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变革中的“群众”心理

2013-05-14 08:53:26  来源:南风窗

  无论是法国人勒庞,奥地利人弗洛伊德,还是美国人霍弗,这些政治心理学的先知都揭秘过这一点:假如一个社会要实现某种宏图大业,那么,唤起和利用“某种广为弥漫的热情或激情”是不可少的。

  法国大革命,美国革命,中国革命,甚至查韦斯曾经在委内瑞拉所做的一切,皆是如此。

  保守、维护“既得利益”的政治结构,本能地害怕点燃普罗大众身上的“热情或激情”,就如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爆发时,“资本家老爷”们所肝胆俱裂那样,但具有伟大抱负的政治家或政治家群体,却从中看到希望。

  改革是什么呢?它是介于保守和革命之间的一场变革,一个社会在脚踏实地地向一片“应许之地”迈进。

  眼下紧迫的现实问题是:要超越于坚固的既得利益结构,改革者已不可能仅仅从具有保守性、自利性的官僚机构那儿得到支持,而是要“转型”成为具有超越性的政治家,打通政治社会理想和群体心理之间的神秘通道。

  政治家的舞台

  从近代以来,一直到今天,几乎任何一个位于政治结构核心,或者想进入政治结构核心的人物,无论做什么,都要考虑到无以计数的一堆人的存在,哪怕并不顾及他们的感受。

  这堆人就是“群众”。

  这也是从勒庞开始,包括托克维尔在内的敏锐的观察者的发现——他们发现,几乎和现代政治,尤其是“民主政治”起步一道,群众突然从历史的黑暗中冒了出来,昂首阔步地向前方迈进。

  而掌握群众的心理,几乎就是一种“政治巫术”。群众心理的利用,早已改变了现代世界的政治版图。几百年来,它或使革命获得成功,或使法西斯主义上台,或使各殖民地得以独立,或使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民主化得以顺利推进。无论是否把群众视为一帮“乌合之众”,根本就不可能假装没有群众心理影响政治进程这回事。

  人群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存在,但“群众”却是一个“现代性”的发明。在古代,哪儿都有一堆人,但这堆人都归属于诸如城邦、公社、宗族之类的大大小小共同体,是一个同质性的“整体”,没什么“个人”的概念。

  近代以来,随着共同体的瓦解,以及“权利”观念的宣扬,“个人”的概念被造出来了。但后果却是,他成了一个与别的人分裂的社会原子,“共同体”不再是他心理上的庇护所。于是,在“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下,他又和别人重新结合。大家通过利益、信仰、理想、情绪等构成一个稳定或临时的心理共同体,也即“群众”。

  古代的共同体成员可以不关心政治,但现代的“群众”不关心政治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权利和利益是他们的痛点和敏感点,而这是由政治分配的;另一方面,政治系统不利用他们的心理能量,明显成不了大事,这使他们哪怕被当成台下“沉默的大多数”,也不会按捺太久。

  群众心理的介入,使近代以来的政治图景,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画面:

  一个画面是在剧烈的政治转型时期或国家里,群众心理的存在,构成了政治领袖产生的沃土。像拿破仑、列宁、林肯、毛泽东等,虽然政治理想不同,但都善于听懂人们内心的声音,而且一呼百应。

  另一个画面,则是在政治结构已相对稳定的时期或国家里,各种政治理念,已经变成人们的日常观念,并且可以通过基于“公共选择”的制度来达成——或者,政府、政党已控制住政治结构,个人的魅力相形暗淡,这样的时期或国家,卡里斯马型领袖退场,常态下的政治家则走到舞台的中央。

  就是说,在这个画面里,没有一个政治家仅凭个人魅力就可以扭转乾坤这回事了,很多东西都已渗进制度和政治结构中,政治家更加需要焕发的是勇气、智慧、决断等美德。

  无论奥巴马如何做,他已经不可能是第二个林肯,美国民主制度的成熟运作,不会依赖“奥巴马”这个符号。但他碰到的问题,和很多国家的政治人物碰到的是一样的:要获得执政合法性,必须要民意支持;而要推进某个施政目标,遇到阻碍,也必须民意帮一把。

  既不“精英”,也不“民粹”

  今天,民众身上的“热情或激情”,包括愤怒、希望,一直在中国社会空间中弥漫,寻找着出口,对政治、社会结构,不时地冲击一下。

  面对渴望公平,渴望没有腐败,渴望吃得上安全放心的食品,渴望拥有平等权利,渴望扩大政治参与的群众心理,该怎么办?

