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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如何借鉴中国:傅高义与拜登的殊途同归

美国学者傅高义出版《邓小平时代》引起热议;随后在近日,拜登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也引起了广泛讨论。不过,两者却有着相当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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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高义

    作为两个世界大国,中美之间从不缺乏新闻:先是美国学者傅高义出版《邓小平时代》引起热议;随后在近日,拜登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也引起了广泛讨论。不过,两者却有着相当大的差异。

  傅高义的书极力赞扬了中国前领导人,而拜登的演讲辞则对中国进行了批评,提出中国的竞争力还远不如美国。这一捧一贬,透射出美国在不同领域对中国的看法。

  西方精英阶层对中国的看法长期以来大致分为两派,一派持好感,被人戏称为“熊猫派”(Panda Hugger),一派持敌意,被人戏称为“屠龙者”(Dragon Slayer)。这两种观点都有着深厚的社会和历史基础。

  早期的交流与看法

  最早来到中国的美国人,是商人、水手和传教士。对这时的美国来说,中国仿佛是一个遥远的梦幻。面对几亿不信上帝的民众,宗教人士认为这是个荣耀上帝的不可错过的机会。面对几亿潜在的消费者,商人认为这是个巨大的市场。

  美国介入中国的时间比欧洲列强略晚,因此处于不利地位。为了扩大在华利益和影响力,美国提出门户开放的倡议,并积极培养中国的优秀人才。公平地说,虽然这是出于美国自身利益的考量,但也为中国带来了一些好处: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的很多重要人才,都来源于美国的培养。

  美国长期以来都有一种独特的例外主义,认为美国理应在全世界散布民主与自由。在二十世纪早期美国精英的看法中,中国仿佛是一块富饶的、夹杂着野蛮与文明的、待拯救的土地。不过,美国例外主义在此之前几乎没有什么成功的案例,曾经作为美国来培养的利比里亚,到20世纪初情况仍然十分糟糕。

  在中国,美国例外主义终于找到了一块独特的沃土。二十世纪早期,一些美国精英觉得美国对中国具有监护责任,这种心态并不完全出于功利主义考量,而是有一定的理想主义成分。当时虽然也有“黄祸论”存在,但并非美国社会主流。

  过早凋零的老中国通与依赖宣传的民众对华看法

  美国精英阶层进一步产生对中国的看法和政策,是依靠着一批对中国极为了解的外交官、记者和军官。他们有个统一的名字,叫做“中国通”(China Hands)。他们精通汉语,有的甚至自幼在中国长大,对中国有着深厚的好感。比如美国外交官约翰 谢伟思,军官约翰 戴维斯,记者西奥多 怀特。按照现在的定义,当时美国精英阶层可以说到处都是“熊猫派”。这并不奇怪。因为一方面中国代表着一个完全不同的、有趣的文化,另一方面,中国当时完全没有可能对美国造成威胁。“屠龙者”没有存在的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在美国的战略中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当时没有人敢把期望建立在不知何时才能成功的原子弹研制中,甚至很多负责战略决策的参谋都不清楚这个项目的存在。因此在制定的对日作战计划中,需要首先肃清在中国的日本军队,然后以中国作为对日登陆作战的基地。同时,中国也牵制着大量的日本军队,消耗着大量的日军物资,这对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作战,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美国政府派出了大量的外交、军事人员,协助中国进行作战。这些团队往往以“中国通”为核心。而美国政府和媒体也在国内不遗余力地美化中国的形象,以说服民众支持中国抗战。

  二战中,由于国民政府内部的腐败问题以及权力斗争,中国通们对国民政府在二战后的命运普遍持悲观态度。同时,以大卫 贝雷特为首的迪克西使团考察了延安和一些游击区,中国通们逐渐感到中共才是更有可能主宰中国的力量。因此,政府部门内的中国通们写了大量报告,要求美国政府与中共建立联系,提供支持,把中共争取到美国这一边,同时他们的报告也对国民政府进行了大量尖锐的批评。其中一些中国通认为至少应该把中共扶持起来,能够让国民政府投鼠忌器,从而促进两者建立联合政府。中共也积极向美国示好,当年新华日报不乏对美国的溢美之词。

  然而,对中国缺乏足够了解的美国后方官员并没有意识到当时中国社会的问题,也没有意识到国民政府内部问题的严重性。而且由于对共产主义的错误理解,大多数美国政治精英认为全世界共产党都是铁板一块,根本不可能不与苏共合谋,因此放弃了对中共的接触。

  二战结束后,美国政府虽然对国民政府存在的问题极度不满(比如政府首脑大肆贪污美国的军事援助款),而且也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但是当国民政府坚决要开战的时候,美国还是选择了站在国民政府一边。然而,战争的结果却没有如美国后方官员所预料的一样,反而是中国通们的预言得到了印证。

  由于一直以来的偏见,以及美国持续支持国民政府所带来的双方隔阂,中共与美国当时没能建立良好的关系,而是如我们所知地走向了彻底的对立。

  当新中国成立后,美国的例外主义思维遭遇了历史上最大的失败。很多政治精英想不通究竟哪里做得不对,为什么投入了这么大的人力和物力,这么费尽心思,最后竟“失去了中国”。于是美国政界展开了“谁失去了中国”的辩论。中国通们曾由于说过中共的好话而不幸中枪,被当作“信仰共产主义的破坏分子”而受到驱逐,甚至迫害。大多数中国通都受到长期审查、审问,而且不能在政府、军队或任何与官方有关的机构中担任工作。

  一时间,美国政界无人敢说关于中国的好话。一夜之间,“熊猫派”被从政府中驱逐。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屠龙者”们粉墨登场。各种中国威胁论弥漫着政治圈。

  由于最了解中国的人员全部被排除在政治圈之外,政治生命过早夭折,导致了美国政界对中国的理解出现了断层。朝鲜战争、对印自卫反击战、中苏冲突,在这一系列事件中,美国政界屡屡误判。这个问题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开始好转。

  在此期间美国国内对中国的描绘也是以强调威胁与贫困为主,因此这段时期成长起来的美国民众经常对华有着一些奇怪的看法。比如坚信“共产中国”时时刻刻想要摧毁美国,或者觉得中国什么都没有,来一个中国学生还要介绍一下什么是电视机。当然也有很多人对中国人持同情态度,给予了中国留学生大量的帮助。

  • 责任编辑:宋代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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