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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知的进化史与政治观

“公知”们清楚在中国大陆的生存逻辑,他们永远都会有一个底线,并非是真“勇士”,不该触碰的他们永远都会保持距离,他们大多都是从商之士,他们明白中国大陆的“政商关系”,很多时候仅是一种姿态,甚至是被其自身的粉丝民意所裹挟,他们知道退路在什么地方,如何与握有实权的官僚打交道,他们在言说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的时候往往瞅准了一道安全的夹缝,必要时全身而退,这是不得不学会的政治哲学。

  大公网评论员马俊茂

  “公知”原即“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但在中国当下的现实语境中,此词先后经历了一个语义上的变奏曲,原初的圣神性被一种轻蔑所遮蔽,其本身所承载的价值和理念快速贬值,尤其在互联网舆论场中更是成为屡屡被揶揄讽刺的对象。

  公知的进化史

  “知识分子”原指受过专门训练,掌握专门知识,以知识为谋生手段的一个特殊群体,“公共知识分子”其一是因为知识的公共性,其二是因为主体所讨论话题的公共性,亦即主动介入大众话题,用专业知识阐释社会性议题。

  在中国的话语体系中,“公知”源自于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的评选活动,在此次活动之后“公知”便快速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原初评选对象主要定义在专业的学术领域,尤指人文社科领域有学术成就和公共影响力的知识分子,譬如曾经入选过此榜单的有:李敖、唐德刚、余世存、许倬云、杜维明、金庸、钱理群、秦晖、汪晖、北岛、吴敬琏、茅于轼、胡舒立、梁从诫、崔健、贾樟柯、章诒和、何清涟、毕淑敏、龙应台等,这些名字至少在专业角度观察,都无愧于“公共知识分子”的称号,甚至在历史的纵横坐标上都有他们的一席之地。

  然而,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我们迎来了一个全新的“热言时代”,自媒体大行其道,人人握有言说的麦克风,只要有网络和移动网络的地方,所有被当局允许讨论的公共议题中,每个人都成了时评家,不受时间空间和技术的任何限制,众声喧哗背后是被撕裂的共识,所谓多元背后充斥着各种不尽相同的利益诉求。

  互联网本身带有一种破除信息障碍和话语垄断权的原生力量,众人起初都怀抱一个人人平等的大同梦想,尤其在微博上,开通之初都想翻越现实生活中牢不可破的阶层藩篱,至少在言说的层面是这样,但事实上最初的愿望变成了一种诱人的远景,藩篱依然存在,只不过从现实平移到了互联网,现实中的话语权与网络上成正比,仅仅换了一个场域而已,大佬还是大佬,屌丝还是屌丝,现实中拥尽各种资源的成功人士们在微博上依然风生水起,被大量粉丝所簇拥,甚至随着网络的几何式扩散,风头一时盖过现实中的自己,在“转发”和“评论”的合力下造就了一个个虚幻的大V形象。

  在泛物质和娱乐化的时代,成功商人和光鲜的艺人自然成了当仁不让的主角,不管他们是以什么方式拢聚资源,以什么方式走向前台,以什么言论说教,他们总会有没完没了的拥趸,掌声和鲜花如影随形。现实另一极的网络上依然如此,这两类人拥有让所有人艳羡的粉丝,掌声和鲜花变身为“转发”和“评论”,一些无厘头和不明就里的言语总能得到乐此不疲的关注,但随着粉丝的渐渐增多和影响力不断扩散,他们也不满足于娱乐和专业说教,逐渐参与到一些关注度较高的社会议题,甚至见缝插针地议论本就被管制的政治话题。

  在话语权和传播力决定一切的时候,“公知”一词的性质也悄然生变,这成了一个被过度消费的词汇,本身所代表的群体也发生了戏剧性的移位,前次说过的专业知识和以知识为基础的公共话题讨论变成了消费和娱乐,知识退而其次,各种盲从和片面之词粉墨登场,“公知”完全失去了原先的神圣性,被卸下了崇高,最初的那一串名单变成了:李开复、薛蛮子、潘石屹、任志强、徐小平、孙海英、姚晨、伊能静、赵薇等等。

  当此“公知”们纷纷占领网络制高点的时候,反弹也便烽烟四起,即便是他们拥有了数量惊人的关注者,但是依然掩盖不了四下里斥责的声音,甚至同步有“母知”等恶搞词汇应运而生。

  无意因为彼“公知”们的崇高而贬低此“公知”们,或许是一个时代的使然而已,只不过这个时代的转变因为科技的介入而显得如此迅速,让人一时恍如倒错的感觉。

  • 责任编辑:艾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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