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料历史】揭开清代奏摺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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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姜舜源

  晋唐法帖,是中国书法的最高境界;清代奏摺,是清代官文书,以备受批评的所谓“馆阁体”书写,曾经几乎被人们摒弃于书法之外。但笔者研究认为,二者其实一脉相承,后者是前者在新的歷史条件下的再现。清代著名政治家、诗人、书法家、民族英雄林则徐,在教导年轻人练书法时,主张在路径上要由唐人碑帖学起,然后进入晋人法帖;针对翰林官员实用的公文字体,在方法上可以直接写“白摺”,即在写奏摺的纸上练字,以适应书写纸张条件:“临帖即用白摺,不必写于别纸。”如此,纵然是极不善书的人,只要专心致志学帖,写过白摺千本,书法也会大有改观。对文化艺术、政治经济都有精深造诣的林则徐,在此揭示了实用官文书,对前代书法艺术的继承发展。而晋唐法帖在规制上,源自汉代“尺牍”。笔者认为,清人奏摺是在吸收借鉴汉代“尺牍”的规制、晋唐碑帖等经典书法作品的艺术成就基础上形成的。从汉代尺牍,到晋唐法帖,再到清代奏摺,是汉字书法发展的一条重要脉络,应引起人们注意。

  尺牍来自先秦简牍

  汉代对中国人确确实实有深远影响,后世很多典章制度、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出自汉代。古代所谓“尺牍”,即脱胎于先秦简牍,定型于汉代。后来又有“公牍”等分支,包括诏、策、章、表、奏、启、檄、移等体裁,这在南朝时代刘勰的文艺理论名著《文心雕龙》中,有系统论述;但这些“公牍”的传世实物,原本所存无几。

  近年来这方面的考古发掘收穫颇丰,湖南秦汉三国时期以及先秦时代的简牍发现不少,为此二○○二年建立了“长沙简牍博物馆”,收藏有二万馀枚西汉初年纪年简牍、十四万馀枚三国孙吴时期纪年简牍。这些简牍恐怕当年对此文体进行专门研究的刘勰都未曾得见。简,一般是比较窄长的竹片或木片;牍,则为比较宽的木板。在纸张未发明以前,平常写字就写在简牍上。从这些简牍实物看,长短不尽相同,但相对集中在一定范围内。该馆还藏有这个时代的毛笔,王羲之之前西晋时代“青瓷对书俑”,可见那时的人是手擎纸卷于面前,举笔书写;当然也有把纸张置于座前,俯视直书。总而言之,不是我们如今的伏案书写。因为宋代起才採用桌椅高案,延续至今。

  因为牍的形制更接近丝帛以及后来的纸张,所以这个概念就被沿袭下来,并且在汉代规范化为长度一尺。《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论》:“缇萦通尺牍,父得以后甯。”这就是汉文帝时孝女“缇萦救父”的故事。《汉书.陈遵传》:“与人尺牍,主皆藏去(弆)以为荣。”说陈遵书法好,写给人的书信尺牍,都被收信人收藏起来当成宝贝。《东观汉记.北海敬王睦》:“睦善草书,临病,明帝驿马令作草书尺牍十首焉。”北海敬王刘睦病危了,汉明帝还派人请他写下尺牍十首留念。

长沙简牍博物馆所藏西汉、三国简牍

  晋唐法帖源自汉代尺牍

  此后便涌现出不少善写尺牍的名家。例如《三国志.魏志.管甯、胡昭传》提到:“初,昭善史书,与钟繇、邯郸淳、卫觊、韦诞并有名,尺牍之迹,动见模楷焉。”现存最早的法书晋陆机《平復帖》就是尺牍。陆机是三国时“火烧连营”、大败刘备的东吴大将陆逊之孙,西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对“尺牍”造诣精湛,其《文赋》形容尺牍:“函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是说无论是绵绵情意还是磅礴志向,都可以在尺牍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到南北朝时,尺牍的运用非常广泛,已成书信的代名词。谢瞻《王抚军庾西阳集别作诗》有“谁谓情可书,尽言非尺牍。”唐李周翰解释,这是说千言万语,无法在一尺之板内表达。刘勰《文心雕龙.书记》专论书牍,并称西汉陈遵、东汉弥衡为“尺牍之偏才”。

晋王羲之《快雪时晴帖》,故宫博物院藏

  以上汉代著作显示,汉代把文书的书版规格标准化为高一尺,所以叫“尺牍”。唐高宗和武则天的儿子章怀太子李贤指:“牍,书版也。盖长一尺,因取名焉。”最新研究揭示,西汉和新莽时期一尺一般为今天的23厘米,东汉一般为23.4厘米。一九七八和一九八二年,洛阳先后出土东汉完整的木尺、骨尺,长度分别是23.6和23.7厘米。

  晋人法帖正是晋代“尺牍”的尺寸。以王羲之《兰亭叙》为例。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冯摹兰亭”、“褚摹兰亭”,纵高为24厘米,基本上就是晋代一尺。北京出土西晋牙尺24.2厘米,洛阳出土西晋铜尺24.47厘米、西晋骨尺24.3厘米。东晋时期一尺也是基本在24厘米上下。故宫博物院藏晋陆机《平復帖》纵23.5厘米,王羲之《快雪时晴帖》(传本)纵23厘米(上端略有托纸加出),王献之《中秋帖》(传本)画心原纸实际纵高25厘米(上下有托纸加出,通高27厘米),王珣《伯远帖》画心原纸实际纵高24.2厘米(上下有托纸加出,通高25.1厘米)。直到北宋苏轼《赤壁赋》卷,纵高也是23.9厘米。

