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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安安:利益冲突时代的权利观念

我们的社会正经历着一个从“乡土中国”到“流动中国”的转变。在这个地域人口和社会阶层都高度流动的社会中,许多围绕着具体社会问题的争议,背后是社会变迁对人们政治观念的影响。近年来热议的“异地高考”,表现为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直接冲突。

  【导读】我们的社会正经历着一个从“乡土中国”到“流动中国”的转变。在这个地域人口和社会阶层都高度流动的社会中,许多围绕着具体社会问题的争议,背后是社会变迁对人们政治观念的影响。近年来热议的“异地高考”,表现为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直接冲突。这提示着我们,对于正在迎来的公民政治,我们需以更为成熟的心态,去面对人群与人群之间的直接利益冲突。而这个过程必将是政治的,它将以不同权利观念剧烈碰撞的方式表现出来。

  人口流动带来的高考难题

  与中国狂飙突进的GDP和税收水平相伴的,是过去几十年中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让人们从乡村走向城市,从西部走向东部。若按照一幅新自由主义的理想图景,自由的人们应当追随着自由的资本而迁徙。区隔出地域与城乡的户口制度,虽然已在不断改革,但面对高速的人口流动,依然常常显示出它的无奈和笨拙。

  目前,与这一人口的地域流动机制发生剧烈冲突的,是有着重要社会地位流动作用的高考。尽管随着社会阶层的固化和代际间社会资本的传递,高考已不再被看作一根通向未来的独木桥。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高考依然是改变命运的重要隘口。北京、上海、广州,这三个新中国梦的代表城市,每年吸纳着数百万流动人口。在户口依然与高考权利挂钩的今日,这三地的流动人口入学问题,就显得尤为尖锐。“借读生”,这一称呼即是人口流动与教育权利产生矛盾后的权宜之计。年轻学生由于不能离开父母生活,又无法获取父母工作地的学籍和考试权利,只得花费不菲的“借读费”,在本地寻找学校就读,再在中考、高考等重要考试来临之时,回到户籍所在地。

  中国高等考试录取制度于1977年恢复后,除1977、1978两年因条件所限不得不分省命题外,直到2000年,教育部的原则一直是全国统一命题,分省籍分配录取名额。其中上海由于在教育方面的优势,于1987年即开始自主命题。北京于2002年开始自主命题后,各省的自主命题成为了大趋势。这一改动的背景是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倡导的“素质教育”,认为全国统一卷的题型为了照顾各地考生,太过于死板,不利于学生多种能力的培养。各省分开命题,更能够摸索出符合本地教育实际发展状况的考试方式。这一改革开始于本世纪初,其弊端正伴随着这十年来的人口流动逐渐显现。

  中国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同样反映为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以2012年为例,传统高考大省山东的高考报名人数为55万零677人。同年,北京地区高考报名人数为7.6万人。北大清华在北京合计招生449人,在山东则录取287人。也就是说,北京每万人中,有91人能够考入北大清华这两所中国的顶尖学府;在同样拥有许多本地优质教育资源的上海,每万人中有37人可以考取清华北大。而在山东,大约每万人中仅5人可考上北大清华。

  另外一组可说明问题的数据是,一本录取比例为27%,北京高考本科录取比例为54.97%,大专学校的总体录取率为86%。2012年北京专科分数线语、数、外三科总分仅为150分,而在这个分数线以下的学生仅有500名,还有7000人放弃专科录取,准备复读。反观山东,一本录取率为10%,本科录取率为49.5%,高考录取率为88.7%。而这一数据,还没有考虑到中考这一道关卡的分流。

  这组数据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在北京等教育资源集中的地区,学生考取大学,尤其是优质高校的机会更大。第二,随着高校扩招和新大学的建设,读取本科和大专,对于各地考生来说都已不算是太难的事情,这使得竞争更多集中在对优势教育资源的获取上。由于分省命题,在全国教育方式不统一的情况下,对于在一地读书、另一地考试的借读生来说,应试的成本被大大加大了。而广大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由于居住地的不确定和经济条件的限制,连“借读”的机会都没有,只能与父母分离,成为“留守儿童”。

  随着“异地高考”所受到的社会关注,2012年8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异地高考”政策提出了明确规定,给各地定出最晚时间线:各地有关随迁子女升学考试的方案原则上应于2012年底前出台,同时要求北京、上海等流动人口集中的地区防止“高考移民”。

