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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树华:冷战后国际“民主化”的经验与教训

冷战结束后20年来,民主一直是国际政治中的热门话题。凭借对民主话语的垄断,西方战略家将其包装成全人类的所谓“普世价值”和全球性政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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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战结束后20年来,民主一直是国际政治中的热门话题。凭借对民主话语的垄断,西方战略家将其包装成全人类的所谓“普世价值”和全球性政治标准。民主被西方政治理论家提炼成政治制度的唯一真谛,演变为一种政治宗教,成为西方对外输出的政治圣经、基本软件和影响他国的“利器”,成为打造西方霸权的“开路先锋”。

  其一,民主被泛国际化。在西方战略家眼里,民主已经是一种全球化现象,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一样,成为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价值、观念、标准、制度、原则,甚至做法。近些年来,国际上的“民主阵营”甚为嚣张,极尽政治渗透和武力干涉之能事,这不仅导致了国际关系紧张和国际政治动荡,也延缓了一些地区政治发展的进程,败坏了民主的声誉,导致了以下伴生性政治“后遗症”:民主道路迷失、民主思想嬗变、民主结果异化、民主机体溃疡、民主泛化与民主赤字并存、不少国家政治风险上升和政局动荡频繁。与此同时,依附性民主、复仇政治、寡头式民主、财阀的自由等一些民主异质现象也开始出现。

  其二,民主被神圣化、宗教化。在西方,民主被“教化”,主要表现为宗教化、教条化。譬如,宣扬民主拜物教,将民主形式神圣化、民主制度西式化、西式民主理论教条化、西式民主程式化和模式化。在一些西方政客眼里,一个政治人物、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旦笼罩上“民主、自由”的光环,便可以随意指责对手是野蛮的、专制的、独裁的。对于民主的宗教化色彩及背后的战略考虑,西方政治学者常常开门见山,毫不掩饰。比如,亨廷顿在《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一书中就写道,现代民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它扎根于西方社会;民主为西方所特有,可以被西方对外政策制定者所利用。

  其三,民主被工具化、功利化。典型的西方政治逻辑就是:我即民主,谁不与我站在一起,谁就是民主的敌人。冷战后,一些国家继续以民主划线,将世界分割成敌我对立阵营。在民主工具化和功利化的背景下,严肃的民主话题变成了“政治快餐”,不仅恶化了民主形象,而且引发政治冲突,误导了一些国家对政治发展的探索,拖累了整个世界的政治发展进程。有人误认为实行民主就是政治放松、绝对自由、党派竞争,民主化就意味着要进行大规模的政治改组、政党斗争、投票选举、全民公投等等。实际上,民主要求良好的政治素养和成熟的政治文化,也意味着一定程度的妥协、协商。

  其四,民主被标签化、碎片化。一些国家的政治势力往往将民主制度与西方的政治制度简单等同,将民主化视为西化;一些国家急欲给自己贴上“民主化”的标签,以求在国际关系中能够与“冷战”后的西方大国站在一起;而一些西方国家也习惯以自己的民主框架来衡量和谈论别国的政治制度或政治进程,把持民主的定义和标准,随意给他国打上“民主”或“独裁”的标签。西方笃信民主的普适性和通用性,忽视民主的多样性、现实性和发展的阶段性。殊不知,民主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民主的发展程度与其所处的历史阶段密切相关。实际上,近年来包括原苏联、东欧地区以及拉美和非洲等国家在内,人为移植西方民主模式很少给这些地区带来真正的民主、自由、平等和幸福。

  其五,民主被程序化、格式化。这方面突出表现在将复杂庞大的政治体系简化为民主化,并将民主化等同于选举和多党竞争,进而将复杂的政治民主进程简单化为一套选举程序。事实上,虽然选举是必要的,是民主的重要表现和形式,但它并非民主的全部和实质。我们看到,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普选常常变成一场全社会范围的“政治大赌博”,公民投票就像是在下“赌注”,为了赢得选举,一些党派和政治领袖往往不吝许诺,让普通选民在政治制度、社会发展方向等问题上进行选择。结果是,过分关注投票过程和结果,而忽视选举之后的政治规制和监督制衡,造成一些政权出现宪政危机或独裁当道,从而陷入无休止的政治动荡和社会泥潭。在这种情况下,倘使法制软弱无力,买卖选票和政治腐败现象就会极为猖獗,民主就变成选票的市场交易,议会所体现的不过是院外活动集团的利益。

