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问责应确保公开

2013-04-01 14:23:20  来源:阳光总第145期


 

  近几年来,公众对身涉恶性事件被免职的官员“火速”复出的现象很反感。每一次焦点人物的重新亮相都毫无例外地引起争议,但官方往往对此类问题避而不谈,以求不了了之。这样的问责对造成严重后果的官员不仅毫无震慑,甚至是一种变相的鼓励。

  面对“官员复职”的现象,百姓多有不解,因为有关“条例”说得很清楚:“受到调离岗位处理的,一年内不得提拔;引咎辞职和受到责令辞职、免职处理的,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两年内不得提拔;受到降职处理的,两年内不得提拔;同时受到纪律处分的,按照影响期长的规定执行。”

  公众不认同“问题官员”复出,其实并非不给犯错的官员一个机会,而是指向对官员的问责过于轻纵。使官员问责流于形式,失去严肃性,进而丧失政府的公信力。停职再复职,暴露了“停职”只是有关部门应付媒体和民众的应急措施,更暴露了当前干部选拔制度的弊端,即少有将民意打分纳入官员的考核。


 

  复出程序应当规范化

  不少专家教授对中国目前的官员复出机制提出了意见。“随着我国官员问责制不断规范和完善,而与之相对的官员复出机制却并不健全,相关规定十分模糊、笼统,缺少操作性和程序性,弹性和随意性很大,需要尽快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龚维斌教授表示。

  北京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博士伏创宇撰文指出:“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在官员复出过程中的缺失,使得复出过程蒙上了神秘色彩,也给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留下了一块群众监督的真空地带。”“官员的复出需要有什么条件、什么正当的理由、走什么样的程序,都必须明确。”北京大学教授王锡锌认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的复出官员也要经过民主推荐、考察、酝酿、讨论决定、任前公示等干部选拔任用程序。”

  中共中央在2002年7月9日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规定“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制度”,第六十二条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降职的干部,在新的岗位工作一年以上,实绩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重新担任或者提拔担任领导职务。”

  2009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更是把领导干部问责制的实施和推行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对问责给予了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律化的规定。《暂行规定》规定:对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可以根据工作需要以及本人一贯表现、特长等情况,由党委(党组)、政府按照干部管理权限酌情安排适当岗位或者相应工作任务。

  《暂行规定》引来不同声音。“对于受处分或者被问责干部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重新使用,什么时间可以复出,相关程序应该如何履行等问题,都缺乏具体规定。”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官员复出因此存在制度软肋,“‘酌情’这样的字眼太模糊”。

  2010年4月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简称《责任追究办法》)。其一大亮点就是明确规定党政干部“引咎辞职和受到责令辞职、免职处理的,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两年内不得提拔;受到降职处理的,两年内不得提拔”。有专家评价说,在“问题官员”频繁复出引发民意质疑的现实语境中,《责任追究办法》无疑有着丰富的现实价值,彰显的是中央更为强大的问责决心。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李明伟教授也认为,问责官员重新起用必须符合程序。“应该加强对于被免职官员的跟踪监督措施。经过严格符合程序的考核,并置于公众监督之下,达到条件,应该重新起用。”“官员复出的程序,应该公开化和透明化,应该遵循一定的制度,什么情况的人可以复出,复出的原因是什么,都应明明白白地公之于众。”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齐善鸿教授表示。

  所以,应该建立公开的复出程序,在被问责官员复出过程中应当遵从民主推荐、组织考察、讨论决定、理由说明、任职公示的程序,这些程序中的每个步骤都应置于阳光之下,接受来自公众的质询和意见。对于被问责者,要严格监管,严肃查处,不包庇袒护,才能真正约束公权力,规范公务人员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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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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