  各地异地高考政策的差异,也正体现了各地发展水平的差异。考生人数众多,且省内几无优质高校的河南省,其本省异地高考方案几无门槛可言,只要父母一方在本地有固定工作和住所即可获得正式学籍并与当地户籍考生享受同等待遇。辽宁、湖北、山东等传统高考大省,设定的高考报名条件也同样宽松。反而是海南省的条件相对苛刻,需要有连续六年的完整学籍,因为此地向来是高考移民的重灾区。

  而最受关注的北上广三地异地高考政策则始终难产,直到2012年12月30日,教育部规定的最后期限之前,具体政策才得以出台。三地的方案相比较,广东的最为开放,上海则显示出浓厚的技术官僚色彩,北京则收的最紧,且仅仅是一个过渡方案。

  广东的异地高考政策有着明确的时间表:2013年起,符合一定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可 “零门槛”参加高考;而从2014年起,父母有合法稳定职业,子女具连续三年以上学籍随迁子女,可参加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的考试;而从2016年起,具合法稳定职业、住所并连续3年以上持有广东省居住证的进城务工人员,其随迁子女在广东参加中考且具3年完整高中学籍的,可报名参加高考,并与广东籍考生同等录取。也就是说,从2016年起,无论家庭经济条件如何,只要一个孩子在广东完整地读了高中,即可在广东参加高考。

  广东招生办对这一决策,也通过媒体给予了公众一个完整的解释,一来广东预计每年将有超过20万的随迁子女进入高中阶段就读,仅珠三角地区就需增加200多所初中和高中。二来现有优质高校在粤招生计划难以满足广东高考生源激增的需求,的确,由于考生数量庞大,广东生源考入清华北大的比例仅为万分之三,为全国末位。三是广东常住人口1.2亿,其中非户籍人口3097万;常住人口和非户籍人口均是全国第一。广东需对外来人口的涌入做一定控制。也许是走在开放前沿的广东已经习惯了外地人口的涌入,也许是GDP第一的财政能力,使得政府有更多余力去解决基础教育问题,总之,广东针对异地高考的讨论显得相对平静。

  而北京、上海两地的异地高考政策,则引起了诸多讨论与批评。上海的政策延续了与居住证挂钩的分类积分管理政策。上海的居住证有A类和C类之分,积分达到一定标准的,可领取A类居住证,其子女就读和考试与上海户籍人员无异。而积分达不到标准者只能持有C证,其子女可参加大专及专升本的考试。 

  而在北京的过渡性办法中,2014年起,一个北京务工人员只有在京连续缴纳社会保险满六年,且子女有高中阶段完整学籍的,才能够参加大专的录取。

  这是一个悖论,在北京异地高考政策出台的背后,恰恰有一群最为持续的抗议者。他们已为这个政策的出台奋斗了整整三年,而这一政策的保守,也恰恰反证了,他们为什么必须站出来争取自己的权利。尽管这一争取的历程,可说是相当温和的。

  “异闹风波”中的抗议者

  胡杨,北京异地高考抗议者中的一名普通家长。她原本都在新疆工作,2004年,丈夫通过人才引进的方式,将一家人落户上海,又被公司派驻北京工作。胡杨的孩子那时候刚上小学一年级,跟随父母来到了北京读书。2009年,孩子升入小学五年级,胡杨开始为孩子升初中的事情头疼不已:丈夫不能放弃工作,所以只有两地分居,由胡杨独自将孩子带往上海读书。

  和胡杨接触过的人都觉得,她是个开朗而热情的人,甚至思考方式有点直线条。和孩子到了上海后,胡杨一直在寻找北京放开升学户籍限制的政策可能,以让一家人团聚。2009年2月,她在报纸上看到一篇署名张东翠的批评文章。文章抨击了北京的异地高考政策,认为全国不均衡的教育制度必须打破。胡杨通过编辑联络上了这位张东翠,她这才得知,这位叫做张东翠的中年妇女,是一位从温州来到北京的上访户。她的孩子陪伴在她身边,也在北京读书,成绩很好却无法继续升入高中。长年的上访经验让张东翠养成了凡事都要争取的习惯。经过长时间调查,她推出了长达25000字的《关于北京新市民现状调研报告》,受到学者胡星斗、于建嵘等知名人士的回应和支持。胡杨所看到的那篇文章,正是胡星斗执笔,以张东翠名义发表的。张东翠在电话里对胡杨说,你来北京吧,我天天和教育部、教委辩论,我们一起来争取,孩子的问题肯定能解决。