  其六,民主被绝对化、终极化。主要表现是宣扬西式民主模式的全球普适性和历史永恒性,认为在一国政治中,民主涵盖了所有政治进程。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民主成为政治发展总体进程中唯一的和终极的追求,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和绝对的“民主”,可以不顾甚至抛弃稳定、效率、秩序等政治价值。典型的例子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在这些极度追求“民主”“自由”的国家里就曾出现过所谓民主化浪潮。然而,这些国家的民主化潮流始终起起落落、来去匆匆,以至于短短数年时间里,这里的人民由“渴望民主”变为“厌倦民主”,转而追求稳定和秩序。
 

  今天,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由于对民主的不当追求,一些国家不由自主地陷入了认识误区和思想迷局,从而引致各式各样的政治乱象。与国外情形相近似,在国内,民主之于国内思想理论界既熟悉、又混乱,对民主的理解歧义颇多,在认识上存在着不少误区和模糊之处。什么是民主?如何发展和实现民主?什么是正确的民主发展观?世界各国政治发展与民主化的前景如何?西方某些国家强行推销的“民主化”暗含哪些危险?提出哪些思想挑战?这些都需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分析、来回答。

  (1)对于民主不应抽象地和孤立地去研究,而应注重分析和研究民主的历史性和实践性。局限于从概念或借助西方民主教科书来阐释民主,在今天已无助于民主研究的深化。为避免纷争,应当将研究的重点由民主的一般性、概念性或规范性研究转到民主的实证性、国际性比较研究上来。应结合冷战后国际政治领域中的一些鲜活例证,来分析一些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的成败得失,以国际的视野和发展的眼光,探讨民主化的理论逻辑、实践顺序和成长条件。面对民主问题上的迷思和争论,要进一步树立正确的民主观,深刻认识到,民主是多样的、具体的、现实的、历史的。当前的欧美债务危机,是对“西式民主”缺陷的进一步暴露,也是对民主历史性和实践性的深刻印证。

  (2)关注民主化进程的国际环境及国际经验教训,勇于超越西式民主理论,学会驾驭民主化进程。应当看到,当今世界的民主理论是由西方大国主导的。而西方大国主流的民主理论和民主化策略又是主要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出来的。这也构成了西方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国际角度研究民主问题,首先要关注西方民主理论的演变,同时,要着力比较分析美国、欧洲这两个主要“民主推手”的战略意图和策略差异,通过比较国际上多数国家的政治发展和民主化实践,总结政治兴衰的经验和教训,发现民主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进而超越西式民主理论,驾驭民主化进程。

  (3)注重研究民主的成长性和发展的包容性。冷战后,民主的潮起潮落以及近几年围绕东西方发展模式优劣的辩论表明,民主进程是政治发展进程的组成部分,民主并不是唯一的、终极的,用民主概念并不能解释一切。研究中东和拉美地区等第三世界的民主化历程会发现,一个国家需要的政治发展方式、发展道路、发展价值和目标,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是不同的。不同的国家战略和民族目标任务决定了这个国家这一时期的政治主题和政治方式。与政治发展一样,民主有着特定的发展顺序、速度和方式。民主有其成长的环境、条件、土壤、文化、成本与质量。民主进程要统一于政治发展的总目标,要与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法治建设等进程相协调。

  (4)关注中国发展的政治经验,树立正确的民主观。国际历史经验表明,每个国家的民主都应符合自身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发展民主应当因地制宜,外部强加或全盘照搬往往得不偿失,适得其反。我们应树立正确的民主观,深入剖析西方推广民主背后的地缘战略意图,深入总结俄罗斯等国家在民主化问题上的教训,努力摆脱西方在民主、人权领域的话语禁锢,努力提炼和归纳中国的政治经验和理论价值,增强政治自信力和理论说服力;要针对国际上流行的各种不同版本的“政治、民主、人权排行榜”,研究一套科学而全面的政治发展力评估模型,研发中国版的“世界政治发展力评估报告”;要坚持政治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探索全面而科学的政治发展理论,促进政治民主、政治稳定、政治高效、政治廉洁,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民主迷局与发展悖论——冷战后国际‘民主化’的经验与教训”负责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 责任编辑:宋代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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