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十年|幸免于难的和难逃一劫的

  撰文/郑曼玲

  对生命尊严的用力维护、对生活之美的不懈追求,这些统统没有被坍塌的楼房压倒。某种程度上,它不仅幸免于难,而且在回击大自然的嘲弄时,更加倔强野蛮地生长了。

  又见黄莉。在汶川地震十年祭的媒体镜头下,这位在灾难中失去左手和双腿,却开通“生命热线”进行心理辅导、创办NGO组织帮助残疾人就业的道德模范,显然是记者们热切追寻的采访对象之一。

2009年黄莉在医生指导下做康复训练。/王志民 摄

  画面中,因着人到中年和久坐轮椅,黄莉与我当年采访时所见,身形臃肿了不少,脸上的细纹和依稀的银发,记录着生活的沧桑。但依旧不变的,眼睛里仍然闪烁着柔和的光芒,灿烂一笑,依然有两个孩子气的酒涡。更令人欣慰的,她身边的那个人没有变,心无旁骛、毫无保留地弓着身子靠在他身上的她,依旧是幸福小女人的模样。

  每个曾经涉足汶川采访的记者,大多会不由自主地,对那里的人和事,存着一份情感上的牵挂。大家会留意相关的报道,同行间也偶尔会传递自己辗转得来的消息——“当年一起采访的那个谁,刚拿了残疾人运动会的金牌。”“还有那个谁,重新结婚又生了小孩。”听了之后就是一种淡淡的慰藉。

  所以,从“汶川十年”的报道中再度看到黄莉,我默默地拿起手机,给当年一起采访的小伙伴发了个信息:她很好,她的爱情幸免于难,没有被时间和现实打败。

  劫难后的爱情

  爱情是灾难报道中略显敏感的话题。它不像血缘关系那样牢不可破,不像朋友关系那样云淡风轻,“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的现实很残忍,但也不少见。

  所以,当年在四川省人民医院地震伤员康复中心见到黄莉时,关于她的生活和爱情,我们起初一直觉得难以启齿。

  几乎可以用“圆溜溜”来形容她的躯体——请原谅这当中可能涉及的不敬。在废墟中熬过四天四夜的她,被救出后失去了双腿和左臂,肚脐以下全然没有知觉,幸存的右手成为她应付一切日常事务的唯一支撑。直面这样残缺不全的身体,尚且需要一定的勇气,更何况要朝夕相处生活在一起。

  我们生怕出言不逊伤其自尊,问话小心翼翼闪烁其词。但没过一会就发现,她的谈吐大方得体,没有一丝卑怯。聊到兴起,我几乎已忘记她身体的残缺。更直观的感受,是她的坚强、乐观和积极向上。这一切,狠狠地嘲笑了我内心原本隐隐浮现的悲悯同情感,取而代之是钦佩羡慕和自叹不如。

丈夫替代了黄莉生存与生活的几乎全部技能。/王志民 摄

  与命运抗争的勇气,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爱情。她的男人长相周正,沉稳寡言。我们聊天之时,他就默默守候旁边,不作声响,面无表情,只是眼神始终跟随着自己的妻子。半晌,他站起身来,掏出手机在黄莉眼前一晃,依然没有话语。黄莉却是明白了丈夫的用意。原来,下半身没有知觉的她,已然无法体会尿意便意,医生敦促其按时排解,以此保持身体循环。

  她的丈夫就承担了这样的任务,算准时间,背着妻子,出去解手。

  他所做的远不只这些,喂饭、梳头、穿衣、擦身,无法赘述。可以说,他替代了黄莉生存与生活的全部技能,他承担的,已是一个丈夫的极限。

  聊起爱情,黄莉的眼神温柔似水,虚幻迷离。邓哥是她同学的表哥,甫一见面便互有好感,工作时两地分隔,情书往来,成了他们诉说思念的工具。与所有爱情故事一样,家庭阻拦、现实困难,这样那样的小波折,却更增添了甜蜜。

  直到地震的不期而至,他们的爱情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峻的考验。邓哥的所作所为,交出了让所有人满意甚至感动的答卷。自黄莉从废墟中被救出的那一刻起,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半步。不离不弃,忠贞不二,他用自己的行动做出了毅然决然的选择。