  依照2009年的政策,即使在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依然都不能进居住地的公办中学,只能进费用昂贵的民办学校。在北京,私立中学的学费一年五六万,三年至少15万,这笔钱对任何一个普通家庭来说都不轻松。原本就不想与家庭分开的胡杨决定回到北京,一方面是因为,她和丈夫的生活水平,还能交得起北京的借读费。另一方面,孩子还小,她为什么不试图再争取一下?她当时也不会想到,这条路一走就是三年,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通过网络,张东翠和胡杨寻找到了四五位与他们有着相似问题的学生家长。她们在向相关法律人士咨询后获知,反映问题的唯一渠道,是北京市教委的上访办。家长们向教委指出,北京市“小升初”问题的门槛已经违背了宪法中关于义务教育的条款。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就在家长们开始向北京市教委上访反映问题后不久,2010年五一节过后,北京市政府废除了1986年制定的《中小学学生学籍管理办法》,北京各区陆续表态把非京籍学生也纳入电脑派位范围,外地孩子从此可以进入北京公立学校接受义务教育,可以参与推优、参加特长考试。这一决策与家长们的抗议之间的关系究竟为何依然是个谜,毕竟,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入学人数多年呈下降趋势,公立学校已多在裁撤并校,这意味着北京已有充足的教育资源满足外地孩子的需求。二来,家长们对孩子义务教育的权利,有着更为坚实的法理基础。有趣的是,在小升初政策出台后,参与抗议的家长们给北京市教委和海淀区教委分别送了一面锦旗。两教委虽然收下了锦旗,但都没挂出来。

  “小升初”的胜利,鼓励了这些家长。同时也刺激了他们心中的隐痛:北京的居住“绿卡”制度规定,凡持有“北京市工作居住证”者,子女入托、入中小学等方面享受北京市民待遇。同时北京市高考招生政策又规定非北京户籍无法在京参加高考。所以持有“绿卡”父母的子女在北京上完初中、高中以后,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即使他们选择回原籍地,由于多数地方规定必须在当地上满三年高中拥有当地学籍才可以参加高考。所以,如果非京籍孩子不在高中阶段离开父母回到户籍所在地就读,他们将面临无处高考的窘境。

  面对着政策和孩子成长之间的矛盾,初战告捷的家长们,开始尝试挑战高考制度。这一次,他们使用的抗议手段更为丰富,包括公民联合签名、媒体呼吁、调查研究提出建议方案、召开各界研讨会、与教育管理部门协商、提起法律诉讼等。家长们与高校研究机构合作,制定了一份建立在社会调查基础上的民间《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方案》,提出“为所有纳税人提供不分户籍不分贫富不分地位的公平的教育机会,户籍与学籍分开,以学籍为主要条件”的随迁子女高考问题的解决思路。

  每到周末,家长们就前往服装批发市场,餐饮街等外来居民集中的地区,向这些可能有着同样困境的“外地人”宣传自己的建议思路,邀请认同他们理念的人签名。通过网络等多种渠道,有志于此的家长群体也在不断扩大,从一开始的四五人,迅速发展到五六十人。经过两年的努力,截至2012年6月,这群家长已征集到了103697个签名。他们将签名装订成十大本签名册,送往教育部和北京市教委。家长们认为,只要吸引了更多的人关注,就会引起有关部门的更大重视。

  然而这一次,家长们受到的,不仅仅是高高在上的政策条例的桎梏,而是来自另一个人群的社会压力。2012年3月10日,教育部副部长鲁昕表示:面对两个利益主体,教育部的原则是,第一要保证既得利益,第二处理好增长利益。随即第二天,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示,年内教育部将就异地高考问题出台指导意见,十个月内各地区将具体出台实施办法。这个模糊不清的说法,表明政府对于“既得利益”和“增长利益”之间的矛盾,尚无明确的解决思路。但是对于教育政策变动所要触及的利益人群,政策制定方却是相当心知肚明的。

