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志勇:中国开始出现儒官群体

2013年11月26日上午,习近平参观孔子研究院

2013年11月26日上午,习近平参观孔子研究院

  大公网特约评论员 姜志勇

  2013年底以来,儒学在中国大陆的命运开始出现转机,这种转机和中国现任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密不可分。习近平亲自考察了孔府,并在多种场合肯定儒学价值,还专门安排政治局学习传统的治理经验。在他的影响之下,儒学受到更多人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儒学复兴的时机已经到来。在中国的官员队伍中,也有一些官员开始公开肯定儒学价值,并将其运用到修身和施政之中,他们是现代的儒官。

  中国官方新华社旗下的《半月谈》2014年底发文称,记者在各地调研中发现,有不少官员正把儒家精义用到治理一方之道上。多读经典成为一些地方领导干部自加的压力。苏南某县一位县级领导直言:“不读书不行,经典中能学会很多道理,也能领悟到不少治理的方法。”还有一些官员在治理中重点提倡儒家的“德”与“孝”。走的最为激进的是曲阜的“百姓儒学工程”,曲阜明文规定,当地每个村庄都将配备一名儒学讲师,力争形成“村村讲儒学、户户颂和风”的新景象。

  儒官的现代特点

  在中国古代,儒官是士大夫群体,他们从小学习儒家经典,信奉儒家基本教义,并通过科举考试来进入官员队伍。和传统儒官不同,现代儒官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首先,现代儒官大多是中共党员,在意识形态上遵守马克思主义。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官员尤其是重要岗位的官员基本都是党员,他们都信奉马克思主义,脱离了这个范畴,他们也很难做官。

  其次,他们肯定儒学在现代有合理性,但并不全盘接受传统儒家的教义。儒学的思想包罗万象,涉及信仰、道德、政治、人性等多方面,现代儒官对儒学思想有选择的接受,这是他们和传统儒官的最大区别。

  第三,现代儒官愿意把儒学价值运用到自身施政和修身之中。他们善于从儒学中吸取资源,并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运用儒学的方法去解决现代的问题。

  总之,现代儒官和传统儒官比较起来,其特点更为复杂,也更为多元,他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愿意吸取儒学的资源,但又不仅限于此,他们还具有国际眼光,对西学的资源吸取的更多,在对待儒学的态度上,更多是实用主义,而不是儒家本位主义。之所以把他们称为儒官,除了他们身上的儒学特色外,更多是因为他们对待儒家的态度反映了一种趋势,回归传统、回归儒家的趋势。

  现代中国治理需要儒官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走上了一条自身的道路,形成了自身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的内在因素就是基于中国独特的传统和独特的文化。任何一种制度要想落地生根、运转良好,都必须和本地本民族的文化及传统结合起来,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大国,探索现代的治理体系不可能忽视传统,而传统中治理思想最为丰富、最为完备的非儒家莫属,儒家也能为现代治理体系建设提供大量资源。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儒学能为现代治理体系建设贡献什么”的问题引起了众多学者的讨论。笔者认为儒家能从“道”和“术”两大方面贡献资源,“道”方面主要是儒学能为治理理念、治理的价值本源、治理的哲学基础和正义基础提供资源,“术”方面则能贡献更多,既包括治理及改革战略,也包括个人修养、家庭建设、社会关系、政府架构、官员培训等多方面。事实上,中国的最高层也已经意识到了儒家资源在治理中的重要性。在本届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强调,“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习近平谈到的这些资源基本都属于儒家。

  而要把儒学的资源运用到现代治理中,就需要一批了解儒学、认同儒学的官员。为了培养官员的儒学素养,中国在领导干部中陆续开办了国学班,更为值得关注的是,习近平在任中央党校校长期间,在中央党校开设了读经的课。通过官方的引导,目前中国的官员对儒学态度已经逐步发生转变,大多数官员不再像以前那样把儒学当为洪水猛兽,已经能对儒学和平的接受,还有一些官员更是对儒学产生了认同,把儒学的价值自觉运用到自身的施政和修身之中,他们是现代版的儒官。随着中国治理体系建设的日渐深入,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官员加入到儒官队伍中。

  (姜志勇,国家信息中心副处长,生民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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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季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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