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料历史】围屋围村 家世渊源

  新田大夫第。王鉅科摄

  文|姜舜源

  “围屋”、“围村”,是香港人熟悉的岭南古建筑的基本形式之一。森严的壁垒,是这种城堡式、围龙式建筑的突出特征。其使用者,以客家人为主,但不限于客家人。例如新界沙田“山厦围”(又称曾大屋)是客家围村,沙田“大围”是当地围村。

  沙田曾大屋。网上图片

  居住于乡村的客家人喜用这种建筑,但居住于城市或较大城镇的居民,就未必采用它。例如著名的“屏山文物径”,属于“广府建筑”,而不是围村、围屋,虽是乡村、宛如城里。香港历史上围村很多,但大多仅留下一些地名,保存至今的屈指可数。著名的围村如:新田乡“大夫第”、屏山乡“上璋围”、锦田乡“吉庆围”等;荃湾的“三栋屋”等处,则是有名的围屋。

  锦田吉庆围。网上图片 

  汉族地区民居建筑,由北方到南方,在地域上大体上呈现出从开放到封闭的分布趋势。具体说,由华北较开放的“院落”式,到华中较封闭的“天井”式,最后是岭南完全封闭式的围屋、围村。它们都是中国民居建筑大家族的成员。

  从北到南看民居

  华北地区的“四合院”,院内北房是主座,倒坐的南房为辅,东西厢房为两翼,四面合围,并有围起来的院墙,但庭院开阔,门、墙只是起到阻隔作用,民间所谓“防君子、不防小人”是也。华中“徽式建筑”以及湖南、湖北考究的民居,一般是一正两厢“三合式”。正房为厅堂,厅前面不设门窗,为开放式;东西稍间为居室,分上、下两层。两侧厢房东西相向,作子女们的居室。正房、两厢中间围成天井。这里的天井小于北方四合院的院子,但远远大于岭南围屋的天井。

  “徽式建筑”山墙。作者供图

  造成南北方民居布局不同的原因,首先是地理环境和气候的差别。广东韶关正当北回归线上,香港等韶关以南的岭南地区,在夏至前后一段时间,太阳偏北,坐南朝北的房屋都可以照进阳光,其余时间也艳阳高照。所以在香港买房子,不太计较是北房还是南房。北京则大不相同,老北京话说“有钱不买东、南房”。四合院里的南房一年到头不见阳光,冬天住南房真是“雪上加霜”;酷夏的北京气温高过岭南,东厢房西晒,住东厢房好似“火上浇油”。

  华中的徽式建筑、江南的苏州建筑,在功能上既要考虑夏天遮阳避暑,又要兼顾冬天尽量吸纳阳光聚暖。夏天太阳近乎直射的季节,它的两厢可以遮挡过多的暴晒;冬天太阳南下时,它那大于岭南围屋的天井,可以接纳较多光与热,阳光还可以照进它开放式的厅堂。徽式建筑房屋山墙“马头墙”,可以抵挡大风将屋瓦吹起。其次是历史上社会治安等生存条件。岭南客家人在两晋、宋元之际,由中原地区背井离乡南下,一方面兵荒马乱,一方面匪患成灾,围村高墙壁垒成为不得已之举。而徽式建筑高高的白粉墙,防卫性能介于围屋、围村的墙壁与北房四合院墙壁之间,既挡君子、也能挡小人,但挡不住匪患——这正是它与岭南围屋显著不同处

  “围屋”源自汉代

  以上是从地域分布横断面,笼统分析中国汉族民居状况。而追溯历史渊源,建筑史界一般认为,客家围屋起源于唐宋时期。从东晋时期北方汉族为躲避战乱“衣冠南渡”,到宋、金、元时期北方汉人南下,辗转迁徙长江以南直至岭南南海之滨,同时将中原建筑设计思想、建筑科技带到南方。为应对战乱、匪患等生存威胁,特别是将中原地区城堡建筑的建设经验和模式,与岭南环境、气候等自然条件相结合,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围屋、围村建筑和文化。比如把当时先进的“抬梁式”(由一根大梁上设三或五枝立柱承托檩木)与“穿斗式”(房屋山墙里数枝立柱直接支撑檩木)相结合,运用于岭南大屋,建造“一进、三厅、两厢、一围”的高墙建筑。岭南地区地质结构稳固,历史上很少地震,所以后来有些岭南大屋就偷工减料,山墙里就省去了“穿梁”,而把屋檩“硬搁”在山墙上。但岭南雨多,大屋檐柱的柱础就大大高于北方建筑。

