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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制度博弈——行百里者半九十

行百里者半九十。未来10年并非坦途,日益成长的中国必将面临更大的挑战。而化解之道,只有以进一步改革创造发展“最大的红利”。

  核心提示:行百里者半九十。未来10年并非坦途,日益成长的中国必将面临更大的挑战。而化解之道,只有以进一步改革创造发展“最大的红利”。

  未来10年,将是中国梦想成真的最后一段征程: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按照世界银行标准成为发达国家俱乐部成员,并历史性跃居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然而,行百里者半九十。未来10年并非坦途,日益成长的中国必将面临更大的挑战。而化解之道,只有以进一步改革创造发展“最大的红利”。规划未来10年的改革路线图,首先需要认清中国历经三十多年的改革所形成的体制优势和中国目前面临的考验。

  一、东西方视野下的中国制度优势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以渐进的模式,成功从终身制、个人领导决策演变为任期制和集体领导决策。十八大是这个模式的延续,更以新的突破鲜明地回应了西方的质疑。

  中国持续三十多年的经济奇迹,使西方不得不承认中国模式的有效性和合理性。但同时,它们又从根本上对中国制度提出两个尖锐的质疑:中国模式无法解决权力的和平交接、中国模式无法避免政治强人和个人独裁的出现。

  虽然2003年,中国已经成功实现了权力的和平交接,但从西方政治学思维来讲,这只是唯一的一次,是特例,不具备说服力。他们认为,衡量一个新生的民主国家是否成熟的标准是看其能否实现两次权力平稳更替,更何况中国这种“第三条道路”。而在党的十八大期间中国再度实现了制度性和平权力传承,无可辩驳地验证了中国制度模式的成功和成熟。

  同时,前任国家领导人胡锦涛等高风亮节,带头“祼退”,完善了中国的权力交接制度。让西方“中国无法避免出现政治强人”的质疑遁形。

  十八大之后,尽管直至2013年3月的全国人代会,习近平才接任国家主席,但他依然能够立即就位,展开全方位施政。在反腐败、注重民生、整顿党风、治军等方面雷厉风行。为此,中国台湾《工商时报》的社论称:“习近平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立即以惊人的力度推展新政,包括在政治上彻底与贪腐、官场逢迎的文化划清界限,在经济上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他上任才刚满1个月,各项改革措施就像连珠炮般不断出炉,而且政策的力度几近革命。”

  习近平能在即位之初就推行一系列极有针对性的施政举措,原因在于:一是中国卓有成效的人才产生体系:即在能力基础上的全国性选拔、长期培养和历练、年龄限制、定期更替、行政和立法机构的差额选举。以新一届领导人国家主席和总理为例,他们均经历过长达二十年左右的基层任职考验,并在5年前进入最高权力中心—中央政治局常委,从而对国情、政情、民情了如指掌,可以立即进行有针对性的施政,根本不需要西方新领导人至少长达半年的熟悉情况阶段。

  二是中国不存在西方式的宪政空窗期。在西方假如换人或换党,新的领导者必须等上数月就职后才能展开施政。在美国,这一等待时间近两个月,在韩国则近三个月。而一些议会制国家,假如选举出现争执或者无一党派占据优势,则往往长期无法组成政府。如意大利,尽管国家处于经济危机之中,但本次选举两个月之后,才勉强组成一个脆弱的联合政府。而这些不同派别的政界人士此前还在互相指责、甚至互相谩骂。更令欧盟担心的是,丑闻不断的前总理贝卢斯科尼是这个政府幕后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奥地利《信使报》认为:新总理恩里科?莱塔将成为政府的稻草人。因为谁也不相信贝卢斯科尼不会在联合政府中“垂帘听政”。文章最后感叹道:可悲的意大利!

