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旭生与大公报

  文|孙志

  全国首座专题考古博物馆——陕西考古博物馆筹建之际,一位考古大家、一段蒙尘的历史逐渐清晰。这就是上世纪三十年代赴陕组建陕西考古会,并主持了宝鸡斗鸡台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的徐旭生。事实上,他领导了“陕西历史上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考古”。但为何说这是段蒙尘的记忆呢?

  作为文物大省,陕西考古的历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缩影。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徐旭生非但未被大众所知晓,即便在他筚路蓝缕竭力开创的中国考古学领域也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以至于最具权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著名金石学家、考古学家”序列,也未出现徐旭生其人的词条。陕西省文物局局长赵荣动情地写道:“然而历史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当时的功德,更多的在于沉淀多年之后仍可熠熠生辉的那些人那些事。徐旭生当属其列。”

  然而陕西考古博物院的专家欲还原徐旭生的历史身影时,竟发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公报详细记录了这位中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在彼时就掀起的学术旋风和其带动的社会思潮,当时其受追捧程度已令人吃惊。

  徐旭生担任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外合作的科学考察团——“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中方团长,当徐旭生1929年与斯文赫定(瑞典籍的世界著名探险家)一道返回,受到学术界空前热情的欢迎。1929年1月《大公报》连续多日刊登有关徐旭生的报道,1月31日《大公报》并配发社评《西北科学考察团之功绩与教训》,社评指:“徐炳昶君(徐旭生)与斯文赫定博士,并在北平演讲,唤起学术界之倾倒。而徐君讲演新疆国防问题,指陈利害,闻者悚然,其归结于开发新疆须用科学之力一语,尤足为现代国民痛彻之教训。”

  此篇社评最后说:“欲建设新中国,必须自然科学,必须有无数之科学家。徐炳昶氏所论新疆之地位,对于中国全部同为真理,五是以感谢西北考察团之地位,对于中国全部,同为真理。吾是以感谢西北考察团之功绩,是以愿全国青年接受科学救国之教训。”

  不完全统计,《大公报》从1929年直到1931年这段时间,有关徐旭生活动的报道和评论就达十余篇(次)。这位考古学界历史定位尚未廓清的考古大家,大公报的历史版面清晰呈现了;与此同时,借助徐旭生的考古经历引发的科学思想启蒙,大公报做到了。

  由陕西省提供的陕西考古博物馆活动的背景资料,明确肯定了徐旭生对于陕西现代考古的奠基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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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史亚会 史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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