  黄莉说,很多朋友四肢健全,家庭完整,感情上却不一定如意,看到他们历经磨难恩爱如故,反而心生羡慕。说起这话,黄莉笑得娇羞妩媚,流露出一个女人最骄傲的幸福。

在破旧不堪的住处外种植了十几种花草的妇人。/郑曼玲 摄

  采访结束与黄莉告别时,我沉默许久心生惆怅。我毫不怀疑她当时的幸福,却担忧这种幸福的持久性。在机能和技能极不对称的两个个体之间,爱情的魔力能维持多长,谁都无法确定。

  好在,十年过去了,他们还在一起。尽管期间或许会有不少难与他人言的辛酸和挣扎,但渡尽劫波仍然相依相守,这便是爱情最美的样子吧。

  别梦依稀,生活还要继续

  在突如其来的灾难之后,爱情还会以另一种样子呈现。

  地震一周年时,我们在北川县吉娜羌寨见证了一场集体婚礼。蓝天为媒,青山为证,羌笛悠悠,歌声袅袅,二十对新人依次走上红地毯,接受众人的祝福。他们大多不是初次披上嫁衣,而是被无情的地震夺去了各自的伴侣,在他们幸福笑容的背后,几乎都有一个令人伤感的故事。

  重新选择进入婚姻,或许是因为情投意合,或许只是为了与往事告别。可能悲伤还会悄悄流淌,怀念还会持久相伴,但至少他们敞开了心扉,学会放手和接纳,开启另一段生活篇章。春天的爱情就那样随风滋长,像老城废墟上顽强向上的明黄小花,让人惊艳而震撼。

  或者,与其说这就是爱情,弗如说是人们在灾难面前的不甘和反抗。逝者已矣,别梦依稀,生活还要继续。

  “上帝为你关上一道门,必定会为你打开另一扇窗。即便没有上帝,我们也要靠自己的力量做到。”北川一位老师的话颇有哲理。的确,当年在灾区的所见所闻,许多让人感动的瞬间和细节,都在尽情诠释着川人的坚韧和力量。

"5·12"地震中最大的庇护场所--绵阳市九洲体育馆。/郑曼玲 摄

  “5·12”地震中最大的庇护场所——绵阳市九洲体育馆,曾经因为收留了附近10万余灾民,而被视为漂移在地震孤岛上的“诺亚方舟”。震后未及一年,我们回到当地,发现这里已然回归体育,各种比赛轮番上阵,馆内悬挂的“运动改变生活”标语,摆放的十几台高档健身器材,表明人们在解除生存威胁之后,很快又对生命质量有了重新追求。

  北川中学,地震中两幢教学楼轰然垮塌、逾千个青春年少的鲜活生命瞬间离逝。而当我们来到学校临时安置点——长虹培训基地时,发现那里教学紧张,秩序井然。学生们下课时疯跑打闹,上课时疲倦瞌睡,与其他同龄人并无两样。还有那些关于学习压力过重的抱怨、高考前途的茫然,以及墙角处男女同学情窦初开的表白,都一一印证了,那是属于他们这个年龄的特定情怀,生活很快就回归了常态。

当年生活在临时板房的汶川民众。/郑曼玲 摄

  在红白镇板房安置点,黄昏日落,伴随袅袅炊烟传来清脆腰鼓声,几位中年妇女腰缠绸带、手持鼓槌,轻快地跳着舞蹈。我们以为他们是为了某个庆典活动排练节目,一位大妈却说,“我们就是自发的,生活不就得为自己找乐子吗?”

  尊严和美的追求倔强生长

  在地震中失去双腿的一个少女,接受采访前坚持花二十几分钟的功夫穿上假肢。虽然天气炎热,皮肤长时间接触硅胶后痒痛难耐,而她的断肢与假肢的接口处早已磨破了皮。在我们面前,身材姣好的她依旧保持着过去的穿衣风格,深V领紫色紧身衣,黑色紧身牛仔裤,还要特别选购一双高鞋帮长筒靴,将干瘪的裤管撑起来,这样一打扮,与时尚前卫的同龄女孩并无两样。她说,生命残缺了,但也要有尊严地活着。

