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料历史】清代皇帝宝玺的密码

  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出的“大清受命之宝”,为“盛京十宝”之第一宝。作者供图

  文|姜舜源

  “为官失印”,在中国人的语境里,是不可饶恕的失职和糊涂。因为官印是权力的信物。粤剧《六国大封相》里,苏秦纵横捭阖了不起的巅峰,是“佩六国相印”。浏览秦汉等古印玺就会发现,官职越低成员就越多,留下来的印章也越多;官职越高、成员越少,留下来的印章也越少。

  皇帝“正寝”交泰殿内存放“二十五宝”的宝匮。作者供图

  到了最高统治者皇帝,一时天下无两,所以历史上留下的皇帝宝玺绝少。秦始皇时丞相李斯命人以著名的“和氏璧”刻制“传国玉玺”,作为国家法统的象征,之后两千年其行踪扑朔迷离,历代统治者则趋之若鹜,演绎的“寻宝”故事不绝于书。清代最后一位皇帝宣统皇帝卸任直接进入民国,所以唯有清代皇帝的宝玺完整地留存至今。

  乾清宫东庑中间的端凝殿,原先存放清代皇帝生前所佩朝珠。作者供图

  清代象征国家最高统治权即如今所谓“公权力”的印玺有两套。一套是“现役”的,一套是“退役”的。不论哪一套,清朝历代皇帝都极端重视。乾隆皇帝把现役的宝玺数量法定为二十五颗,存放在皇帝“正寝”、相当于国家元首办公厅的乾清宫后面的交泰殿里,号称交泰殿“二十五宝”,全神贯注,日夜守望,简直是“寤寐思服”。

  两套宝玺,两套密码

  “二十五”,是乾隆皇帝设定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密码”:祈求清朝“享国二十五代”。退役的旧宝玺,由王子、大臣以皇帝出行时的仪仗恭奉,八旗和沿途守军接力护卫,送到清室“龙兴之地”盛京(今辽宁渖阳)皇宫,在宫中最高的凤凰楼上封存,号称“盛京十宝”。机缘巧合的是,清朝皇帝未能实现传国二十五代的愿望,从顺治皇帝入主中原到宣统皇帝“逊位”,正好十代,“十宝”的十倒成为实际的“密码”。

  国博碧玉“皇帝之宝”印模。作者供图

  清朝历代皇帝还有不少个人的“私章”,譬如常见的“康熙御笔之宝”、“乾隆宸翰”、“三希堂精鉴玺”以至“宣统御览之宝”,他们代表皇帝个人,而不是代表国家“公权力”。但是,乾隆皇帝依然将它们纳入“二十五”密码系统,制作了存储它们的“宝薮匣”,也是二十五层,每代一层,放在祭祀祖先御容画像的景山主座殿宇“寿皇殿”里。

  清代皇帝佩戴的“朝珠”,由特殊的“东珠”组成。作者供图

  清代皇帝着“正装”朝服时佩戴的“朝珠”,也是皇帝身份的象征,同样纳入“二十五”密码系统。大内正寝乾清宫东庑正中的“端凝殿”里,存储皇帝生前御用朝珠的宝匣,也设计为二十五层,每代一层。以上国宝、帝玺、朝珠,被乾隆帝称为“尊藏三大事”。

  大衍天数,二十有五

  乾隆皇帝设定“二十五”密码,不是一时兴起,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清朝典章制度,从早期太宗以至顺、康、雍时期,沿用明制,并根据实际需要有所损益。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年)春,他下令整理以往所用宝玺,确定为二十五颗;同时着《国朝传宝记》,说明来龙去脉。其原始表述是:“取《周易》大衍,‘天数二十有五’之义,定为二十有五之数。”《周易·系辞上》:“大衍之数五十有五,其用四十有九。”先秦人称占卜为“衍”,汉代人称占卜为“演”。大衍,《周易》算卦蓍草总数,为五十五策,但只用四十九策。《系辞上》又把单数作为“天数”、双数作为“地数”,天数相加为“天数二十有五”;地数相加为“地数三十”;两者相加,“凡(合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以五十五的变化,潜通鬼神变幻莫测(“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乾隆帝当初就是用《周易》天数总和二十有五,来确定代表天子公权力的宝玺的数目。