  按照2011年末的统计,北京全市常住人口已达2018.6万人,远远超过了2004年制定的《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中所规定的“争取2020年人口控制在1800万的标准,这其中,非户籍人口为742.2万人,且保持着年均10%的增速。近年来,北京出现的一系列治理问题,无不与不断膨胀的人口与无法跟上这一膨胀速度的城市管理能力相关。污染的环境、糟糕的交通,以及日益激烈的生存竞争,让北京上海的本地户籍人口——尤其是那些自小在此长大的“北京人”上海人”感受到了压力。

  从2010年开始,在争取放开异地高考政策的三年里,这群争取“高考权”的家长已经与本地户籍家长进行过数次交锋。在教育部将异地高考政策提上日程之前,这些争执还仅仅见于零星的网络与媒体辩论。然而2012年后,冲突开始升级了。持不同意见者,也开始逐渐组织了起来。

  在北京,一群异地高考的反对者们聚集在百度国安贴吧中,自发开展了有组织的反对活动。他们将外地家长争取高考权的上访行为称为“异闹”(异地高考闹事者),并把网络头像改成统一的“反异闹、促文明、护文化”的圆形标识,标识下还绘有一个被啃食的幼苗,象征着外地人对本地学生权益的侵蚀。在上海,出于相似的理由,本地人在网络上结成了“守沪者同盟”,并通过微博向北京的“反异闹”群体表示了声援。2012年9月,在外地家长们上访时,双方甚至在教委上访办门口发生了肢体冲突。

  双方在理念上的分歧,可于外地家长中流传的一则笑谈中得见:据说“反异闹”群体同样给教委送去了锦旗,表扬他们在维护北京传统文化方面作出了贡献。《南方周末》曾在报道中,将这群“异闹”反对者称之为“京籍非家长”,认为他们忧心于外地人对北京资源的侵占,看不到外地家长的实际难处。将他们描述为一群满怀乡愁的地域主义者。

  “反异闹”群体对于放开高考限制的批评,确与他们近些年来对自己生存环境的改变直接相关。北京女子阿庆,网名“深夜走过长安街”,她在自己的博客中致力于维护北京籍人群的高考权益。她甚至为此“约辩”为异地高考运动提供法律咨询和舆论支持的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张千帆。在她看来,放开异地高考,将会对北京的城市发展产生毁灭性的冲击。没有了子女就学的门槛,早已不堪重负的北京人口将进一步膨胀。阿庆认为,2004年河南郑州开放户籍后又紧急关闭,2005年北京开放购车后造成的严重负面影响,即是相似的例证。

  “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我生于斯,长于斯,将来也要死于斯,面对着城市巨大的变迁,胡同没了,京片子没了,由于大量的外来人口,给我们造成困惑,我们也有乡愁。”阿庆在与张千帆辩论时讲到。在乡愁的情感支持之外,“反异闹”群体也有一整套基于现实的理论支持。

  阿庆在博客中说,2006、2007年时参加北京高考的本地生源比例很高,绝大多数考生至少在北京接受了6年中学教育。但此后,外地生源参加北京高考的比例逐年增加,“每年的变化都非常明显,不少外地考生是高二甚至高三时才把学籍转到北京。一个北大的学生告诉我,他住的楼层有4个北京本地生源,但只有他一个人说北京话。”因此,在全国教育资源不均衡的情况下,北京这一块高等教育资源丰富的洼地,必然吸引大量的高考移民。进一步加重全国高等教育的不均衡性。

  在众多对本地高考权利的辩护中,最有道德感召力的,就是放开资源优越地区的高考权利,将进一步加重高等教育竞争的隐性不平等。“反异闹”群体认为,放开竞争,只会有利于全中国的有钱有势人群,他们将合法地利用自己本身已具备的优势社会资源,轻易地将孩子送往北京上海等地就读。由于北京上海的内部教育资源还存在不均衡性,这两地的中下层民众,将进一步陷入教育方面的劣势中。 “你们为什么不回去建设自己的家乡呢?”这是在网络辩论中,两地高考权益的维护者常说的一句话。

  这一点,外地家长们并不赞同,正如张千帆在与阿庆的辩论中所言,造成这种资源不均衡的,正是北京上海等地一步步为自己树立起的高考特权所致。继续坚持基于户口制度的高考限制,无异于为了治洪而筑起超过地平面的大坝。唯有打破这种特权,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一种更为公平的高等考试制度,才是对异地高考问题的彻底解决方案。

