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料历史】杨固:激情燃烧的岁月

  杨固女儿坦尼亚为父亲整理出版回忆录《杨固:西班牙与中国战场九年》

  文|何雁

  中国,这个遥远的国家,一直深深地吸引着坦尼亚·扬库(Tania Iancu)。小时候,每当父亲杨固(Dr. David Iancu)打开那只盛满中国物品的盒子,真像走进一个奇幻世界。如同变魔术似的,父亲会拿出中国部队颁发的金质奖章;父亲会拿出象牙筷子,示范如何使用;父亲还会拿出狮形玉石印章,教写“杨固”这个中国名字……对童年坦尼亚来说,中国只存在于想像之中,直至二〇〇四年,年过五旬的她,应中国政府邀请访华。

  儿时梦想成真,让她兴奋极了!这年八月底,姐弟四人分别从罗马尼亚、美国、加拿大赶来,在北京相聚一起。两个星期,他们走访父亲生前工作的地方。坦尼亚意识到,父亲没有被中国人民忘记,自己有责任做些事情。于是,她花费两年时间,收集资料,整理成《杨固:西班牙与中国战场九年》一书,于二〇〇八年在罗马尼亚出版。

  杨固回忆录写道:“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及苏维埃国家成立消息传来,大多数青年为之欢欣鼓舞。他们认为,建立这样一个国家是一条出路。于是,他们着手为建立这种社会制度奋斗。在这一背景下,我的政治生涯开始了。”

  赴西班牙战场

  一九一〇年四月,杨固生于罗马尼亚文化名城雅西。母亲是裁缝,父亲是木工。一九二九年,杨固考进雅西医学院。八年后,取得外科博士学位。

  西班牙内战爆发,杨固与四百多名本国志愿者一起,参加国际纵队。一九三七年四月,他们乘火车离开布加勒斯特。其间,“一艘轮船满载支援西班牙共和军志愿者,离开马赛港。虽然去巴塞罗那的海路不算长,但一艘意大利潜艇突然出现在海面,志愿者乘坐的船被炸沉,几乎所有人都落海淹死。得救的人说,有人落海后抓到一根木头,知道无获救可能,开始唱国际歌,一直唱到用尽全部力气,沉下水去。生命最后时刻,他们对理想的坚定信念,使我深受感动。”

  抵达巴黎几天后,杨固与二十五名各国志愿者一起,乘火车抵达里昂,几经辗转,来到小镇佩皮尼昂(Perpignan)。一个没有月亮的黑夜,志愿者们选择一条险峻路线,翻越比利牛斯山,进入西班牙。

  一行人乘火车经巴塞罗那,“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是沿途美丽景色,还有当地民众的态度。得知国际志愿者乘火车通过,瓦伦西亚(Valenciei)地区火车停留的各个车站,乡亲们手捧一筐筐柑橘等候我们,把柑橘抛进车厢,直到终点阿尔巴塞特(Albacete)。”

  中国军队授予杨固的金质奖章

  杨固被分配到第十三国际纵队,转战安达卢西亚(Andaluzia)。“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布鲁内特(Brunete)战役开始的当天黎明,我与进攻部队一起出发,……在敌人连续轰炸下,急救点工作夜以继日地进行,直到前线战况暂时稳定。我们进攻很快,没几天就解放加拿大(Canada)维拉努埃瓦(Vilanueva),布鲁内特及其他好几个地方。但是,部队损失也很惨重。最辛苦的是急救车司机,无论迎着轰炸,还是黑夜没有灯光,都要把伤员运走,险象环生。他们甚至手握方向盘发出尖叫声,以解除疲劳。”

  杨固发现严斐德医生(Dr. Friedrich Jensen)受伤,被送往医院。还有德奥志愿者营的白乐夫医生(Dr. Rolf Becker),经过战斗,极度衰弱,无法坚持工作。杨固接替了他。

  “在罗曼尼奥(Romanillos)丘陵地区,山路与周边贫瘠土地,都是大大小小的石子。盛夏时节,炎炎烈日,土地滚烫。敌人炮火连续不断,我一度心想,与其在这里受罪,不如成为敌人某发炮弹目标,被打死算了。躺在毫无遮挡的土地上,我想用双手挖一个小掩体,至少把脑袋保护起来。一只兔子在枪林弹雨中乱窜逃生,当我看到这个小动物强烈求生愿望,突然清醒过来。从那时起,无论遇到多大困难,再也没有产生死的念头。”

