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料历史】国博档案揭北洋提督丁汝昌殉难真相

  山东威海刘公岛甲午战争纪念馆远眺。作者供图

  文|单凌寒

  从二〇一四年“甲午战争”度过两甲子至今,围绕一百二十多年前那场“国难”的反思一直没有停止。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日趋严峻的国际环境,相关讨论增加了“以史为鉴”的现实意义。梁启超称近代中国经历了“数千年未有之变”,那么研究繁纷复杂的甲午历史,就需要不同于古代历史研究的,更加全面科学的辩证眼光。

  不平常眼光看“甲午”

  晚清“北洋水师”(大致相当于如今“北海舰队”),于一八七五年由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晚清相当于外交商务部的“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下辖)的李鸿章,受光绪帝之命创设,一八八八年正式成军。共有主要军舰二十五艘,辅助军舰五十艘,运输船三十艘,官兵四千余人,是清政府四支近代海军中实力最强、规模最大的一支。它在建成之初,曾一度是东亚第一、世界第六的近代化舰队,但最终未免全军覆没的结局。认识这个问题,就要重温毛泽东《论持久战》的科学论断:“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在这场战争中,“人”的因素首先是政治制度。中国晚清政府以非常落后的古代封建制度,去力抗明治维新之后快速走上近代化、在对外扩张方面后来居上的日本军国主义,已经失去了胜算的前提。当然,北洋水师成军之后,清政府在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为节省开支,不能及时更新设施、置备新舰,至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北洋舰队在航速、射速、火炮数量、弹药积累等军备竞赛方面,均落后于日本海军。这就是战术眼光问题了。

  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图片来源网络

  战败顶罪人非他莫属

  丁汝昌(一八三六至一八九五年),安徽庐江县人,与安徽合肥的李鸿章同乡,属于淮军,一八七九年被李鸿章调任北洋水师差用,此后长期督建舰队。一八八八年清廷设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相当于外国的海军部),李鸿章实际负责;北洋水师正式成军后,任命丁汝昌为北洋水师提督,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位海军司令员,时年五十二岁。当时的北洋水师提督衙门设于山东半岛东端距威海卫二点一海里的刘公岛上,地势险要。丁汝昌苦心经营岛上军事设施,训练海军,布置海防,并于一八八九年筹建北洋海军学堂,培养专门人才。而此时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也确立了灭亡中国、吞并亚洲、征服世界的所谓“大陆政策”,以北洋水师作为假想敌,整军备战,伺机发难,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日军在突袭朝鲜汉城王宫、挟持国王后,于朝鲜丰岛海面袭击北洋水师战舰“济远”、“广乙”号,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一年是光绪二十年,干支纪年为甲午,故史称“甲午战争”。战争持续了九个月,日军先后取得黄海制海权,攻下旅顺、威海等军事要塞,屠杀旅顺,血洗威海,北洋水师被围困在威海湾刘公岛,力战不利,援军不至,最终全军覆没。丁汝昌于一八九五年二月十二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之际吞鸦片,殉难自尽。

  图为清朝新购战舰“致远”号,在德国造船厂下水前的情形。船上悬挂德国旗,船尾镶有清国海军标志的龙形铭牌。动力系统采用双引擎螺旋桨驱动,是同时代最新型战舰。图片来源网络

  但面对战争惨败,以及紧接着李鸿章与日相伊藤博文,于四月十七日签订《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及附属岛屿以及赔款等等,中华民族遭遇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奇耻大辱。在“国人皆曰可杀”的强大压力下,朝廷实际主政的慈禧太后不可能被问责,指挥失利的“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实际负责人(相当于海军司令员)李鸿章,也不能“引咎辞职”;而十二艘战舰的“管带”(舰长),除“济远”舰之外,都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精神,其中“超勇”舰管带黄建勋及全舰官兵战死,“致远”舰管带邓世昌率领战舰撞向敌舰,全舰官兵英勇就义,成为民族英雄。那么负起战败责任的,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就非他莫属了。

  港媒揭丁汝昌殉难内幕

  丁汝昌殉难六年之后,一九〇一年五月二十六至六月二日,香港《循环日报》——由近代思想家王韬创办,近代第一张宣扬改良思想,也是中国人最早自办的中文日报,在海内外具有广泛影响—连载了一篇题为“不平则鸣”,署名“沧海散人”,身为“甲午余生”者的文章,为丁汝昌鸣冤叫屈:

  “自来将帅处疆场之际,其孤忠亮节,不谅于君心,不满于众口,每于读史论事时,慨想其人,未尝不唏嘘太息,恨不能并世而生,为之叩九重而白其冤,塞万口而夺其气也。”文章起处就将人们带进宋代岳飞、明末袁崇焕,这些忠臣良将每每蒙冤屈死的历史悲剧的回忆中。接着历数丁汝昌甲午无可辩驳的事实。

  首先是身先士卒。丁汝昌在亲临主舰指挥作战被敌舰击伤后,坚持不下火线;同时严肃军纪,各级将领奋勇作战,畏敌者严惩:“甲午日军破辽,军门(指丁汝昌)于八月十八日,率全军鏖战大东沟。‘致远’管驾邓世昌,以力战死于难;‘济远’管驾方伯谦,以逃战死于刑;‘超勇’、‘扬威’、‘经远’,均以战没……军门裹创负痛,整师回旅,血衣凝结,更换时解以利刃。”

  第二是积极联络,部署岸上各陆军友军共同协防。电请山东巡抚李秉衡沿海增兵,致意总领威海防务的戴宗骞分兵把守:“岛以内我主之,岛以外君其图之。”李鸿章虽总管理北洋海防,但是他只能指挥威海、蓬莱等地的海防军队,山东其他军队的调用均要商请山东巡抚。而且清廷特派与其有宿怨的李秉衡出任山东巡抚,以便相互牵制。当时驻防威海的陆军有戴宗骞、刘超佩部绥、巩军约五千余人,及总兵张文宣部护军两千余人,主要负责刘公岛炮台及威海南北岸炮台守卫,而威海东部沿海的荣成一带,基本无力分兵防御。

  丁汝昌看到此漏洞后,曾想极力挽救,可惜没有得到落实。日军恰好以此为突破口。此文还原荣成之战前后境况,一八九五年一月十九日,日军在荣成成山海岸登陆,二十日攻陷荣成。之前,丁汝昌曾建议绥巩军总统严守威海南帮三台,提议先伏以地雷,能守即守,不能则炸毁,万不能落入敌手,成他人攻我之资。三十日,日军长驱而入,巩军统领刘超佩,一战丧师。丁汝昌率“济远”、“平远”、“广丙”等船,傍岸横击,发炮支援陆军,敌人尸积如山,血流成海。击毙日军旅团长大寺安纯,但最终无法挽回陆军败退的颓势。金山顶绥军六营,望风先溃,不战而逃,其总统戴宗骞踉跄归岛,南岸三台全部失守。日军据我南帮之台,调转炮口攻击我军。丁汝昌派遣敢死队登陆南岸,炸毁了威力最大的赵北嘴炮台。

  第三,在岸上守军炮台、阵地相继沦陷后,刘公岛北洋水师总部成为孤岛,他依然全力鼓舞士气,等待援兵。二月一日,丁汝昌派出数百奋勇之人,试图夺回丢失的炮台。为防日本利用北岸炮台,自行炸毁威海北岸炮台,并令劲兵严守刘公岛内的东西各台,毁民船四十余只,以示背水一战。四日,日艇潜入,击沉其二,捉获其一。这夜四时,“定远”中雷沉没,戴宗骞羞愤自尽。至此,北洋海军已毁伤大半,危在旦夕。

  最后,是待援落空,穷途末路,仰药自尽。两军相持至十一日,据侦卒回报,陆军各路援军:摽抚及嵩武等营,已由宁海撤退;江南三十余营,尚驻扎在黄县,距离刘公岛还有三百余里。弹药已罄,人员又伤亡殆尽,刘公岛势不能保,于是决计“船亡岛亡,我誓与之俱亡”,于当晚仰药自尽。一同死节的有护军统领张文宣、“镇远”副管驾杨裕成。

  实事求是说,丁汝昌的仰药自尽,不似血战海上、葬身海疆那样轰轰烈烈的牺牲,他的死也有许多的苦衷、无奈和解脱。他为国死战,尚未战死。他的死,以“殉难”称之比较适当,而与畏战怯敌、贪生怕死,绝对差天共地!他和他一起殉难的张文宣、杨裕成等死节官兵们,值得我们痛悼和纪念。

  国博馆藏“丁汝昌殉难情形稿”。作者供图

  “题本”纸张书写呈文

  晚清以来,香港与上海、新加坡甚至美国三藩市等地一样,是华侨华商汇集之地,也是反对清廷的财力、物力所在,因此包括清朝官方,都对这些地方另眼相看。香港《循环日报》连载这篇文章,是朝野各界推动的为丁汝昌平反昭雪行动的一部分。国家博物馆藏署名“鲁月斋”撰写的这份呈文,“谨将前海军提督丁军门汝昌殉难情形,代登香港《循环日报》,于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初九日起至十六日止,缮摺恭呈钧鉴”,原原本本上报了晚清的一位当政者。这正是这段曲折复杂历史的见证和重要的锁匙。