  “高考权”与社会治理

  然而,“高考权”到底算一种怎样的权利?不论出身如何,一个孩子改变自己命运的权利,是否应该是一个国家的公民所共有的?这一点正是“异闹”双方产生矛盾的根源。

  一位网名“跳舞”的家长,是争取教育权利公平的深度参与者。在她看来,上海的异地高考政策是一种“拼爹积分制” ,看似更为理性,然而等于是将歧视制度化了。北京的过渡方案规定外地孩子只能报考职业教育,更是一种赤裸裸的歧视。“好像外地人只配受职业教育。”如果说高考户籍限制由于历史原因,还可以理解的话,新出台的异地高考制度就是公然将孩子分为了三六九等。“一个孩子的命运应该由自己去选择,你不能给他指定一条路,给他贴上‘你是一个外地孩子’的标签。尤其是农民工的孩子,在劣势的生活条件和教育条件下,如果他很优秀,他就应该有一个上升的渠道。”

  在非京籍家长的权利观中,高考权是教育权的一部分,而教育权属于一个公民应当具有的基本权利。一个孩子的未来道路,不应该由他的家长是否有房有车,甚或是否有犯罪记录来决定。正是基于这种思路,“跳舞”在回复一名北京家长的质问时说:“无论如何,我和你的孩子都将在一个城市里长大。如果在他们长大以后,面临的还是这样一个不公正的生活环境,你的孩子能够独善其身吗?我们作为成年人,应该做的事情是为孩子们创造一个公平而和谐的环境。而不是因为害怕自己的孩子利益受损,就先冲到前面去为他扫除路障。”在一次针对异地高考的小型研讨会上,“跳舞”作为家长代表发言,她说,京籍家长和非京籍家长应该做的事情,是一起督促政府做大教育的蛋糕,而不是在现有的格局下去争夺切蛋糕的权益。“政府应该维护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在这样的国家生活,才是安全的。”

  但在北京与上海的家长看来,高考权属于户籍带来的“福利”,而并非泛泛而言的公民权。这一论点的基础在于,各地的部署高校,并非由教育部直接拨款。而是由当地政府与国家联合办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等部署高校,省一级的财政拨款,甚至占到了60%以上。所以地区型部署高校,天然应偏向本地区的纳税人。

  但这里又混淆了一个概念,首先,纳税人与户籍并不是等同的。在北京、上海等地工作纳税的非本地户口人士,是否应该基于同样的财政理由,要求享受到同样的高等教育权?其次,这种说法忽略了纳税本身作为公共政策的调节属性,教育方面的公共建设,更应具备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属性。

  与义务教育不同,人才选拔色彩强烈的高考究竟承担着何种角色?2011年,时任教育部学生司司长的瞿振元曾说,在传统计划经济下,高校实际上承担了选拔预备干部的责任,甚至可以说是选拔预备公务员的行政性考试。然而,随着社会分工的专业化和开放,现在的高校统一招生制度已开始出现诸多问题,它已经不是国家专属权力,而是一个社会权利体系。这就意味着,高考权的“权利”属性,已经该放在社会公平,调节社会流动的视角下来理解了。在教育市场化尚处于尝试阶段的今天,明晰教育本身应该具备的政治意味,或许更为重要。

  大一统国家的选拔考试,一直都具有调节地域差别,综合选拔各区域优秀人才的作用。远至东汉时的“孝廉”制,推举名额即有必须与人口成比例一项。地区的名额限制明显地表示科举制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网罗最优秀的“士”参加政府,其更深一层的用心则是全国各地区的“士”必须平均而不断地进入统一帝国的权力系统,使“孝廉”的察举成为政府与整体社会之间的一条通道。具体言之,此制对统一帝国有政治与文化两方面的重要性。(余英时《试说科举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而明清两朝分南北取士,也同样基于这一思路。

