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尚线——浅议商周书法实践和理论

  文|方立

  中国3000多年书法史的不同历史阶段有哪些不同特点?这是一个长期以来被广泛探讨、意见不一的问题。比较有影响的观点,是唐朝著名书论家提出的晋尚韵、唐尚法的观点。根据这样的思路和模式,清人梁巘在《评书帖》又提出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等观点。尽管这些观点不被所有人认可,但对中国书法研究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这里试图顺着古人足迹,进一步补充概括,以线、同、正、韵、法、意、态、姿、古9个字为基本线索,研究和梳理3000多年中国书法历史以及相关书法问题,极可能挂一漏万,甚至贻笑大方。但作为一家之言,力图自圆其说。谬误往往是真理之母,期待在批评中发现和认识真理,推动当代书论研究的深入。

  《德意志意识形态》句 34cm×136cm

  甲骨刻辞是商代文字和书法的主体

  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本是姬水一带部落联盟首领,居住在轩辕之丘,故号轩辕氏。大概以熊为图腾,故又号有熊氏。当时在姜水一带的部落首领是炎帝,据说他和黄帝都是少典之子。相传,为争夺部落联盟首领,黄帝和炎帝在阪泉(今河北涿鹿东南)经过3次激战,黄帝打败炎帝,史称阪泉之战。由于黄帝和炎帝本来就是兄弟,两个部落统一后很快融合,所以后世又称华夏民族为炎黄子孙。黄帝死后,颛顼继立,又经过帝喾、帝挚、帝尧、帝舜,就是中国上古时期的五帝。这大体是中国古代原始社会时期,传说黄帝史官仓颉造字,还有羲和占日、常仪占月、隶首作算数、容成造历、伶伦造律吕等;还有许多发明创造,包括穿井、挖木作独木舟、制造弓箭、教民养蚕取丝等,都发生在这个时期。到了第三帝少昊氏挚继立部落首领时,恰好有凤鸟飞来,于是就以鸟为部落图腾,各种官职都以鸟来记名。少昊氏以鸟记官的传说就发生在这期间。这个时期的原始文字萌芽,出现在考古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陶器上刻画的图形符号,还有以岩画形式出现的刻画图形符号。像仰昭文化、龙山文化、半坡文化都存在这种性质的刻画,较为典型的是大汶口陶尊符号,明显带有上古中国原始社会晚期的文字意味。

  夏、商、周是中华文明史的远古3代,是中国奴隶社会形成、发展和繁荣时期,是中华文明和中国书法的源头。上古时期的文字萌芽即刻画的图形符号,经过约3000年的发展,到夏、商、周时期基本成熟为文字。这个时期的甲骨文是中华民族最早的文字体系,现代汉字结构中的“六书”,即象形、会意、指事、形声、假借、转注,在甲骨文中都已经具备。考古发现的商代断耳铭文和殷墟妇好墓的石磬刻字,同甲骨文大体属于同一时期的同一文字体系。

  夏朝(约前2070-前1600)结束邦国并立纷争状态,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开启远古文明的先河。按照《史记·夏本记》记载,从禹开始,共传14世、17王。古本《竹书纪年》说,夏朝共历471年。《竹书纪年》还记载,夏禹“颁夏时于邦国”。夏时就是夏历,是中国最早的历法。西汉戴德编著的《礼记》(即《大戴礼》),保存了中国最早的历法《夏小正》,是包含自夏朝至春秋时期天象资料的历法。夏历能够完整流传下来,应该有比较成熟的文字体系,但至今没有发现有当时通用文字记录的有关史实证明。其它关于黄帝历等,都属于传说,尚无考据。商朝(约前1600-前1046),以相当成熟的文字体系甲骨文和青铜文著称于世。西周(约前1046-前771),实现分封制和宗法制,创立了影响深远的礼乐文化,对汉字和书法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从考古发现看,有当时文字记载的史实还在殷商。可以说,文字是殷商人创造使用的,中国的书法也从这里起步,商代书法是中国书法史的源头。

