。

  如果家族内有要害部门的领导,一个干部就有可能得到“火箭式”提拔。某位华中省份县财政局普通干部,干了一两年股长就被提拔成财政局副局长;副局长干了近两年,转任卫生局做局长;两年后成为副处级县委常委、县政法委书记。“因为他有一个亲哥哥,就在省会城市做组织部长。”一位知情者称,“他老婆的哥哥是省前任民政厅厅长,曾经给县里不少关照。”

  个别县还出现过很奇怪的现象:某乡镇出过一个县委副书记,因为县长、书记都是外地人,县委副书记在县领导中举足轻重,“他从自己乡镇选拔了很多人,在整个县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中间占了一半以上。”一位当地干部说,那个镇名第一个字有个“汪”,县里老百姓都把这些人叫“汪半朝”。

  平衡基础上的倾斜

  从副科级到正科殊为不易,县乡干部若想进入县级领导序列,涉及的因素则更为复杂。上述山西省某县政协副主席,从县财政局下放到镇上做副镇长后,先后干过乡长、镇长、镇党委书记。在做镇长和书记期间,她考评经常全县排名第一,“因为没有遇上伯乐,否则早就可以提拔为副县长”。

  2011年,她终于等来了机会,当时她已经转为财政局局长。组织部门的规定是:生于1962年上半年的就不能进入县委,她恰好超了几天,便被提拔为政协副主席,官至副处级。

  在县直属局中,财政局、扶贫办、交通局、教育局等掌握资源丰富的部门首长,都是提拔副县长的热门人选。上述甘肃贫困县教育局副局长说:“之前几任教育局局长大多数都能到副县级,前途好的话,能当上宣传部长或者统战部长,进入县常委序列。”

  “提拔干部总体上是平衡基础上的倾斜。”在河南当过副县长的刘景龙发现,“比如这次组织部门出几个,宣传、纪检部门出几个,要差不多,不能老是你这里出。”

  从基层实际情况看,提拔副处级的年龄限制都极为严格。按照中国社科院博士冯军旗《中县干部》博士论文中的调查,“如果到了45岁还没有被提拔为县领导,那么仕途基本要终止了”。

  2012年,湖北监利曾经提拔了一个不到30岁的副县长。据了解内情的李思德称:此人是省委组织部跟踪考核的干部,下来后在县委机关里工作,然后直接下派到一个乡镇去当镇长,不到两年就提拔到当地乡镇当党委书记,“他被提拔为副县长并不算特殊”。

  与过去被视作配角不同,如今县人大和政协岗位成了热门。广东某地一位副镇长的领导——镇党委书记在正科位置上干满10年后,自动升为副处级。前一段他一直想去区里当政协副主席,但被区管理局局长顶掉了。这位书记今年只有40岁,他的想法是,政协副主席掌握的政治资源肯定不一样,未来依然有机会更进一步,成为副县长或者副书记。

  “在中国官场,先要到一个级别,才能去想一个岗位。”刘景龙发现,“真能当上一个副县长非常难。”

  副镇长李伟民,距离副县级还有两步之遥,不过他当下的目标还是正科级。尽管暂时失意,李伟民并没有泄气。下次县里换届要等到2015年,李伟民还在等机会。

  (应受访者要求,李伟民、刘景龙、郑淼为化名)

责任编辑: 宋代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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