  陶庄园豪华“围屋”

  因为中国古建筑是木结构为主、砖石结构为辅,不像古希腊为代表的西方石结构建筑那样抗腐蚀,所以基本看不到秦汉时代留存至今的木结构建筑;如今可以见到的完整木结构建筑,最早是唐代,宋代就较多些。这可能是研究者把围屋、围村历史上溯到唐宋时代的原因。笔者根据近年来考古出土文物,发现岭南围屋、围村这种建筑形式,在汉代的华中地区、华南地区都已经存在了,而且与香港现存几处古迹几乎一致。岭南围屋、围村建筑历史渊源可以直溯汉代。

  河南省淮阳县于庄汉墓出土的汉代陶庄园。作者供图

  一九八一年在河南省淮阳县于庄汉墓出土的汉代(公元前二〇二至公元二二〇年)陶庄园,是一座颇似岭南围屋式建筑的模型。此文物现藏河南博物院。根据模型中建筑体量、人物身高推算,与实物比例大致在一比十以上。它南北长一百三十厘米;东西宽一百一十四厘米,其中主体院落面阔九十厘米,西侧“跨院”二十四厘米。

  主院三进建筑。一进建筑的南墙,就是主院的南外墙;三进建筑的后墙,就是主院的北外墙;主院东西两厢廊房的后墙,就是主院的东西围墙。主院是一座高墙、廊房围起来的封闭性建筑,只有一处大门作为唯一出入口。这与后来岭南以墙壁、屋墙相互连接封闭起来的围屋、围村,基本是相同的。

  跨院是十八厘米高的低矮围墙,里面有田垄,考古发掘报告认为这是田园。若从建筑史角度看,其实是“辅院”,里面种菜、存放生产生活用具,笔者少年时见到的北方老式民居宅院依然如此;而现存北京故宫,居住区宫院毗邻的都有辅院,相当于宾馆的服务区,宫殿建筑术语叫“跨院”。

  陶庄园正面大门为防卫性能较好的硬山式建筑,楹柱包在砖墙里,利于防火和抵御火攻。大门墙高四十二厘米,门洞高十九厘米、宽二十一厘米,在满足出入通行同时,特别注意安全防卫。推开厚重的门扇,门里东部是长方形石槽,那应该是放置门栓的地方,明清皇宫门洞里也有这一设置。大门里边是二门,为二层楼的门楼。门楼两端是四层高的角楼。三者之间以廊房相连,在二楼层面上相互间来往通行,这是汉代流行的“复道”式建筑,相当于现代的立体交通。

  陶庄园后部。作者供图

  两座角楼向北,与中庭主楼的东西两厢廊房相连,最后与后院第三进建筑衔接。二门、两厢的外墙都是防火的“硬山式”墙体。东西两厢廊房为两层高,由南往北呈两次递减的“叠落廊”,这种建筑格局一直到清代皇宫里都有。这处门廊相连、勾檐斗角、布局紧凑的整个建筑群,建筑紧密程度高于徽式建筑,而与围屋更为接近。

  这处汉代陶庄园中心的主体建筑——屋顶为“重檐”、“四面坡”的“庑殿顶”的两层楼阁,建筑科学设计达到很高成就,其科学原理在后代建筑、包括岭南围屋上面都可以见到。比如楼阁之下的台基为十厘米,折合实际建筑台基有一米多。高出周围建筑的台基,让台面楼层在冬天可以避免南、东、西三面建筑遮挡,接纳更多阳光;而夏天太阳近乎直射,厅堂里并不会受到暴晒。根据模型比例,楼阁从地面到屋脊,实际建筑的通高大约有十米。楼阁的上层基本处于两厢之上,其底线与角楼最高层的底线持平,而高出角楼及二门门楼。北京故宫三大殿、后三宫建筑群在高度处理上,基本与此类似。

  台基之上为开放式厅堂,前面不设门窗、墙壁。厅堂里东部有一组伎乐俑,一男五女共六人,弹琴鼓笙,似在为来宾演出。从人物长袍服饰看,表现的应是冬天的情形。这正可以展示这处建筑设计的科学性。

  陶坞堡东汉“围屋”