  清人是很相信“命数”的,清帝始祖永陵所在的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埋葬着清太祖努尔哈赤之父及以上六世祖,永陵的后靠山“启运山”有十二峰,当地满人民间相传,这就预示了清朝有十二位皇帝。

  “二十有五”另一层含义,是他考察历史,发现历史上传位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王朝是东周,共二十五王。当初定宝数之时,就暗暗采用“姬周故事”即周朝历史,默祷上苍,祈求自己的王朝能够多得上天眷顾保佑,传国二十五代。他藏在心底的这一想法,直到八十六岁当了太上皇以后才说出来。所谓“姬周故事”,指周公辅成王定鼎于郏鄏即洛阳,“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即以《周易》占卜,得到卦象是周朝可以传位三十代、历年八百。后来周平王又由西京镐即后世长安城迁都洛阳,又开东周二十五代王业。这与清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在关外盛京(今渖阳)奠基,顺治帝入主北京,似历史重现,所以乾隆帝如此比附。但他也知道“斯亦韪矣,此实侈望”,即都是痴心妄想。其最可取者,是承认所有王朝终究归于灭亡:“敬思自古以来,未有一家,恒享昊命,而不变者。”他在《避暑山庄后序》里承认,此处经营得比汉唐离宫别苑,有过之而无不及,若他的后代沉迷于此处享乐,就会坏了天下大事。因此特别提醒:若他的后代忘记他的告诫,“则与国休戚相关之大臣,以及骨鲠忠直之言官,执予此言以谏之可也;设谏而不从,或且罪之者,则是天不佑我国家,朕亦无如之何也,已矣!”大臣们应该拿出他这篇文章去进谏,如果进谏不听甚至加罪予人,那就是大清朝气数已尽。后来咸丰皇帝在英法联军入侵北京之时,果然躲到避暑山庄,最后无颜回京,而死于此园。

  受命之宝,皇帝之宝

  故宫交泰殿存放着代表清代皇权的“国玺”——“二十五宝”。作者供图

  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出的“大清受命之宝”,为“盛京十宝”之第一宝,与二十五宝第一宝印文相同,其用途是“以章皇序”,含义应有两层,一是整个清代的历史地位,二是嗣皇帝的合法地位。此宝钤用场合不多,碧玉质,满文本字、汉文篆书,蹲龙纽,附系黄色绶带及牙牌,牙牌两面分别用满汉文刻:“大清受命之宝匮”。

  国博“古代中国”在陈碧玉“皇帝之宝”,是“盛京十宝”的第三宝。作者供图

  国博“古代中国”在陈“皇帝之宝”,属于“盛京十宝”的第三宝:碧玉“皇帝之宝”,笔者考证是顺治、康熙初期所用。国博藏顺治七年(一六五〇年)十二月二十日《皇父摄政王丧仪合依帝礼诏》钤盖此章。

  国博藏顺治十八年(一六六一年)闰七月十三日《招抚郑成功部下诏谕》,用的也是国博所藏碧玉“皇帝之宝”。作者供图

  顺治十八年(一六六一)闰七月十三日《招抚郑成功部下诏谕》满汉文本末各钤盖一方,八月初九日《招抚刘二虎、郝摇旗诏谕》,满汉文本末各钤盖一方。

  国博藏顺治十八年(一六六一年)八月初九日《招抚刘二虎、郝摇旗诏谕》,用的是国博所藏碧玉“皇帝之宝”。作者供图

  顺治皇帝于这年正月初七日去世,发布这道诏书的实际上是嗣君康熙皇帝。国博馆还藏有康熙元年(一六六二年)三月十二日《俘获永历帝宣捷诏谕》,也钤盖此玺。到康熙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三藩平定,维新庶政,大沛宽和诏谕》,已经换用“盛京十宝”当中满文本字、汉文篆书青玉“皇帝之宝”。“皇帝之宝”用于“以布诏敕”,是最常使用的象征皇权的印信,故退役的也多,在“十宝”占了三颗。