  《尚书·多土》记载:“唯殷商先人,有册有典。”远在公元前十六世纪的殷商时期,中国就产生了纯文字的甲骨文,就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从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在河南安阳县城的小屯村发现甲骨文以来,在不断的发掘中,已经获得数十万片甲骨文刻骨,发现近5000个甲骨文字,考译出2000多个字义。奴隶制时代的殷商统治者非常崇拜神,每逢大事,总要问卜。甲骨文当时主要用以卜筮,记载大小占卜活动。殷商青铜器中保留几百个古老族徽说明,文字首先用于占卜与此密切相联。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周代。周代各种钟鼎铭文的内容是甲骨文同类内容的扩大和记事范围的拓展。甲骨刻辞把汉字随体诘屈图画化简为象形性的方正意象结构,成就了中国文字方正简直的形体,成为商代文字和书法的主体。甲骨文书法以纵势为主导,为以后的书体规范作了充分准备,其主要特点:一是形体不固定,笔画有多有少,写法有反有正。二是行文程式不统一,从左到右、从右到左的都有。三是文字都用金属刀具或者石器刀具刻画,笔画细而硬,多用方笔,圆笔极少。

  根据童作宾的研究,甲骨文可以分为5个时期:第一期:盘庚、小辛、小乙、武丁(二世四王);第二期:祖庚、祖甲(一世二王);第三期:廪辛、康丁(一世二王);第四期:武乙、文丁(二世二王);第五期:帝乙、帝辛(二世二王)。商代贞人集团是占卜和挈刻的文化群体,在200多年的占卜和契刻中,留下风格多彩的甲骨文,大体可以分出7组人分别写出两种风格各异的卜辞,以宾组等3组为代表是大字作品,以出组等3组为代表,是小字作品。

  《洛神赋》 96cm×100cm

  象形文字的全面蜕变发生于甲骨文中“宾组”卜辞,相当于武丁中晚期至祖庚早期。宾组卜辞所见贞人有王、宾、争、内、者、韦、永等,字体结构均衡,线条挺健,章法气脉贯通。大概是由于实用目的和契刻困难,激发出当时人们的想象与创造,开始了对图画式仿形的全面改造。改造手段是简化:一是线条式简化。即把象形实体用线条轮廓来表示,对某些字概括式线条一次到位,对某些繁复字形线条省略简化。它们都不破坏象形,保留了既可视识又能彼此区别近似字形的基本特征。二是书写性简化。即便捷完成字形简化图画仿形,在保证与原型相似性前提下,对象形文字符号体系做出全面系统改造,由图画仿形向书写仿形转化,迈出书法艺术的关键一步。

  从象形字画成其物的方法来看,它们就是简单的图画。随体诘屈,指字形和它代表物象之间,要有一种逼真的对应关系,使人望而知义。在随后进行的线条简化、省略简化和书写性简化过程中,人们逐渐地学会汰除冗余,使字形仅剩下能够准确、生动传达物象神意的部分,而字形功能不变。就是说,汉字象形符号体系化简化之后,去掉了图画干扰而保留了相对自由,具有可塑性的传神部分,使书法开始和画法分离,线条也具有了相对独立的审美意味。

  例如,象形的牛、羊二字均取其最有特色的头部,具有清楚的写实感,望而即知其音义。简化后从甲骨文到小篆,历时一千余年的字形几乎没有多大变化。当人们确认它们各自的象形属性时,其主要依据根据:一是,每一个发展阶段的字形都不同程度地保留了象形的犄角曲线痕迹。二是,传承有序的文字学知识教会后人如何去想象,认识这种曲线形状的提示意义。三是,字义帮助后人更好地理解字形以及线条的美感,在头脑中为之复原,以获得完整物象。

  相似性的优势在于,对于被改造原型而言,只是出现某些局部性细微差别,既不影响识读,又方便书刻,保证文字通行与实用。书体演进初始,各种变化现象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通过后人乃至代代相传的选择、仿效、优化和提升,逐渐明确种种变化中具有优势地位因素并使之壮大成为主流,直到新书体成熟和推广使用。作为书体演进的基本动力,书写性简化是主要的,相似性是标准,约定俗成是保障。其中,国家文字政策与相关律法、名家楷模的选择与更迭等措施,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书体最终定型、明确规范起到关键性作用。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晋唐的楷、行、草诸近体最后完成。

