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料历史】孙中山广州蒙难记

  广州蒙难一周年,孙中山与宋庆龄(前排右五、右六)与永丰舰官兵合影

        文|何雁

  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一九一八年夏,孙中山给列宁(Lenin)发去一封英文电报,无疑是经宋庆龄做了文字加工。电报说:“中国革命党对于贵国革命党员之艰苦卓绝奋斗,表示极大敬意;更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

  这年八月,孙中山夫妇迁往上海法租界莫里哀路二十九号。这座房子由孙中山加拿大籍华裔副官黄惠龙募集资金购得,是孙中山夫妇唯一一座自己的住宅。

  孙中山卫士兼副官马坤(Morris Cohen)回忆,屋子陈设十分简单,只有一副林肯画像挂在书房墙上,算是唯一装饰。马坤曾说:“许多中国男人在中年很少有什么变化。他(孙中山)看起来像四十六岁,也像六十六岁,怎么看都行,胡须可能白了一点……但眼睛里依然闪着友善的光,而且身材还是老样子,既没有大肚子,也不是特别瘦。”

  目光转向苏俄

  马坤在上海第一次见到孙夫人,她的美貌使他大吃一惊。“我见了她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像个孩子那样,红着脸结结巴巴地说了两句。”马坤很快发现,她是孙中山“工作班子中最重要的成员”,“不管发生什么事”,总是使孙中山“高兴和愉快”,每晚都与孙中山坐在一起看书聊天。

  工休时打门球,“工作人员都同他们在一起玩”。有时,孙中山随意把球打出去,宋庆龄又笑又喊,说他只想赢球,什么招儿都使出来了。孙中山另一位英文秘书李禄超回忆说,宋庆龄曾喊道:“小心这个布尔什维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按照美国威尔逊总统(President Wilson)提出“十四点”和平条件及“民族自决”口号,中国有权收回德国在山东省一切殖民权利。但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上,几个主要战胜国分赃结果,根据原有秘密协议,德国这些权利不是归还中国,而是交给日本。这样,中国虽然参加了协约国,到头来却不是战胜国之一,而是失败国之一。

  这是一次深刻教训:一个国家如果主权不完整,没有全民整体力量加以保卫,不可避免为某一列强所宰割。这不仅证明孙中山反对中国参战的主张正确,也使孙中山把寻找盟友的目光转向苏俄。

  当日本收买的北洋政府将要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从而使日本在山东攫夺“生效”时,“五.四”运动爆发了。北京与其他城市学生先后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并迅速扩大到社会其他阶层,规模之大为前所未有。工人举行抗议罢工,作为一支新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反帝运动与反对中国旧统治势力的运动,以汹涌澎湃之势汇合在一起。

  在北京,政府中几名亲日派部长被罢免;在巴黎,北洋政府代表慑于国内外群众压力,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一封在孙中山提示下写的信中可以看出,孙中山不仅肯定这场运动的伟大意义,并开始表示,不再是只靠他一个人,也要靠爱国学生一起来“唤醒国魂”。

  一位积极分子许德珩在文章中回忆道:“那是一九一八年的暑假,为成立全国学生统一的爱国组织—学生救国会,我和另一位同学作为北京学生救国会的代表,南下活动……我们去莫利哀路会见了孙中山先生。中山先生和我们谈话时,客厅的一隅,坐着宋庆龄同志在打字。……一九一九年八月,我和参加全国学联工作的几位同学,再一次拜会了中山先生。这次访问,我们与中山先生就国家大事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宋庆龄同志仍然坐在那里打字……她并没有以中山先生夫人身份参加我们的讨论,这种稳重谦虚的风度,令人敬佩……”

  一九一九年十月十日,辛亥革命八周年纪念日,孙中山再次改组他的党,名为“中国国民党”。十月十八日,他在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发表题为《救国之急务》演讲指出:“吾人欲救民国,所可採者唯有两途:其一,则为维持现状,即恢復合法国会,以维持真正永久之和平也;其二,则重新开始革命事业,以求根本之改革也。”

  在阐述“重行革命”时,孙中山强调辛亥革命“虽革去满洲皇统,而尚留陈腐之官僚系统未予扫除”,所以现在要把窃据国家最高权力的“官僚、军阀、阴谋政客”驱除殆尽,才能使人民真正成为“民国之主人”。

  第二次护法运动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孙中山偕庆龄及一些政界老友,再度乘军舰离沪返粤。陈炯明早在一九〇九年就加入同盟会,此时,他的部队驻在福建。孙中山通过助手朱执信劝他回师广东,为重振护法运动开辟一个牢固基地。