  战斗间隙,杨固从西班牙共产党机关报《工人世界报》(Mundo Obrero),得知“七·七”卢沟桥事变。“我感到极大震惊。当时我深信,共和军取得胜利已为期不远。西班牙人民对佛朗哥斗争胜利后,国际纵队部分志愿者将奔赴中国,支援急需国际支援的中国人民,赶走日本侵略者。当然,我将加入声援中国的志愿者行列。”

  杨固被调往第十一纵队医务处。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这个纵队向特鲁埃尔(Teruei)战役阵地出发。“医疗物资供应充足,还有烧酒与热饮,可以给严寒天气野外作战的士兵们暖暖身。食品也不缺少,有黄油、奶粉、可可等,都是苏联运来。有时,山洞空间不够,我们把伤员安置地洞内,自己睡在山坡雪地。”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下旬,法西斯军队疯狂反攻。国际纵队伤亡惨重,剩余部队改组成一个混合纵队,即巴尔干纵队,队长是波兰医生傅拉都(Dr. Szmuel-Moysze Flato),杨固被任命为主任医生。

  一九三九年,杨固在中国

  支援中国抗战

  一九三九年初,杨固随巴尔干纵队败退法国,被关押进集中营。同年六月,杨固响应英国医药援华会号召,加入国际援华医疗队,于八月五日在英国利物浦登上“安尼亚斯”(Aeneas)号海轮。

  经过六个星期航行,九月中旬到达香港。“一天晚上,我们应邀参加宋庆龄女士宴请。这是我们离开欧洲以来,最愉快的一次晚餐。我们可以就遇到的各种问题进行交谈。参加宴会的,还有中国共产党代表。我们有机会了解许多中国情况,包括孙中山遗孀被放逐原因,虽然她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却被禁止进入中国内地。通过交谈,我们深切地理解她的进步思想,感受她对中国人民深沉的爱,对支持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各国人民真诚感激。”

  医疗队绕道越南,于一九三九年十月七日到达柳州。“我们来到中国,特别是经过南宁与柳州时,受到当地居民,特别是年轻人,中学生与大学生的热烈欢迎,真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他们表现出革命热情,让我们顷刻回忆起,之前在西班牙所遇到的情景。年轻人高唱中国与苏联革命歌曲,欢呼雀跃。”

  在临时修建道路上,艰难行走数日,医疗队于十月中旬抵达贵阳图云关,中国红十字会总部所在地。几天后,林可胜博士接见了他们。

  杨固在图云关红十字会后方医院做手术

  不久,杨固率医务队向第三十师进发。挑夫背着医疗物资,近两个星期急行军。“我们从来没有走过这么远的路。一路上非常艰难,没有相应装备,穿着厚衣服,脚上穿的是靴子。双脚都磨破了,没法走路。五、六天后,爬到一座山的山顶、布满地雷的地方停下休息。翻译告诉我,这里曾经是苏区,共产党出发长征后,遭到敌人破坏。我们看到断墙残壁上,还有中国共产党张贴的口号与宣传画。我对这里发生的一切感到震惊。”休整一天,杨固换上草鞋,终于走到秀水,三十师指挥部所在地。

  一九四〇年夏,杨固与傅拉都、沈恩(Dr. George Schoen),来到重庆周恩来住所。“谈话中,周恩来劝说我们,即使在国民党队伍工作,都是对中国人民的宝贵支持,应该学会应对各种艰难险阻。同样,他也需要应对各种新情况,继续留在岗位上,完成党交给任务。听后,大家都理解并同意周的劝告。但我说,我不可能继续留在国民党反动派里工作,我想听听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意见。这样,我立即给莫斯科发了一封信,因为罗共一些领导人就在那里。信是写给康斯坦丁·东恰(C. Doncea),请他把信转给党领导。我在信中表示:‘与其在反动派军队工作,不如回国去算了。’”

  这年十月初,杨固收到罗共总书记特拉戈诺夫(Draganov),即鲍里斯·斯特凡诺夫(Boris Stefanov)签名回信。信中说,目前不是讨论回国问题的时候,要尊重中国共产党领导安排,继续支持中国人民斗争。

  一九四〇年四月,杨固(前排左三)所属陆军第十五师卫生队在赣北战区合影

  一九四〇年九月,杨固担任湖北宜昌长江南岸一支部队主治医生。“在师部医院里,我们看到伤员都躺在院子里,身上有积雪,一部分人已冻僵,伤口处的绑带,一个星期都没换过。那些还有一口气的伤员,得不到医治与护理,吃饭根本没有规律。官兵对伤病员不闻不问,军官玩牌赌博,士兵洗长官的衣服。尽管困难重重,我们还是找到一所农民房子,收治还活着的伤病员,给他们清洗伤口消毒。我与几名战士一起,用竹子,这种远东各国最常用,也最丰富的建材,制作床铺。我们还从农民手中收购稻草,用来编织草垫子,给可怜的伤病员当被子盖。”