  淮阳现在是河南周口市的一个县,但洛阳是西汉东都、东汉首都,淮阳在汉代可谓京畿之地,此地的墓葬很多属于当时豪强、官僚,这件陶庄园“重楼”、“庑殿顶”、“歇山式”、高台等建筑形制,都是京城才有的,在后代都属于宫殿等官式建筑的高规格。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东汉“陶坞堡”。作者供图

  如果说位于中原汉代京畿淮阳的汉代陶庄园,比较岭南围屋过于豪华,那么一九五六年出土于广州东郊麻鹰岗的东汉(公元二五至二二〇年)“陶坞堡”,就似曾相识了。这座坞堡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其平面近乎方形,四周以高墙围绕,只开前后两门。围墙长四十一点二厘米、宽四十厘米、高二十九点六厘米,为砖石砌成,只在顶端开“箭窗”,防御性能良好。门上有门楼,四隅筑“敌楼”,以眺望远近敌情。城堡之内有两座房屋,一作曲尺形,一作长方形。屋顶的高度都低于四周围墙。这与香港老围村原状十分相似。

  中国历史研究一般认为,秦汉时期是国家体制由先秦“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过渡时期,作为先秦贵族势力遗留物的世族豪强,仍然保存了强大实力。他们修筑坞堡,聚族而居,吸引农民为其耕作,招募壮丁组织私家武装力量,称为“部曲”,保卫自己的利益。这种城堡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而与围屋、围村产生的历史条件相似。

  汉末天下大乱,三国时期群雄割据,民不聊生。豪强大户,就高筑墙以求自保;普通百姓建不起城堡,就筑起“土围子”,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岭南地区还存在不少“土围子”。战乱、匪患,生活环境不靖,是围屋、围村产生的根源。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三国东吴“陶院落”。作者供图

  一九六七年在湖北鄂州出土的“陶院落”,就是汉末战乱的历史佐证。此地在三国时代是兵家必争之地。这件陶院落四周也是高大的围墙,只开前后两门,前门门楼刻写着“孙将军门楼也”六字铭文。围墙长五十四厘米,宽四十八厘米,四角各有一座“敌楼”。门楼、敌楼都是用于了望和储兵的防卫设施。高墙之内前有厅堂,后有正房,两侧是厢房。

  鄂州是三国吴(公元二二二至二八〇年)武昌城旧址,吴主孙权先是在此建都,后来才迁往建业即南京城,但这里一直是陪都。研究者根据铭文推测这座墓,是东吴武昌都督兼平荆州事孙述的墓地,这件陶院落也就或许是孙述生前居住的庭院的写照。

  共建美好“桃花源”

  如果说先秦奠定了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的坚实基础,那么汉代就是塑造了汉文化的成型。汉代对于我们汉族与整个中华民族太重要了!中国人的物质生产在汉代达到高峰,文化创造在汉代奠定了基本规模和格局。历史学家宁可经过考察历史文献指出:“每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两千斤,每个农业人口每年口粮四百八十六斤,全国每人每年占有粮食六百四十斤。这些数据反映了一个我们过去不大注意的情况,那就是:从汉以来的两千年,我国农业虽然有所发展,但农业劳动生产率,每个农业人口的口粮数和全国每人平均占有的粮食数,仍在汉代已经达到的水准上徘徊!”(宁可《汉代农业生产漫谈》,《光明日报》一九七九年四月十日)

  知名经济学家雷鼎鸣曾数次对笔者谈到,经济学研究表明,中国古代劳动生产率,从汉代到晚清两千年来发展很小,经济规模的发展主要是人口(劳动力)增加带来的。据美国史学家麦迪逊Angus Maddisa估计,从汉朝到一九五〇年,中国的人均实质GDP总共只增加了百分之十八左右。

  宋元之后留存至今的围屋、围村逐渐多了起来,如今东莞等珠三角地区的古村落,建村历史有的可以上溯至宋代,一般的都可以明确为明清时期。这些古村落、古民居成为我国民居建筑中的瑰宝。而分布于新界各处的围村、围屋,以活生生的实物历史告诉人们,香港历史上并非有些人形容的“不毛之地”,它们在历史上,好比中原士大夫和劳动人民,逃避战乱、共建美好家园的“桃花源”。

  (作者为中国历史文化学者、北京市档案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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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旭 chen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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