  这一时期,伴随灿烂青铜文化而产生的铜器铭文又称金文,是殷商文字和书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相传,在夏禹时期已经出现青铜铸造的武器,夏禹还用各地进贡的青铜,铸造了有九州方物图形的九鼎,以象征对九州各地的统治权威。在二里头夏代文化遗址考古中,已经发现了形制精巧的铜爵,证实了当时的青铜铸造技术。但是,尚未发现夏代有文字的青铜器。青铜铸造技术在殷商时期达到高水平,在商代达到鼎盛。在考古发掘的殷商和商代时期的青铜器上,已经发现许多带有铭文,也就是金文。金文大体有两类,一类是字词为主的族徽,保留着鲜明的氏族先人的图腾,如鸟、兽、鱼、虫的形象或者职司出身等。另一类是文辞连贯、篇幅稍长的作器铭功之文,数量较少,时代也稍晚。金文的特点,一是曲笔较多,线条粗而自然,字型趋向工整。二是一般先在模子上刻字,初刻不满意的就经常修改,所以字型显得浑厚质朴。三是字体不固定,一字往往有多种写法。

  除了金文,商代还发现为数不多的墨迹,证明那个时期的先民已经运用毛笔写字了。有的字是写在甲骨上而没有刻字,说明有些甲骨文是先书后刻的。另外,在玉器、陶器残片上也发现墨和朱砂笔迹。

  总之,甲骨卜辞际合天人,金铭文又贯通书画。天迹心象,浑然一气,纯净洗练,开拓出中国书法恢弘高旷的精神境界。

  《三字经》句 45cm×45cm

  周代正体大篆是中国汉字的第一个正体

  武王联合多方诸侯,伐纣灭商,建立了周朝。以武王建国为起点,西周在经历350多年的时间里,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周代典章制度,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礼乐文化盛世。书法艺术作为礼乐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得到长足发展。作为西周代表性的金文的广泛应用,使汉字进一步线条纯化和结构程序化。周代正体大篆是中国汉字的第一个正体,即大篆的图案化,它标志着文字规范与秩序的确立。西周书法经历武、成、康、昭的过渡期,穆、恭、懿、孝的鼎盛期,夷、厉、宣、幽的衰微期,金文书法线条纯化和秩序化建构逐步变化和成熟。大约在康昭之世开始西周书法秩序构建,到昭王时期的召卣器铭已经接近西周书法的典型,到穆王时期已经达到鼎盛。

  周与商文化不同,政治制度也有很大的差异,但文字是一脉相承的。周人虽然灭商立国,分封天下诸候,但仍然保持了对商文化的敬重,继续摹仿商文化。西周早期书风沿袭商代金文书风的同时,周人从商金文学习装饰风气,初步做到了和而不同,逐步摆脱商文化影响,努力建立自身的线条书写秩序。

  周人始祖后稷,以谷物为名,属于典型的农业文化。农业生产按照雨雪寒暑、秋收冬藏的季节变化,有着严格秩序,周而复始。周公制礼作乐是周初发生的重大而影响深远的大事,历史上著名的礼乐文化由此而来。《礼记·乐论》的论述是: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龙神,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乐曲中出(和在心也),礼自外作(敬在貌也)。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

  乐不限于一般意义上的音乐,而如同《诗经》的诗、歌、乐、舞四位一体,讲形式之美,重思想之善。尊卑有别,用有节度。礼则有二:一谓礼仪,如六艺“礼乐射驭书数”中的礼。一谓制度,如宗法制度、等级制度。周礼的形式十分复杂,《礼记·礼器》称:“经礼三千,曲礼三千”,繁文缛节,空前绝后。礼乐文化作为宇宙秩序的表征,作为文化的一种象征符号,深入到周人及其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无论是生产生活、政治制度、社会道德及伦理规范,还是个人观念心理、行为准则以至于整个精神世界,都打上了礼乐文化的烙印,汉字和书法也不例外。