  这两个阶段可合称为国家权力交接时的空转期。在一个瞬息万变的全球化时代,这样长的空转期,代价显然过于高昂。

  三是东西方虽然都是从全国选拔人才,但由于制度原因,西方却不能从全国的层面使用人才。西方由于不同政党的存在,整个国家的政治人才被政党切割成几个部分,并随政党共进退。一党获胜,哪怕原来的政务官再有能力,也需统统大换血。这既造成人才短缺,又造成人才浪费,更造成政策的非连续性。毕竟政治精英也是稀缺资源,一个杰出政治人才的产生也是多种因素合成的,而政治精英也有其自然寿命。一个政党连任八年,也就意味着另一个政党的政治精英闲置八年。这也是为什么,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去世后,整个西方都在呼唤何时才能再有后来者。

  而中国一党执政,多党参政,则完全不存在西方这种体制性弊端。

  本次人代会,中国进行了大部制改革。素有“铁老大”之称的庞大利益集团铁道部被成功纳入改革轨道并最终被取消。而连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却在试图解决“控枪”问题上再走麦城。由此可看出,和西方相比,中国体制可以非常有效地保持政治独立性。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造就了两大力量的崛起:资本和民众。今日中国已从三十多年前政治力量主导一切演变为民众、资本和政治权力的三方博弈。

  在西方,这三种力量博弈的最后结果是产生了以普选为特征的民主制度。民众通过选票获得了对政治的控制权,而普选导致的高成本又为资本提供了影响政治的空间。至此,政治权力成为弱势,民权和资本的权力事实上主导了西方各国,这种模式运行的结果不仅导致了美国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次贷危机,更令危机中坚持改革的政治人物被淘汰。

  意大利前总理蒙蒂是“二战”后唯一不由民选产生的,却又被欧洲认为是“二战”以来最为出色的领导人。但他在执政期间实行的正确和必要的紧缩政策,引发了选民的强烈反对。结果他在今年的选举中惨败。他的政党在参议院315席中仅获得18席,众议院630席仅获得46席。类似的例子还有以理性著称的德国。前总理施罗德2000年就未雨绸缪实行今天危机中国家的改革政策,也被选民赶下台。至于浪漫的法国,上世纪90年代希拉克就想改革,结果引发全国大规模抗议,至此改革冻结。就是经济危机来临之后,在民众的压力下,改革也依然难以启动。这样的政治现实,导致政治人物退缩保守,不敢面对现实,致使问题越积越重,最终形成全面危机。

  事实上,今天的西方,政治人物讨好选民已经达到荒诞不经的程度。现在巴黎市政府选举在即,为了笼络选民,竟然宣布近期随地扔垃圾将不再罚款。此前规定每个烟头要罚35欧元。法律在民众面前竟然变成了儿戏。

  中国传统上政治都是强势并处于独立状态的。为了避免政治自身不受控制,发展出了“民本主义”(民为贵,君为轻)、“天命”理论。即政治的合法性建立在为民和执政的有效性上,一旦违背,其合法性即丧失,被取代就是合理的。同时还发展出一套政治权力的自我制衡机制。

  直至今天,中国政治独立性的状态和传统依然如故。今日中国,虽然三种权力博弈日益激烈,但至少在全国一级,政治权力仍然有最终的决定权。所以,一些很困难的决策、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决策,都能够执行。

  至少从现实角度看,一个以追求利润为核心的、资本主导的制度,一个以追求福利为核心的民众主导的制度,其合理性、有效性要远远低于相对中立的政治权力主导的制度。今年4月30日在法国播放并早早就引发法国关注、让·米歇尔·卡雷拍摄的纪录片《中国,新帝国》,由此提出这样的结论:“在西方,是金融家们掌控政权,在中国不同,中国是由国家控制大公司和银行系统以及能源。”

  整体而言,从实证的角度看,西方选举这种方式产生的领导人,要么无法选出最优秀的人才,要么无人才可选。即使偶尔出现负责任有魄力、敢于正视现实和注重长远的领导人,也往往被选民选下台。所以从现实政治实践看,中国的层层选拔制,有意识的人才培养体系,要胜于西方通过选举方式产生领导人的模式。

  • 责任编辑:宋代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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