  次年初,杨固被派往云南蒙自。在小城郊区,医疗队找到一处基督传教士留下小楼,建起一所医院。

  重返罗马尼亚

  杨固经常到蒙自城门,阅读中文简报。一天,他从简报上得知,德国向苏联发动进攻。那是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发动进攻两天后,他立即写信告知各地援华医生。

  “我与同志们万没想到,希特勒分子进攻苏联如此深入,战争如此持久。这也是我对苏联现实,第一次感到失望。通过书信,我们商量决定,要求苏联红军接受我们,去保卫苏联,消灭法西斯,解放祖国。经周恩来同意,一位医生以全体医生名义,与苏联驻重庆大使巴尼库斯金(Panikuskin)取得联系,向他提交书面请求。

  “我们的代表受到巴尼库斯金大使热情接待,表示立即把信转到苏联政府。我们耐心地等待着,使馆没有接到任何音信。几个星期后,终于收到莫斯科回信。遗憾的是,回信是否定的。苏联政府认为,我们在中国工作,也是对反希特勒法西斯战争支持。因为,中国军队抵抗并牵制德日盟军大部分军事力量。另外,中国军队中的苏联顾问也没有被召回。”

  有关红军撤退消息,使杨固感到悲伤。国际援华医生为保卫苏联基金进行募捐,杨固捐出全部积蓄。

  杨固同情中国农民苦难生活。“辛勤劳动给农民带来好收成,但大部分收成都得交给地主,自己留下一点儿粮食,还得向村官上交一部分,作为税收或支持军队。我曾见过许多农民,到了隆冬,一粒米都没有了,没办法只能向富农地主借粮,成为借贷者。他们为了还债,只能当牛做马,成为奴隶。正因为如此,农民死亡率相当高。”

  一九七九年,原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中)在北京会见杨固

  一九四二年初,日军占领越南后,中国加强边境防卫,杨固被分配到云南蒙自山区部队。“我特别愿意与一些上年纪的农民聊天。他们喜欢侃大山,很幽默,与我聊村里人的生活,村子及其他地方发生的一些趣闻。他们都很好客。有时,我们走远路,天黑没有地方过夜,尽管老百姓生活贫苦,却热情接待。没有床,他们卸下自家大门,支起两条凳子,我们拿出睡袋,睡觉问题就解决了。老百姓自己没有什么吃的,却为我们熬稀饭、烤红薯、炸花生米,拿出自家酿制白酒(用粮食酿成,味道很像罗马尼亚李子酒)来招待我们。”

  杨固感染了斑疹伤寒。“两周多时间,我高烧不退,常常呓语,病情危急。幸亏得到医务队得力助手、一名中国女护士精心照料。康复后我才得知,助手从很远地方把德国医生贝尔(Dr. Herbert Baer)请来,接连两天为我治疗。”

  珍珠港事件之后,一九四二年底,杨固等十名援华医生乘一架美国运输机,飞越喜马拉雅山,作为中美医疗服务联络医生,参加缅甸丛林战斗,直至日本投降。一九四六年冬,杨固重返布加勒斯特,离开祖国已整整九年。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九日下午,傅拉都女儿克里斯蒂娜(左起)、杨固女儿纳迪亚及坦尼亚,于贵阳达德学校品茗。何雁摄

  时光飞逝。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之际,我作为中国对外友协陪同,结识杨固次女坦尼亚、三女儿纳迪亚(Nadia)。坦尼亚是布加勒斯特一名建筑师,纳迪亚来自加拿大。这对姐妹富有教养,姐姐更显文雅。姐妹俩如同影子一般,形影相随。姐姐说什么,妹妹便会在旁应和。有趣极了!

  二〇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下午,国际援华医疗对后人们在贵阳市档案馆查阅资料。贵阳市档案馆供图

  中罗友好协会副会长骆东泉,也是四位中方陪同之一。我们在贵阳参加国际援华医疗纪念活动,一起度过愉快时光。近期,骆东泉已将杨固回忆录翻译完成,预计今年内问世。这部珍贵文献填补相关资料空白,也为本文写作提供极大帮助。

  罗马尼亚有句谚语:“流水逝去,石头留住。”坦尼亚童年记忆中的中国盒子,正缓缓地打开,即将展现在中国人民眼前。中国人民感怀国际援华医疗事迹,让坦尼亚倍受感动与欣慰。在她心中,中国这片神奇土地,就是父亲第二个家。

  (部分图片由杨固女儿坦尼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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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旭 chen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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