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料历史】梁启超与袁世凯——信札见证中国近代史

  一九一四年国民政府参政院开院合影,二排左八为梁启超。《袁世凯与北洋政府》,商务印书馆,一九九四年。作者供图

  文|单凌寒

  梁启超(一八七三至一九二九年),清末“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二号人物;袁世凯(一八五九至一九一六年),“戊戌变法”关键时刻背信弃义,向手握重兵的慈禧太后亲信直隶总督荣禄告密,慈禧太后悍然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追杀维新派,“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百日维新”失败,康有为(一八五八至一九二七年)、梁启超亡命日本,袁世凯与光绪皇帝、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成为政治上的死敌。

  当时清宫传言,光绪帝临终在空中写“斩袁”两字,嘱咐胞弟醇亲王载沣(一八八三至一九五一年)为他报仇。光绪、慈禧太后两日之内相继去世后,载沣年仅三岁的儿子溥仪继位,时年二十六虚岁的载沣以“摄政王”身份,与光绪帝遗孀隆裕太后共掌国政,首先以办理外交失误开了袁世凯的缺。

  旧画像:光绪皇帝与康有为(右)梁启超(左)。作者供图

  历史作弄人的是,三年后的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爆发,清廷却不得不起用在河南老家赋闲的袁世凯来对付革命党,旧历八月二十三日即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南下镇压各地起义;九月十一日(公历十一月一日)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令其兼程返京。九月二十六日(公历十一月十六日),袁世凯组织“责任内阁”。而从“武昌起义”,到旧历年底十二月二十五日(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清帝决定退位,这决定中国命运的四个月时间里,十多年政治死敌的梁启超、袁世凯,重又走到一起。在袁世凯组织的“责任内阁”里,梁启超被任命为司法部副大臣。

  梁启超宣统三年十月初六日(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信札。作者供图

  国家博物馆藏梁启超一件信札原件,正是此时身在日本的他,通过友人与袁世凯讨论这项政治任命的。通过信中内容可见,此时梁启超愿意摒弃前嫌,既非与袁世凯“利益交换”而“暗通款曲”,亦非“沽名钓誉”而“逢场作戏”,而是贯彻自己“保皇”、“改良”的一贯主张。而梁启超在权衡自己出山与否,于国于民利弊之后,婉拒就任。这是历史转折关键时刻的重要信函,弥足珍贵。

  何人受书 莫衷一是

  此信札作于宣统三年十月初六日(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所用为“开化纸”类方形信笺,纵高二十六厘米、横阔二十四厘米,印制红栏,纵向十一行,中心部分浮水印汉隶背景文字四行:“远道相思,所白不既,惟万万为国善摄。”是说尺素有限,千言万语难尽衷肠,惟盼受书人为国家保重贵体。后另行红字署“饮冰集《张公方碑》”,表示以上是集东汉《张公方碑》即《张迁碑》(“君讳迁,字公方”)字。饮冰,梁启超书斋号“饮冰室”。全信四页,计八百余字。

  一九二四年梁启超(右二)会见来华访问的印度诗人泰戈尔(右三)。作者供图

  此信札文物公布后,一向受到研究者高度重视。但此信开头无受书人姓名,致使不少论者把过多精力用于讨论受书人为谁,至今莫衷一是。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原登记为“梁启超写给杨度的信”。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丁文江、赵丰田名著《梁启超年谱长编》收录此信,认为是写给罗瘿公(名惇曧,一八八〇至一九二四年,与梁同为康有为弟子)的;后来有学者又考证为写给潘若海(?至一九一六年,即潘博,康有为弟子及儿女亲家)的。

  笔者认为这并非至关重要,重要的是信函内容揭示的历史真相。因为此信是这期间梁启超与袁世凯之间,就是否回国任职密集往还的多件电报、书信之一。此信写好后四天,旧历十月十日(十一月三十日),梁启超致内阁电说:“有函托潘达,潘丁艰(即父或母丧),别(即另外)托人。”

  袁世凯收到电报,正急于知道梁启超信的详细内容,于公历十二月十五、二十一日,通过同朝为官的梁士诒等梁启超的朋友打听。所以此信是由好友、同时被任命为学务副大臣的杨度转达的,还是由罗瘿公、潘若海或者其他人转达的,只是谁更便利的问题。但它系统全面阐述了梁启超对武昌起义后时局发展的看法,重要的是其内容。

  信件全文如下:

  昨上一书,计达不审。已谒项城否?今日由使馆转来初三日明谕,敦促就道,奉读恻然。鄙人既确信共和政体,为万不可行于中国,始终抱定君主立宪宗旨。欲求此宗旨之寔(实)现,端赖项城。然则鄙人不助项城,更复助谁?至旁观,或疑为因大势已去,引身规避。此则鄙人平生所决不屑为者。鄙人既抱一主义,必以身殉之,向不知有强御之可畏。昔者与不法之政府斗,率此精神;今日与不正之舆论斗,亦因此精神耳!项城若真知我,当不至以此等卑怯根性疑我也。至此次所以坚辞不就职者,凡办事贵期于有成,当不惟其名,而惟其寔,当用所长,而不当用所短。吾自信项城若能与吾推心握手,天下事大有可为。虽然今当举国中风狂走之时,急激派之所最忌者,惟吾二人。骤然相合,则是并为一的,以待万矢之集。是所谓以名妨寔也。吾自问,对于图治方针,可以献替于项城者不少。然为今日计,则拨乱寔第一义,而图治不过第二义。以拨乱论,项城坐镇于上,理财治兵,此其所长也;鄙人则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使多数人由急激而趋于中立,而趋于温和,此其所长也。分途赴功,交相为用。而鄙人既以此自任,则必与政府断绝关系,庶可冀国民之渐见听纳。若就此虚位,所能补于项城者几何?而鄙人则无复发言之余地矣。此所谓弃长用短也。熟思审处,必当先开去此缺,乃有办法。望公以此意代达项城。项城明眼人,必能相喻于无言也。

  共和之病,今已见端,不出三月,国民必将厌破坏事业若蛇蝎,渴思所以易之。其时,则我辈主义获伸之时也。而此三月中,最要者需保京师无恙,其下手在调和亲贵,支持财政,项城当优为之;次则因势利导,转变舆论,鄙人不敏,窃以自任。鄙人无他长,然察国民心理之微,发言搔着痒处,使人移情于不觉,窃谓举国中无人能逮我者。今所为文已成者不少,惟当分先后,择时然后布之。如用兵然,前锋主力相机而进,攻暇不攻坚,避其朝往,击其暮归。今兹革军之奏奇功,得诸兵力者仅十之三,得之言论鼓吹者乃十之七。今欲补救,固不可,然非与项城分劳戮力,则亦无能为役也。望公为达此意。

  毛泽东秘书田家英小莽苍苍斋藏《康有为致沈曾植》书札。作者供图

  名两浑。十月六日。

  落款“两浑”,在梁启超其他信件中也有,康有为致参与变法维新活动的女儿康同璧信,也有署“两浑,九月廿二日”,说明是当时一种熟人间书信的署名方式。道光时人文康《儿女英雄传评话》第四十回,书信末署“两浑,即日”。朝鲜王朝以中文为官方语言,似乎更喜此用法,乾隆时期朝鲜学者朴趾源等学者即有使用。《中韩大辞典》解释,是用于秘密书信落款,代替署名,意思是互相认识的人,又作“两知”、“两隐”或者“两宥”,类似如今“知名不具”。而这种朝鲜式、日本式的中文词汇,是近代旅日中国学者常用的,颇具时代特征。

  君主立宪 寄望袁氏

  宣统三年旧历九月二十六日袁世凯组成“责任内阁”,十月初三清廷通过驻日使馆向梁启超发出“明谕,敦促就道”。十几年前同志被杀,自己遭清廷通缉亡命日本,而此时维新派拥戴的光绪皇帝英年早逝,“奉读恻然”,是梁启超诗人气质的自然流露。接着集中申述“坚辞不就职”的原因:武昌起义发生后,当务之急“则拨乱寔(实)第一义”,欲拨乱反正,就需要袁、梁二人分工合作:“项城(袁世凯河南项城人,故称)坐镇于上,理财治兵,此其所长也;鄙人则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使多数人由急激而趋于中立、而趋于温和,此其所长也。分途赴功,交相为用。”欲化解武昌首义造成骨牌效应,当务之急是把“举国中风狂走”的革命激情冷却下来。支撑他与袁世凯合作的政治基础,是自己“始终抱定君主立宪宗旨”,而“欲求此宗旨之寔(实)现,端赖项城”。

  梁启超一九二六年书楹联:“千里清秋,挑灯看剑;十分好月,曲岸持觞。”作者供图

  历史和历史人物是复杂的,鲁迅先生曾总结民国初年几位当政者说:“这中间只有袁世凯略知怎样对待知识分子对稳定统治最为有利,相形之下,后来的统治者识见浅薄不足道。”