  德建名立 34cm×68cm

  选择正体大篆作为官方书体,正是礼乐文化的题中之义。所谓“篆引”,以其以装饰之意引导书写,以粗细匀一的曲线形质为美,遂使文字正体确立的同时,与日常手写体拉开距离,就像礼乐文化的繁缛重在表面文饰而与日常生活有别一样,二者之间有相同的逻辑对应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礼乐文化选择正体大篆是文饰与秩序的需要,其意义在于:大篆成熟于周天子王室作器,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者之风,化及天下”的文化背景下,文字与书法也都随之具有了教化意义,即树立典范模式。由外史负责传播厘定代表王室规范的正字正体,生动地体现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精神内涵。西周时期各诸侯国金文书法与王室作器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就是明证。

  西周金文线条纯化和结构秩序化主要表现,一是书写行款的调整,出现了严格的行列秩序。在文字和书法之外,大约从康王时起,书制字范时可能采用了界格。由于界格约束,需要大字促小,小字拉伸、增加转曲;对偏旁义同而形异的情况,择其善者存之;对偏旁数量、样式、位置均不固定的情况,择其优者写定之;对新造字而结构繁琐者,又有省形和省声等。界格确定了大篆书体的秩序感,促进字形的系统调整,加强了文字和书体的规范。从西周一直延续到唐代,金石文字所见装饰性书体、小篆改革颁行及隶书正体化、楷书以及刻帖章草的规范等,包括名家正体书法,都有界格的影响。二是文字内部秩序的重建,即线条纯化和空间秩序化。西周金文扬弃商代金文的块面结构,将每笔、每字乃至每篇的线条统一匀圆、纯净洗练,逐步消除了线与面、粗与细的对比,使之纯粹线条化,使文字内部空间均衡有序,形成有机协调、浑然一体的形、音、义字体。三是发达的商周青铜纹样,通过抽象、变形、排布等方法处理成为图案装饰纹样,同大篆脱胎于图画的历程近似,促进了正体大篆的演进。

  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宣王太史籀作大篆十五篇,与古文字或异。”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也说,“周宣王太史籀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时亡其六篇矣。”周宣王在公元前828年即位,在位46年,是周朝中兴之王。他在召公、周公辅助下,努力仿效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作风,内修政事、外攘夷狄,有条件对文字进行重大整理和统一,使大篆成为第一个官方正体文字。大篆的特点,一是线条化达到完成程度,均匀而柔婉。二是结构基本整齐,为方块汉字奠定了基础。三是同一器物上很少有异体字出现。四是笔画仍然繁琐,书写不够方便。

  枇杷晚翠 34cm×136cm

  美化大篆与装饰性书体,是春秋战国时期汉字和书法的地域性特点

  周平王元年(前770年),周平王由镐京迁都洛阳,西周结束,东周开始,进入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和思想文化大变革时代。春秋时期,随着周天子地位下降和诸侯国势力发展,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局面。春秋中期以后,王室衰微、诸侯干政,礼乐文化赖以存在的政治基础不断动摇,西周建立的礼乐文化秩序被逐步瓦解,以各诸侯国为代表的地域性文化抬头。文字与书法作为文化的象征符号,敏感地反映出这一变化,书法也走出西周金文大一统的格局,从王公贵族手中解放出来,走向士人百工阶层,美化大篆与装饰性书体也由此产生。