  在利益多元的现代社会,在各地高考录取比例已超过80%的今天,对于“高考权”是否属于基本权利的辩论,更为复杂,也更为必要。高考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地域问题,它更是一个阶级问题。事实上,即使在争取异地高考权利的家长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声音。北京高考平权运动的主要组织者,都是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中产阶级,他们的经济实力,胜过一般的北京中下层民众。因此,在一开始讨论运动方向的时候,甚至有家长提出,将房产作为高考的准入门槛。而在整个运动的策略中,家长们也一直试图打造自己“负责任的中产阶级”形象,强调他们自身是这个城市有机体的一部分。比如胡杨的丈夫是一名北京地铁的工作人员,她会在演讲中强调,北京每一个乘坐地铁的人,都需要我们的工作。

  这一思路其实隐含着强烈的阶级意味——如果一名中产阶级的工作是重要的,那么农民工呢?事实上,在整个运动之中,组织者中确实缺乏“草根”的身影,他们更多只是以签名册上的一个名字而出现。最终,组织运动的家长们还是认为,高考权应该是一个“普世”的权利。“跳舞”说,她之所以来到北京,是因为在一个变化的时代成长,观看世界的眼光“比较理想化”,认为困难会随着时间被解决。因此她认为,在教育领域,建立在利益分配上的价值观,本身就是错误的,它将催生歧视,尖锐矛盾。

  “一个北京孩子,他的同学圈子都离不开北京,他对‘外地人’的生活能有多少感同身受?就像我之前在河南,作为一个城市孩子,我也会歧视农村人。但等你出来后,发现整个河南都是被歧视的,你就会觉得你之前的城乡歧视是非常可笑的。”在她看来,这种彼此理解的价值观念,或许应该是利益分配机制的基础。

  然而吊诡的是,北京和上海出台的限制性门槛,反而是将中产阶级挡在了门外。毕竟对于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来说,职业化教育可能是更迫切的需求。上海于2004年开始接受外来务工人员报考职业学校,并开始树立一种“有尊严的蓝领工人”文化。这究竟是在尊重弱势群体,还是更为制度化的不平等?

  在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这种不平等更多是以隐形方式存在的。统一的标准化SAT考试对所有人开放,但是各大学的自主招生体系中包含的社会服务、能力拓展等评估标准,则隐含了对学生社会经济资本的需求。但也让个别非常优秀的学生得以脱颖而出——这是教育版美国梦的制度基础。事实上,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里,人们阶层流动的需求并不是特别强烈,而在今天的中国,正经历着社会阶层不断重组和固化的时期。资本的流动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以显性方式堵住人们的上升渠道,可能是尤为危险的。这也是为什么外地家长们,需要将自身的诉求与更广泛的公民权相结合的原因。在今天的中国,即使你拒绝接纳一部分外来人群,但他们仍然将随着资本和工作机会的流动进入你的生活。即使在当下以制度化的方式拒斥他们,他们仍将在未来成为政治共同体的一部分。

  围绕着异地高考的斗争,胡杨“跳舞”们和阿庆们各执一词,他们所在人群的利益有着尖锐的矛盾。但这也是此一斗争与其他社会斗争不同之处。在以往的社会运动中,往往是一个抽象的政府与具体的人民之间的利益之争。但就像围绕着“高考权”的争执,任何一种围绕权利的斗争,背后可能都将是两个生活经历与价值立场完全不同的人群的斗争。

  上海北京的“反异闹”运动,广州的“捍卫粤语”与香港的排陆情绪,都是不平衡的地域利益中的一部分。在这些斗争中,人民出场了,这些运动很有可能是产生全新的权利文化的契机。在“保护本地人利益”和“捍卫公平”的口号对立中,这些私产的保卫者,是否能通过博弈,创造出一个更为公平有效的利益分配机制?

  任何一次社会变化都必须与现实社会利益紧密相连。北京市教委最新一次针对异地高考的会议报告指出,北京的高考学生在2006年达到12.4万人次的高峰后,逐年下降,到去年只有7.2万人。但相应的,同样是从2006年开始, 迎来了一波户籍出生高峰,2006年的新生儿为7.2万人,而2011年为12万人。这意味着,未来几年北京的小学,初中,高中会依次迎来生源高峰。到2014年,全市小学一年级入学热门口将由目前的10万人,剧增到18万人左右。如不增加教育方面的基础建设,北京高中阶段的教育资源,将依然紧张。这些天然享受着首都教育权利的新生儿们,将会是对于外地家长们的高考权诉求最大的挑战。

  • 责任编辑:宋代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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