  故宫博物院珍宝馆展出的金质“奉天之宝”是“盛京十宝”第五宝,是方三寸七分,厚九分,交龙纽高二寸,满文篆书。作者供图

  清代宝玺都采用篆文,有玉箸篆、芝英篆、九叠篆(即尚方大篆)、柳叶篆、小篆、殳篆、钟鼎篆、悬针篆、垂露篆九种,分作九个等级。《大清会典》规定了不同篆体应用范围:“御宝用玉箸篆,诸王则芝英篆,文臣则有尚方大篆、小篆、钟鼎篆、垂露篆;武臣则有柳叶篆、殳篆、悬针篆。”明清宝玺采用的玉箸篆,基本上遵守秦代李斯小篆的规范,与现存《琅琊刻石》比对可见其间渊源。乾隆帝以中国历代统治者继承人自居,保持秦皇以来法统,沿用正宗秦篆,最爱标榜自己沿用“李斯虫鸟之旧”、“(嬴)政、(李)斯之物”。清代宝玺精雕细琢,印文底面平整光洁,各处均在同一平面上,也是宝玺与民间印章所不同的。

  秦皇传统,以六为纪

  以宝数寄寓特殊理念,由来已久,不是乾隆帝的发明和清朝的专利。《史记·秦始皇纪》,二十六年(公元前二二一年)完成统一大业,开创新纪元,同时决定:“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

  出土于敦煌一棵树汉晋烽燧遗址的晋元康三年(二九三年)符信。作者供图

  符,符信,就是印玺,位列第一。在秦始皇之前,印、玺是通称,就像普通人也可以称“朕”一样。秦始皇开始专以“玺”称皇帝印信。汉末才女蔡文姬的父亲蔡邕《独断》指出,秦始皇规定“皇帝六玺”: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均饰“玉螭虎纽”(玉制,龙虎印纽)。这是秦始皇定制,《晋书·舆服志》称:“乘舆(指皇帝)六玺,秦制也。……汉遵秦不改。”

  秦汉数字尚六,或许与《易》六爻,以及“大明(太阳)终始”,“时乘六龙以御天”有关,沿用上古神话。

  书法、篆刻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统学问,今天研究者标新立异的空间有限。中国最古老的文化典籍《周易·系辞》里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文字发明之前,中国人用打绳结的办法记录事情,后来我们民族的先圣发明了书和契。书,就是写;契,就是刻。这就是所谓“书契”同源。现在能见到的最早连篇累牍的文字实物—甲骨文,有些能看到先写后刻的痕迹。印章是在固定的材料上刻字,刻字从文字起源那天就出现了。所以关于印章起源有三代、殷商、西周等不同看法。笔者不赞同追根溯源越早越好的做法,从实用功能来看,印章是直接脱胎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封泥”。

  大致成书于这个时代的《周礼·地官·掌节》里说:“门关用符节,货贿用玺节,道路用旌节。”东汉学者郑玄注:“玺节者,今之印章也。”“如今‘斗检封’矣。”唐代学者贾公彦解释:“汉法,斗检封,其形方,上有封检,其内有书。”斗检封,是官方发给的盖印封签的通关文书。简单说,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的印章,好比如今海关通关文书装订处打上的火漆印。在东汉蔡伦发明大规模造纸技术之前甚至之后一段时间里,公私文书多书于竹简木牍上,把简牍卷起来,加上一个“检”,好比如今的信封;“检”上署接受机构的名称或受书人姓名,然后用绳捆扎,将泥封在绳结处,再在泥上盖上印章。这就是“泥封”,留存至今的叫“封泥”,以秦汉时期为多。如今我们看到战国、秦汉印章一般都是“阴文”,因为钤印在泥封上,就成为阳文,这与后来至今把印章盖在纸上,效果刚好是相反的。秦汉朝廷泥封用的泥,“皆以武都紫泥封之”,宋学者赵彦卫《云麓漫钞》说,这就是“紫泥封诏”。武都,在今甘肃陇南市,紫泥是历史上此地的一种特殊黏土。如今我们所称“印泥”,也来自秦汉及之前的“封泥”,只不过不用“武都紫泥”而用“朱砂”合成。

  (作者为中国历史文化学者、北京市档案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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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旭 chen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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