  春秋战国时期,独立知识分子阶层的出现,私学的兴起,对于汉字和书法的多样性发展起了极大推动作用。当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工商业的发达,对知识需求日益强烈。而随着宗族崩溃,贵族阶层的分化,有些贵族知识分子沦落以后不得不以传授知识为生。这两个方面的因素,都促使独立知识分子的出现。因此,由贵族垄断的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包括汉字和书法在内的文化学说知识向社会下层移动和扩散,私学兴起,出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春秋晚期,孔子(前551-前479年)在鲁国聚徒讲习六艺,他实行“有教无类”的方针,从社会各阶层广收徒众,据说有弟子3000人,通六艺者有72人。六艺之一,便是识字和书写。因为以六艺教人者称为“儒”,因而孔子学派遂有儒的称号。比孔子稍迟的孟子,也聚徒讲学。到了战国,有名学者聚集学生讲学的就更多。私学的兴起,有力推动了汉字和书法由统治阶级上层的内部传递和天人传递,演变为人与人的传递,展现出大众化、个性化、风格化、多样化的时代特点。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政治多元和文化学说百家争鸣的局面,文字也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点。这个时期,只有秦国仍然采用周宣王时期太史籀的大篆,保留了西周金文风格,因而同春秋六国地域性古文不同。这是因为,秦国地僻雍州,地理环境相对封闭,承续了西周《史籀篇》文字规范和书写传统,保持了籀文正体的延续性,成为有别于六国的西土文字。在唐代初年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刻石书法作品“石鼓文”,是西周成熟的大篆向秦代小篆过渡阶段承前启后的杰作,被认为是小篆源头、篆书鼻祖。它是战国时期秦国官方使用的正统文字,同周秦金文一脉相传,是典型的周籀文系列。另一方面,从它接近长方的字体和粗细变化不大的篆引线中又可以看到,是秦统一后小篆的先河。比石鼓文稍晚的刻石作品是秦公大墓石磬文字,作于春秋晚期秦公四年(前574年),也是在最初发现石鼓文的陕西风翔县发现的,出土于秦公1号大墓,石磬上的刻字线条概括和文字结构,都比石鼓文更接近小篆。这个时期的刻石作品,大都出土于西土秦系文字。

  秦国以外的六国采用的古文俗体,包括楚、齐、晋、燕等几个系统的文字和书法,同西周金文比较是已经发生变化的东土文字。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叙》说,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许慎这里所说大篆即指籀文,古文即指春秋战国时期六国的地域性文字。孔子、左丘明都是鲁国人,他们皆以古文写成作品,可能是同西周金文有所差别的地域性文字了。东土文字最先出现变化的是美化大篆,其特点是大力拉伸线条,强化结构匀美排比,字形硕长,线条瘦劲,图案化意味更浓,夸饰线条的转曲摆动,更具装饰性,把S形曲线美推向极致。楚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南方霸主,美化大篆也由楚国发轫,并随着持续的疆域拓展而广被长江流域。

  书写性简化加速了日常手写体古文的发展,美化大篆进一步促进了装饰性书体相继出现。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不到二百年的时间里,鸟、凤、龙、虫书应运而生。其中鸟、凤、龙书三体或繁或简,大都有相应的物象外饰,少数以极简的代表物象的局部或以曲线与字形笔画杂揉其画的情况。虫书之初也有外饰,但随后流行的有两种形式:一为以匀一线条做转曲摆动,或增加叠转缠绕的变化。二是在手写体基础上加以整饬和转曲、肥瘦的变化。发端于楚国、流行于长江流域各诸侯国的虫书,繁复精致、样式多变。北方各国虫书比较少,也显得简洁朴素。新装饰性书体的盛行是一种文化诉求,是正处于上升阶段的东南各国诸侯的权力、欲望的一种象征。东南龙凤文化物象装饰文字,广见于贵族所用礼器、乐器、兵器上面。装饰性书体以纯正虫书为主体,以鸟、凤、龙书三体为附体,如同寄生体附着于虫书,去掉装饰物象之后的虫书字形,与独立的虫书并无分别。