  梁、袁结识可以追溯到甲午战败后的一八九五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进京赶考的士子“公车上书”(考生路费由官家负担,故称公车),揭开变法维新序幕。

  袁世凯参加了甲午战争,对当时中国制度落后的看法,与康、梁变法维新所见一致,于是在北京加入了康、梁创办的“强学会”,并且捐银五百两。后来“戊戌变法”失败前夕,维新派促请光绪帝示意袁世凯“勤王”,杀荣禄、软禁慈禧太后,现在看来,对当时的袁世凯确实有些左右为难。后来到武昌起义发生前,袁世凯曾力荐清廷派遣五大员出国考察宪政,在天津创办宪法研究所、自治研究所,聚集大批知识分子,表现出赞同甚至热衷君主立宪的政治倾向,梁启超便也开始有心联袁。在写给徐君勉的信中称:“或须与袁言和,同戡此难亦未可知。”又提出“和袁,慰革(革命党),逼满,服汉”八字方针。

  一九一二年三月十日,袁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梁与袁电信往来不断,袁拟在上海为梁开设报馆。九月,梁在袁世凯电请下终于归国,并于一九一三年九月受任为熊希龄内阁司法总长。直至一九一五年,袁世凯称帝之心渐露,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两人再次分道扬镳。

  百日大限 预测国运

  武昌起义枪声响起,清朝寿终正寝已露端倪,作为反对武装暴动、力主君主立宪的梁启超,与袁世凯再度合作成为不得已抉择,这些其实毋庸赘述。此信反映的梁启超对武昌起义后历史走向的分析预测,值得注意。

  信中两次提到“三月”大限:“共和之病,今已见端,不出三月,国民必将厌破坏事业若蛇蝎,渴思所以易之。其时,则我辈主义获伸之时也。而此三月中,最要者需保京师无恙”。他认为武昌起义之后中国政局何去何从,关键期以三个月为大限。他是向着维持清朝统治的角度看问题。一方面是武昌起义后实行共和不超过三个月,就会军阀混战,天下大乱,遭殃的是百姓,共和必然遭到国民反对。这应是他由太平天国、捻军之乱看到的历史教训。因此另一方面,这三个月里必须保持首都北京不能乱。于是提出,“其下手在调和亲贵,支持财政,项城当优为之;次则因势利导,转变舆论,鄙人不敏,窃以自任。”

  武昌起义后事态发展,清帝退位诏书揭示得很清楚:“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义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从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首义,到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清帝颁诏退位,共计四个月零两天。如果从梁启超写此信的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算起,到清帝决定退位,则为两个半月。三个月的预测,应该说是非常准确的。对于腐烂透顶、风雨飘摇的晚清王朝来说,一有风吹草动,是非成败百日之间立见。当年“戊戌变法”号称“百日维新”,慈禧太后百日之内关闭了历史给清朝统治者自救的最后一个窗口;十三年后,民主革命在武昌首义百日之间,结束了晚清政府的腐败统治。

  毛泽东秘书田家英小莽苍苍斋藏《梁启超致江标》书札。作者供图

  碑学实证 “欧底魏面”

  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样,是晚清“碑学”书法理论倡导者和践行者。他在《书法指导》中指出:“临帖不如临碑,乾隆以前帖学很盛,中叶以后碑学代新,直到现在坷罗版发明,帖学有恢复的希望。”学书法选择碑还要“取法乎上”,以六朝碑拓为首选,开出的具体书单是魏碑《龙门二十品》。

  他学书由唐碑开始,师承主要是唐颜真卿《祭侄稿》、欧阳询《张翰帖》、《梦奠帖》,因为“想得翰林,也学过些那时候的翰林字”。青年时期接受阮元、康有为影响,进入魏碑,致力于《张猛龙》、《张黑女》、《李超墓志》等碑刻。“戊戌变法”后亡命日本临行时,仍不忘带上心仪的碑帖,在流亡期间特别是最后几年,临池不辍。大致在一九一二年他四十岁前后,实现了唐人碑帖与魏碑的融会贯通,纳北魏碑版笔意于行书作品中。

  信笺所见,他此时练过《张迁碑》,还有《张寿碑》、《曹全碑》等汉碑隶书。而书信使用的字体,笔者认为基本上是“欧底魏面”——欧阳询的骨架、魏碑的局面。像他提倡“诗界革命”一样,书法上遵循传统书学中的“古法”,探索新路,以清隽平和的韵致,恂恂儒雅的气度,给以阳刚为主体的碑学书法带来阴柔之美,独具艺术魅力。

  (作者为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一部文博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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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旭 chen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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