  孙中山第二次广州政府时期,繁忙又多事。国会重新召开,建立的政府不再称军政府,而是宣布为民国合法政府。一九二一年五月五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与宋庆龄一起检阅十万广州市民游行,随后又亲自参加。晚间,他们一起观赏灯会。

  六月间,孙中山决心要打倒桂系军阀陆荣廷势力,广东与广西两省之间爆发战事。孙中山军队迅速攻佔广西梧州,向桂林挺进。在广州,宋庆龄发动妇女,组织一个“出征军人慰劳会”,支援前线,何香凝担任总干事。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孙中山移驻桂林,设大本营,准备挥师北伐。宋庆龄随同行动,负责红十字会救护伤兵工作。据孙中山侍卫长马湘回忆,宋庆龄有事回穗一行,她回来时,孙中山去接她,他们乘船游览灕江,观赏两岸秀丽景色。

  这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开始,孙中山与第三国际(共产国际)远东代表、荷兰共产党员马林(Maring),在桂林举行为期五天的历史性会谈,宋庆龄也参加了。

  马林提出两点建议,为孙中山所接受。第一点,是国民党改组为一个联盟性质政党,能够团结一切社会阶层,特别是工农进步力量。第二点,是建立一支由革命党领导的新军;创办军官学校,在政治与军事上为这支新军培养军官。革命不再依靠任何军阀。

  会谈后不久,孙中山在桂林发表一篇演讲中说:“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惟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关于革命纲领,他正在走向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提出的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三大政策,改造了上世纪初提出的旧三民主义。

  首先,民族主义有了新的锋芒,即反对帝国主义,正如宋庆龄回忆孙中山在一次谈话中所说:“俄国革命成功……为中国树立了一国如何摆脱外国侵略与不公正枷锁的榜样。”

  民权主义也不再把西方看作模范。民生主义是社会─经济纲领,孙中山对列宁在内战时期,实行军事共产主义之后,採用“新经济政策”特别感兴趣。孙中山看到民族不幸与社会不幸相互联结,除非两者都被消除,否则要想消除其中一种,都不可能。

  宋庆龄在一篇记述孙中山的文章中说:“据马湘……回忆,一九一六年在上海时,有一次,我跟随先生步行至愚园路,他忽然指着路旁一幢幢的洋房对我说,‘你看!愚园路这一带地方,以前都是坟墓,现在都是华丽的洋房了。这些洋房都是我国军阀建筑的。他们割据地方,横徵暴敛,开烟开赌,无恶不作,吸尽民脂民膏,来到这里盖起洋房,娶小老婆,打麻雀牌,饮洋酒和吃大菜,弄得工人农民都吃不饱、穿不暖。这样,中国还能不亡国?所以我们非打倒军阀不可。’”

  “一九二一年十月,孙中山到广西南宁视察时,曾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讲话。他对听众说,‘革命就是要使工人、农民以及各界人士都过好生活……你们是主人,省长是僕人。僕人必定要做到使主人满意,才是一个好省长、一个好僕人。马(君武)省长现在首先要把陆荣廷、谭浩明等(本省军阀)存在上海外国银行的现款设法取回,连同他们在省内的产业一齐拿出来分给大家,使大家有衣穿、有鞋着。’”

  孙中山计划利用各系军阀争夺全国控制权时,以广东为基地兴师北伐。由孙中山任命为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的陈炯明,却另有打算。他想把这个富庶省份的统治权据为己有,提出“广东是广东人的广东”口号,笼络本省人心。

  陈炯明暗中与香港英国当局,以及英美支持的直系军阀吴佩孚保持接触。吴佩孚是当时势力最大军阀,也是孙中山北伐主要目标。到一九二一年底,陈炯明停止对北伐军的供应。接着,次年三月二十一日,由孙中山任命为陈炯明参谋长的邓铿,在广州火车站遇刺,两天后伤重不治。

  陈炯明叛变事件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陈炯明公然叛变。宋庆龄在事件之后不久,用英文写过一篇记述。她说,孙中山与她正在广东韶关(原为曲江县)北伐前线总指挥部时,陈炯明率军潜入省城广州,纵部肆意抢掠,并断绝交通。孙中山察觉形势危急,即偕宋庆龄回穗。

  一九二二年,孙中山与宋庆龄(前排左三、左四)与总统府卫队官兵合影。前排坐者右一为叶挺(后任新四军军长),左一为薛岳、左二为张发奎(后均为国民党高级将领)。

  她写道:“我们到了广州以后,中山先生即令陆军退回原防,陈虽屡次答应,却不见兵队开调。这时,陈在名义上是退隐惠州。口口声声,仍是服从政府,与我们也时常往来。……陈素来的地位军力,皆由我党所畀与,且与我党提携合作多年,所以毫不怀疑他有异志。