  似兰斯馨 34cm×68cm

  装饰工艺破坏书写,这是它走向衰亡的重要原因。装饰性书体流行了1500年左右,由于书家贬斥和抵制而走向消亡。《说文解字·叙》中记载,秦书八体中列虫书一体,王莽时改名鸟虫书,用以书写旌信,以通鬼神,并施于印章私名。汉末曹魏之际,传世手写体战国古文被改造成极其工美而富于装饰性的蝌蚪书,并被书刻于《三体石经》立在太学,为学生课业,由天下学子仿效,一直延续至唐。又有飞白书,本为八分隶书的枯笔变体,后来仍然运用于各体书中,至迟初唐时已杂入鸟形,成为典型的新装饰书体。魏晋以降,装饰性书体激增,庾元威《论书》述,古今杂体六十四体书,他增至一百二十体书。从春秋各诸侯国出现装饰性书体以来,虽然种类繁多、风格各异,但各种装饰书体不同程度掩饰了书写之美,实质沦为文字游戏,始终不能成为书法主流,并必然走向衰落。这也是商周尚线书法走向极端的反动。

  装饰性书体属于书法线条美的基本范畴,有其可借鉴的方面。例如,卫夫人《笔阵图》论述楷法用笔“耿介特立如鹄头”,提倡向装饰性书体借鉴。在实践中,欧阳询和褚遂良的楷书竖画笔势都有鹄头书痕迹。又说“窈窕出入如飞白”,意思就是欲求笔法的巧妙运用,可以借鉴飞白。孙过庭《书谱》也提倡楷、草书法可以“熔铸虫篆”、“涵泳飞白”。汉代的悬针、垂露之法,被广泛运用于楷、行、草诸体等。正体大篆后来改定小篆,隶书的“蚕头燕尾”和“一波三折”、颜柳楷法等,都借鉴和吸收了装饰性书体的优长。

  文化取决于人类生存的活动方式,人同时属于自然和文化。作为自然人,是生物长期演变的结果;作为文化人,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书法艺术,其本质特征是人类认识并改造世界的工具之一。夏商周以及春秋战国作为中国书法的源头,先人从书画同源、结绳记事开始,实践中产生了实用和审美双重动力,推动着书写对线条简化和美化的追求,成就了汉字也成就了书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崇尚和追求线条简洁、实用、美观,是夏商周包括春秋战国时期书法的最大特点,其代表书体依次是甲骨文、金文、大篆、石鼓文、美化大篆、鸟虫文等,代表人物应该是仓颉和太史籀等人了。

  书法艺术活动是一种富有独创性的精神劳动,书法艺术作品不仅是艺术家头脑对特定客观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也是艺术家精神个体性的形象创造,这就决定了书法艺术活动的复杂性、独创性,决定了不同风格和流派的形成。中华民族先祖们对线条性质的独特认识和运用,对线条的特别崇尚和理解,成就了甲骨文和金铭文,成就了大篆作为汉字的第一个正体,成就了从大篆正体演化出各种书体,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以线条为基本元素构建的中国书法艺术体系。从中国文字和书法源头看,尚线不仅是夏商周以及春秋战国时期甲骨文、金文、大篆等文字书体和书法的重要特征,也是汉字和书法艺术体系的基本构成要素。千变万化的书体和书法之美,离不开线条美的运用。单一的线条之美,构成复杂的书法万变之美。从这个意义上,正应了老子名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这是因为,中国汉字和书法线条具有符号性和表意性,共同构成线条美质。线条作为书法艺术的基本表现形式,是书家基本的艺术表现手段。线条符号在书家手中随着柔软的毛笔转动,点画之间奇怪生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中国汉字和书法线条具有音乐的流动性和节拍性。音乐是有声线条,流动于时间和空间。汉字和书法是旋转线条,同样流动于时间和空间。线条在书家手中按照轻重缓急转折提按的节拍流动,同音乐旋律和节拍一样,给人们带来美感和愉悦。草书线条尤为酣畅淋漓,更是书家表达情感和意境的方式。中国汉字和书法线条具有简约性。它冗繁削尽,把象形、表意、形声文字的内涵简约到极致的“一”。这个“一”,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道和万物之源,是九九归一、有容乃大的“一”。

  (作者为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副主任,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执行会长、文化委员会会长)


关注大公网《晨读香江》公众号

责任编辑:陈旭 chenxu

热闻

  • 图片

大公出品

大公视觉

大公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