  而在都江堰市区,我们曾遇到一位居住在帐篷区的妇人,虽已年届花甲,却依然头顶礼帽、佩戴藏饰、打扮姿整。生活无着的她声称自己“家不成家”,有时需到废墟里拾捡衣服物品,赖以维持生计,但在其破旧不堪的居住处外,却种植了十几种花草,鲜花怒放,香气逼人。

当时,"望乡台"是村民眺望北川老县城的唯一一个地方。/郑曼玲 摄

  二战后,德国战败,满目疮痍。有人说德国人民可能会一撅不振,也有人看到在柏林的废墟里家家种花,就断言德国会重整旗鼓。事实证明果真如此。

  我们也可以说,汶川民众的坚韧刚强,他们对生命尊严的用力维护、对生活之美的不懈追求,这些统统没有被坍塌的楼房压倒。某种程度上,它不仅幸免于难,而且在回击大自然的嘲弄时,更加倔强野蛮地生长了。

"5.12"遇难同胞纪念碑。/郑曼玲 摄

  巴蜀高士印记

  人们总说,时间是治愈伤痛的良药。那么,十年的光阴够不够长?我们无法猜测。但至少,那场灾难没有成为汶川过不去的坎儿。在与过往做抗争、求和解的过程中,能够快速为伤口止血的,有赖于渗透到川人骨子里的乐观积极的天性。

  常言道:齐鲁多鸿儒,燕赵多壮士,江南多佳人,巴蜀多高士。当年入川,有幸亲睹蜀人风采,印象着实深刻。

  川人的生活,离不开娱乐。我们在地震一年后到灾区所见,即便是人口只有一万、总共只有两条大街的偏僻城镇,茶馆、KTV、足浴房、烧烤摊、麻将房,一应俱全,且通宵营业、人声鼎沸。

  麻将文化在四川不仅深入人心,且屡有创新。我们曾看到路边麻将桌上五六个人同时开打,甚为疑惑,细心打听,才知川人随性,重在参与,麻将搭子三人、四人、五人都无所谓,照样打得高兴。只是要轮番PK,直到最后一人输掉为止,一盘下来,有的兴奋,有的沮丧,推倒牌局,再战江湖。

当年北川中学临时安置点--长虹培训基地。/郑曼玲 摄

  当时,地震造成的山石倾倒并未清理完毕,在都汶路上塞车十几小时都是常事。我们发现,堵在路上的司机乘客并不急躁骂娘,而是欣欣然停车搓麻,消磨时间,怡然自得。有几位妇女,甚至手持花伞在阳光猛烈、灰尘四扬的公路边大砌“长城”。

  “天塌下来,也得由不打麻将的顶着。”一位大姐边摸牌边笑说。

  “为什么?”

  “因为你们站着看,比我们坐着高啊。”这个快乐的回答,似乎也有点道理。

  我还曾在灾区打车时与司机聊起地震时的恐惧,的哥突然冒出一句,“比地震可怕的是余震,比余震可怕的是预报余震,比预报余震更可怕的是预报了余震却一直不震。”看来,只要有四川人存在,空气中就会充满快乐,这个世界就不会寂寞。

  关于川人的幽默,当时在灾区还流传着一些无从考证的段子。比如有灾民利用部队空投的蔬菜豆腐打起了火锅,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允许自己的肠胃受委屈。见到直升飞机盘旋而来,又大叫:惨了,解放军在上面看我们这样大鱼大肉,半点都不像灾民,估计不会来救我们了!

八当年北川中学学生在临时安置点上课。/郑曼玲 摄

  这些段子不一定是真的,但编这些段子的人想必没有恶意。因为在我们心中,巴蜀高士就应当这样,从容淡定,豁达随意。而实际上,他们在大地震中表现出来的坚韧、乐观以及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也已赢得世人的尊重与敬佩。

  玻璃缸内的困扰

  然而,快乐的人未必没有困扰。万众瞩目的地震灾区恰如一览无余的玻璃缸,外界的围观、聚焦、刨根问底甚至强势介入,一再压缩灾民群体的隐私空间,触及其伤感的神经,唤起记忆阴影,挑战脆弱的心理防线。

