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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制度博弈——行百里者半九十

行百里者半九十。未来10年并非坦途,日益成长的中国必将面临更大的挑战。而化解之道,只有以进一步改革创造发展“最大的红利”。

  三、未来改革路线图

  从现实的问题和挑战出发,中国需要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涵盖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是一个系统工程。

  政治制度上,今天的中国类似于1688年光荣革命后的英国,政治制度主要框架已形成,再无需结构性的变革,只需与时俱进的微调和演变。

  中国的政治体制应从逐步增加决策的透明度、逐步扩大民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着手,其核心是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同时要进一步扩大执政基础,进一步增加执政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这不仅可以增加体制的向心力、合法性,也是有效遏制腐败的治本之策。

  党内民主的制度化。今日中国,已经形成一套成熟的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从实践来看,这种模式的有效性毋庸置疑。未来这种模式要和党内民主进一步结合起来。比如刚刚闭幕的中共十八大建立的党代表提案制,就是党内民主的一大突破。党内民主最终发展方向是建构一套人人遵守、认同的明晰规则,并在这一前提下,使权力的产生和转移更加有序、透明、公平、公开。

  司法改革。司法号称公平和正义的最后底线,是正义的源头。从减少地方行政权干预出发,不妨试点银行、税务自上而下的纵向管理体制,令司法独立于地方政府。目前,据人民网转引香港信报的报道,中央正决定于今年将上海、天津、重庆、深圳四城市作为全国首批试点司法独立的特区。主要将纪委和司法的权力,从地方党委和政府中独立出来,变成单线条的中央垂直管理系统。中央管党纪,两高管司法。

  政治理论创新和突破。理论要与时俱进,既要跳出西方政治学说的话语体系,又能够改变过去自身僵化和刻板的说教式模式。归根结底是要能够对现实进行有说服力的解读。在理论表达上,也要改变过去长期存在的高高在上的“官媒”架子、官腔官调的“八股”文风、刻板说教的“灌输”模式。近几年红旗出版社出版的《解读中国》书系就是较为成功的积极尝试。

  经济层面上,为推动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变,提升产业结构,实现稳定、平衡、可持续的增长,需要进行如下几个方面的改革。

  一是全面建立符合国情的社会保障制度,做到既能承受,又要避免西方模式造成的低效率、浪费特别是社会的活力和动力降低的弊端。消除民众后顾之忧,推动消费。

  二是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达到缩小贫富差距的目的,并通过改革形成稳定的橄榄型社会。比如提高最低工资,加大对教育、医疗和公共服务的支出、征收遗产税、提高高收入者的税率等。

  三是在城市化已经超过50%的情况下,未来10年,改革现行户籍管理制度也将提上日程,实现人人平权。

  四是财税制度的进一步改革。1994年前后进行的财税体制改革,理顺了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形成了持续规范的财政增收机制,提高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推动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但改革进行到今天,一些问题也浮出水面。比如地方财政对土地、房地产的依赖越来越大,投资上项目的冲动高昂,不仅推高房价,引发社会问题,更存在相当的金融和经济风险。1994年的改革对公共产品的投入考虑不足,而事权和财权的不对称,不仅导致地方财政困难和债务上升,影响社会事业的发展,还成为地方乱收费的根源之一。

  最后,从全球角度看,未来10年乃至30年能够对中国经济发展形成外部冲击的只有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界,主体则是一批金融机构。出于未雨绸缪的需要,中国应该借助西方金融危机的机会进行布局。这种方式既非为了抄底,也非为了短期效益,而是通过获得知情权、影响力甚至控制权,确保未来10年甚至30年、50年的经济稳定和安全。此次金融危机向全世界展示了华尔街对白宫的影响力,假如中国能够对这些金融机构产生影响,其政治效应不可估量。

  未来10年,凭借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各项改革措施得当,再加上城市化的强大拉动,投资、消费、出口的潜能以及后起国家的赶超效应仍然存在,中国必然会化解目前面临的来自国内外的巨大挑战。中国仍将继续保持较高速度增长,并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这不仅能为中国深化改革提供更充分的物质保障,也会增强中国特色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以及对抗外在压力的能力,中国将从“经济发展导致政治稳定”的阶段过渡到“政治稳定未必一定依赖经济发展的阶段”。

  未来的中国,正如2009年达沃斯论坛主席施瓦布教授向温家宝总理提问时所表达的:“过去,我们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中国的发展打了很多问号,但每次这些问号都被你们用漂亮的成绩回答了;这一次,尽管我也有问号,但我不怀疑中国会交出一份漂亮的答卷。”

  • 责任编辑:宋代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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