  “此时城中听陈指挥之部队达二万五千名,而我党大军皆开赴前敌,留驻后方只五百名……

  “六月十五之夜二时,我正在酣梦中,忽被中山先生喊醒,并催促起整装同他逃出。他刚得一电话,谓陈军将来攻本宅,须即刻逃入战舰,由舰上可以指挥,剿平叛变。我求他先走,因为同行反使他不便,而且我觉得个人不致有何危险。再三婉求,他始允先行,但是先令五十名卫队全数留守府中,然后隻身逃出。”

  危急时刻,宋庆龄对孙中山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当时,宋庆龄正怀有身孕,这是她结婚七年来第一次,也是一生中唯一一次妊娠。脱险过程中,她因过度紧张劳累而流产。

  宋庆龄接着写道:“他走了半小时以后,大约早晨二时半,忽有枪声四起,向本宅射击,我们所住的是前龙济光所筑私寓,位居一半山上,有一条桥樑式的过道,长一里许,蜿蜒由街道及住屋之上经过,直通观音山总统府。叛军佔据山上,由高临下,左右夹击,向我们住宅射发,喊着‘打死孙文!打死孙文!’我们的小卫队暂不反击,因为四周漆黑……

  “黎明时,卫队开始用来復枪及机关枪与敌人对射。敌方却瞄准野炮向宅中射来,有一炮弹击毁我们澡房。卫队伤亡已有三分之─……到了八点,我们的军火几乎用完……队长劝我下山,为唯一安全之计。其馀卫兵,也劝我逃出,而且答应要留在后方防止敌人追击……听说这五十名卫兵竟无一人幸免于难。

孙中山亲笔题赠宋庆龄的一幅联句

  “同我走的有两位卫兵与姚观顺副官长,手里带着一点零碎,在地上循着那桥樑式过道爬行。这条过道,正有枪火扫射……流弹有一二回正由我鬓边经过。……到了夹板已被击毁之处,没有掩护,只好挺身飞奔过去……姚副官长忽然高叫一声倒地……有一粒子弹穿过他的两腿……两位卫兵把他抬起走,经过似乎几个钟头,我们才走完这过道而入总统府后院。半小时后,我们看见火光一闪,那条过道一段整个轰毁……这总统府四围也是炮火……

  “我们把姚副官长抬进一屋,而把他的伤痕随便绑起来,我不敢看他剧痛之苦,他反安慰我说:‘将来总有我们胜利的一天。’”

  炮火纷飞中,过了几乎整个白天。其间,有个守中立的师长派一军官来议条件。卫队提出第一条是保孙夫人平安出险,那个军官又说他不能担保。于是,宋庆龄与卫兵们设法逃出,遇上大群闯进来抢掠的乱兵与暴民,幸亏宋庆龄“头戴着姚副官长草帽,身上又披上中山先生雨衣,由那混乱人群里得脱险而出。”

  又逃了一大段路,宋庆龄记述:“我再也走不动了,凭两位卫兵一人抓住一边肩膀扶着走。我打算恐熬不过了,请他们把我枪毙。……我们跑到一座村屋,……屋中老主人要赶我们出来,因为恐怕受累。正在此时,我昏倒下去……”

  叛军士兵再次来到,开枪乱射。一个卫兵出门去看动静,不幸中弹牺牲。“枪声沉寂之后,我化装为一村妪,而剩馀一卫兵扮作贩夫,离开这村屋……也不知走了多少路……我们才到了一位同志家中,就在这家过夜。这间屋于早间已被陈炯明军队搜查过,因为有嫌疑,但是我再也无力前进就此歇足。那夜通宵闻见炮声……再后才欣然听见战舰开火声音,使我知道中山先生已安全无恙了。”

  宋庆龄最后写道:“第二天,仍旧化装为村妪,我逃到沙面,在沙面由一位铁工同志替我找一小汽船。我与卫兵才到岭南,住友人家。在河上,我们看见几船满载抢掠品及少女,被陈炯明军队运往他处。后来听说,有两位相貌与我相似妇人被捕监禁。”“那天晚上,我终于在舰上见到中山先生,真是死别重逢。”

  孙中山与宋庆龄,乘英国炮舰“摩轩”(Moorhen)号由广州赴香港。在香港,他们换乘民用客轮“俄罗斯皇后”(Empress of Russia)号赴上海。

  (“孙中山与宋庆龄”系列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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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寻 DN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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