长沙简牍博物馆所藏西晋 “青瓷对书俑”

  清奏摺借鉴汉规制

  “奏摺”,是清代特有的文武百官向皇帝奏报事情的公文形式,始于康熙中期,康熙五十年扩大至将军、督抚等地方大员及大学士、尚书等朝廷重臣;雍正时期使用范围推广,并形成定制;乾隆时期进一步确定下来。在奏摺出现之前是“奏本”、“题本”。

  根据实物显示,雍正初年,奏摺的规制、字体都已确立起来:奏摺用纸多为榜纸、本纸和毛边纸,统称素纸,均为竹纸;奏摺纵高一般为22厘米,横宽为10厘米。奏摺自首至尾共十三幅半,第一幅为掩首,向后面摺转;第二幅为摺面,正中第二格写“奏”字;第三幅至第十二幅为写正文之处;第十三幅不写字,后半幅为摺尾,亦向后摺转。摺后年月日必在左幅中行平格缮写,临发时填写日期。若奏文内容多,一摺不敷使用,可以进行拼接;奏文少时亦可相应减截。奏摺每幅六行,左右两幅称为“一扣”或称“一开”。每扣12行,每行计20个字,低两字为平格,实写18个字,馀两字作抬头之用,如有三抬头的,则须出一格写。国博藏品同治十三年《湖南巡抚王文韶奏摺》,纵21.8厘米,与22厘米的规制基本一致。

长沙简牍博物馆所藏战国、秦汉毛笔等书写工具

  清代奏摺纵高22厘米,正是以汉代“尺牍”为楷模,同时结合清代纸张规格,本着经济实用的精神而确定的。奏摺所用榜纸、本纸、毛边纸,主要产于浙江开化县等地,这些纸张乃至高丽纸,其尺寸规格均可与宣纸相比拟。奏摺的纵高基本上是一张标准宣纸(4×2尺)纵高的三分之一;奏摺自首至尾共十三幅半的总长度(135厘米),也基本上是标准宣纸的长度。将标准宣纸横向一破三,正好製作三本标准规格的奏摺。

  清奏摺继承碑帖艺术

  奏摺的版面设计,是以王羲之《兰亭叙》为代表的晋人法帖为参照物的。有“天下行书第一”美誉的《兰亭叙》,全文28行324字,每行11字、12字交互,只有第一、十二行是13字。作为楷书的奏摺,每行字数一致,既合乎书法章法之美,也顺应了书写规律,反而每行字数参差并不容易。《兰亭叙》的行距基本上是10厘米空间内为4行文字。清代奏摺是10厘米空间内为6行文字,除纵高较少2厘米,每行字数增加8、9字,如此奏摺字迹相应缩小,行间空白加大,留下皇上在行间随处批阅的空间,可说是章法结构与公文实用相结合的安排。

晋陆机《平复帖》,故宫博物院藏

  清代奏摺的字体,则是继承晋人法帖、唐人碑帖的书法艺术。近年来研究者认为:“如果说每一件奏摺都是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也绝不夸张。”

  人们通常误以为晋人“章草”是龙飞凤舞,笔画连绵,从笔画到章法、每行字数,都是不拘一格。实际上完全相反。章草《平復帖》9行86字,也是10或11字交互,只有一行是12字。近现代著名书画家溥心畬,研究家藏晋陆机《平復帖》、唐摹王羲之草书《游目帖》、《颜真卿自书告身》、唐怀素草书《苦笋帖》等,对“章草”结论是:其字个个独立,没有连绵之处,风格古朴。奏摺也继承了这种精神。

宋苏轼《赤壁赋帖》(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清倡“二王”政治考量

  清朝皇帝提倡以王羲之、王献之“二王”父子为代表的晋人书风,是从六岁即位、在位只有十八年的顺治皇帝开始的。当时清室入关未几,汉语、汉字对于他们来说相当于外文,学习汉语、汉字首先是读、写,难得的是这位少年竟对汉字书法入了迷。教授顺治帝读书的汉族大臣金之俊,是明万历末年进士,清兵入关时为明朝兵部侍郎,以“十从十不从”为条件继续在清朝为臣,顺治、康熙时颇受重用,任翰林院掌院学士。他教给顺治帝的是晚明董其昌弘扬起来的“二王”书法、魏晋书风。顺治帝学习王羲之、董其昌成绩突出:“御笔钟、王嘆逼真,不将‘戈法’(类似“永字八法”的写字技巧)借儒臣。亲摹文敏(董其昌)书千幅,小玺朱钤掌内人。”他还安排刻印董其昌法帖颁赐近臣,在知识分子中间力倡王书、董书。

  康熙、雍正父子像他们的父祖顺治帝一样,祖述二王、近法董其昌;乾隆帝祖述二王、近法赵孟頫;嘉庆、道光、咸丰基本延续乾隆帝书法。清初皇帝顺治、康熙,书法上尊崇源自江南的王书、董书,绘画上重用“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又称“江左四王”)等江南画家,政治上礼遇明代旧臣、特别是江南士大夫,以及特开“博学鸿词”科等等,都有笼络江南知识分子、社会精英的考虑在内。因为只有把社会精英及其代表的文化艺术纳入最高统治阶层,最高统治者的统治才能稳固。唐代韩愈总结出“文以载道”之说,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在政权更替之际益形突出。这与唐初书学尊王有些类似。

  (文中图片均为作者提供)

  (作者为中国历史文化学者、北京市档案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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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孟展 DN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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