  我们当年在那儿,就听说并目睹了不少这样的事情。自打女儿在罗汉寺呱呱落地成为“地震宝宝”之后,什邡市的一户人家就“名声大噪”,各地媒体纷至沓来,几乎踩平了家中的门槛。小孩时常要在睡梦中被摇醒,以各种表情姿态配合摄影记者的工作。而她的家人,则必须每天整装以待,不厌其烦地重复“临震产女”的故事。

  同样的遭遇困扰着其他在地震中“一举成名”的灾民。一位被称为“儿歌女孩”的学生,因在校舍废墟中高唱《两只老虎》而广为人知,震后因记者约访过于频繁,不得不转学离开家乡北川。她的老师说,媒体一再要求小孩回忆当时情景并重唱那首儿歌,让她十分抗拒。

  普通的灾区民众似乎也无法得到真正的清净。我们在北川县任家坪村遇到一位姓王的村民,他家的屋子经过地震和泥石流的“洗礼”,已是门窗皆无、淤泥遍地。他索性将房子改造成收费公厕,自己在公厕前卖光碟和饮料。期间不断有记者及游客好奇地询问地震时的情况。“总是问我家里怎么样、死了多少人,时间一长我也很烦,”面对追问,他摆摆手,将头扭到一边,沉默良久,“嘴都说干了,不想再说了。”

  当时的北川老县城,保护地震遗址的铁丝网高高围起,却总有一些记者和其他相关人士,在武警把守的关卡前亮出批条,而后汽车呼啸绝尘而去,进入县城去记录所谓的灾情惨烈。铁丝网外的民众眼神幽怨嫉恨,身为北川人,他们尚且被隔离在外,却要眼睁睁看着外人堂而皇之进去打扰他们安睡地下的亲人。

地震中受损严重的北川中学旧址。/郑曼玲 摄

  穷追不舍的媒体与伤痛未平的灾民之间的纠缠博弈,最终以地震一周年来临之际,北川县宣传部副部长冯翔的自缢身亡实现了总爆发。虽然冯翔之死仍有许多未竟之问,但其孪生哥哥冯飞的一段话:“分管宣传的弟弟一次次接待,一次次讲述,一次次被撕开伤口”,依稀道出外界的过分关注,对在地震中失去爱子的冯翔,造成了痛苦的叠加和放大。

  在大地震中幸免于难的铮铮男儿,却在隐私被窥伺、伤痛被贩卖上难逃一劫,最终选择以自杀的方式寻求解脱,让人扼腕唏嘘,惴惴不安。

  很遗憾且惭愧的是,我也曾是灾区的不速之客。这些年,如何在媒体职责和职业伦理之间取得平衡,是汶川之行后不时会拿出来拷问自己的话题。有时候,在采访中“逼近一步”也许可以抢得先机出奇制胜,但选择“退后一步”,不渲染,不干预,却往往能够做到更理性客观,更真实可信。

  十周年了,很多人又蜂拥而至。希望那些抱着游山玩水甚至看热闹的心态,想着成群结队前往,并在死难者纪念碑前打卡留影的人们,就不要去了。默默关注并充分尊重,任由疼痛的伤疤在岁月更替中自然结痂,就是对汶川人民最真切、最体贴、最人文的关心。

  一切随风祝福永恒

  岁月如梭。十年的光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当年在汶川见过的人和事,就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四散各方。

当年北川中学临时安置点--长虹培训基地。/郑曼玲 摄

  地震期间出生在什邡城千年古刹罗汉寺的108个“罗汉娃”,今年该上五年级了吧,他们都会有怎样的理想和志向?经历丧子之痛后又在帐篷里生下双胞胎的那对夫妇,日子过得甜蜜美好还是平淡无奇?年事已高的“猪坚强”,还在一边享受着衣食无忧的“小资生活”,一边困惑于身为一头“名猪”的苦恼吗?

  没能重返旧地,谨以一点文字,记录下对他们的惦念和祝愿。或许泪水已经风干,但伤口依然会隐隐作痛,或许在几乎被火锅和麻将填满的日子里,偶然还会被突如其来汹涌澎湃的悲伤所击倒。我们都不得而知,也无从揣度。

  就让伤痛以各种姿态存在着,就让思念以各种方式传达着。就让一切随风,惟有祝福永恒。

责任编辑:李孟展 DN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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