  这件呈文纸张类似清代官员上奏皇帝的“奏摺”、“题本”使用的浙江“开化纸”。其尺寸与奏摺不同,而与题本接近。奏摺纵二十二厘米、幅宽十厘米,题本纵二十五厘米、幅宽十一厘米。此文件纵高为二十六点七厘米,幅宽十一点一厘米。它的摺叠、书写形式与奏摺、题本相同,都是每幅六行文字、恭楷;但每行字数不同,奏摺、题本满行是二十二字,它的满行是二十五字。可以断定,它出自当时政府秘书班子之手,与帮助地方官员给朝廷写报告的是同一批人。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取消了题本,只保留奏摺。官员们就使用已废置的题本用纸书写一般档案。这件呈文共八幅半,纸面在保存过程中染上了深浅不一的红色。全文大约九百九十字。

  鲁月斋,芜湖南陵人,与丁汝昌为安徽同乡,是晚清与民国早期成功米商和社会活动家,曾活跃于上海、香港等地,并与传媒联系密切。《安徽文史资料全书·芜湖卷·漫谈解放前南陵米粮业》,有专文介绍此人。一九二〇年代上海《申报》、《新闻报》每天都有“南陵尖”名贵大米的行情。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日上海《申报》一则启事,为“韵声票房因一周纪念会”,鲁月斋为筹备会副主任。可以推定,鲁月斋是安徽同乡组织里,推动丁汝昌平反的积极分子之一。由他找到《循环日报》报馆,刊载此文,并随即向幕后主持者作出报告。

  至于文章出自何人之手,从文末“鄙亦甲午余生,敢以目见情形,谨志原尾云。沧海散人”,应是参与了甲午战争的丁汝昌余部核心人士。他们敢于揭诸报端、诉诸舆论,所述事实的真实性,殆无疑议。

  清廷平反为的是自救

  丁汝昌殉难次日,时任威海卫水陆营务处提调牛昶昞,隐瞒丁汝昌死讯,盗用丁汝昌名义,起草投降书,并钤以北洋提督印。在得到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佑亨回书后,再次以丁汝昌的名义覆信,谎称丁汝昌已于写完此回信后自杀殉国。牛昶昞等人为了赢得日军的信任,也为了逃避投降的责任,将这一切推给死者丁汝昌。于是双方达成协议,二月二十四日牛昶昞与伊东佑亨在日军“松岛”舰上签署《刘公岛条约》,将北洋舰队的十一艘军舰和所有的军用物资无条件交付日军。

  牛昶昞等人在上呈清廷的会禀中众口一词,将投降罪责推给丁汝昌,奉命调查海军投降案的官员亦转奏了这一说法,而最终被清廷采纳。四月九日清廷发布上谕,把丁汝昌定为降将,并下令将其遗体着黑色囚衣,棺木亦漆成黑色,于外加三道铜箍捆锁,寓其腰斩三截之意,以示戴罪,棺柩停于原籍村口,以砖丘圈起,不得下葬。清末爱国诗人黄遵宪作《降将军歌》感叹:“已降复死死为谁?可怜将军归骨时。白幡飘飘丹旐垂,中一丁字悬高桅。”

  不久朝廷再次降旨,夺去其生前职务,籍没家产,罪及子孙。许多人为朝廷处置心寒。他的亲朋故旧、老部下,一直未停止呼吁。直至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年),广东水师提督萨镇冰、直隶提督姜桂题,联合地方士绅、商民三百余人,联名上书给时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申请为丁汝昌平反。袁世凯据两人致书上奏,加之筹办海军大臣贝勒载洵及大学士孙家鼐的奏请,于是清廷于一九一〇年四月二十五日下诏为丁汝昌平反,以其在战争中“力竭捐躯,情节可怜”,准予开复生前官职,给还田产。丁汝昌的遗体才得以安葬。

  清朝最高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一直延续着依靠满蒙贵族联盟、压制汉族官员和社会精英的基本国策,最终造成“万马齐喑”的局面。进入近代后,应付日益严重的外敌轮番入侵、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等“内忧外患”,这一“国策”已经难以为继,以一九〇八年慈禧太后去世为契机,清廷回应社会舆情,为丁汝昌平反正名,合情合理,也是自救,只可惜为时已晚。

  (作者为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一部文博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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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旭 chen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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