  有两个极端是应当避免的。一个是保守、维护既得利益的“精英政治”,另一个是激进的“民粹政治”。

  在民众迫切要求变革的国家,精英政治的恶果尽人皆知,曾经的南美、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独裁资本主义”即是如此。

  比如统治印度尼西亚长达31年的苏哈托政府。在其任内,印尼经济得以大幅增长,但同时也引发了巨大的贫富悬殊,社会矛盾尖锐。苏哈托家族及其亲信,几乎垄断了印尼最赚钱的行业。其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用来掠夺没有受到其政府庇护的企业和民众。仅仅是他的家族,从其独裁统治所得到的收益就超过150亿美元。

  结果是,1997年的一场金融危机,把印尼打回原形。无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如何,只要“发展成果”被少数特权阶层独占,它一定是脆弱的,在“危机”中不堪一击。

  一些人所鼓吹的“精英政治”,对于中国来说,也只能是一副毒药。30多年的改革,逐渐坐大的“特殊利益集团”,对维护一个具有剥夺性的利益秩序可谓殚精竭虑,办法就是让“精英俱乐部”垄断对制度、政策的影响。这是以制造问题的方式,来加剧问题的爆发。

  既然对抗群众心理,只是在火上浇油,那么,一味地迎合群众心理,走向“民粹政治”,那又如何?南美的一些国家,尤其是查韦斯时期的委内瑞拉,就是这样操作的。

  民粹政治,是对精英政治的一种强烈反弹,相当于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因为剥夺得越深,对公平的渴望就越蚀骨。处于政治社会转型时期,而且贫富悬殊的国家,最容易发生民粹政治,善于利用群体心理的政治家,甚至可以把自己造魅为一呼百应的领袖。

  饱受精英政治折磨的委内瑞拉给了查韦斯机会。在“民主”的制度外壳下,他描画了一幅“剥夺剥夺者”的图景,让“受够了”的人们激动万分。此后,在“民意”的支持下,他的“政治理想”频频得手,民粹政治也因此逻辑地走向威权主义的政治。

  民粹政治的多种弊端无须阐述,但有两点对于中国来说,可能是灾难性的,一是固然满足了民众当下的胃口,但却给未来留下了隐患;二是民粹政治靠个人魅力玩,而不是政治结构的稳定,因此风险极大。

  “吊群众胃口”?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反思一下:在中国,改革的政治家群体在和群众心理“互动”时,可以在哪些方面有所作为,又应避免些什么?

  首先,当一种有助于实现政治理想、施政目标的制度或改革措施,在其出台或推进的过程中,同时碰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和“有强大的民意支持”这两个变量时,应果断顺应民意。因为这正是召唤出政治家气魄的时候。像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就是这样。

  从群众心理这个变量上看,民众是腐败的受害者,具有一种“被迫害心理”。解决腐败问题,就是对他们“心理问题”的一种治疗。但很清楚,官方的各种反腐表态,从语言的功能上,最多只是安慰,而不是治疗;而在很多时候,这些语言和腐败的现实映衬起来,在心理上还构成一种欺骗。

  在一个连“二奶”、网民都充当了“反腐先锋”的国家,还有什么能让群众对腐败问题的解决抱有预期呢?只有这两点:或者,真的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腐败,或者,他们一直期待的,被视为是反腐的万应灵丹的制度出台了。而这样的前提,是他们预设了腐败问题,只有超越了官僚集团利益的政治家才能解决,因为他们对官僚机构已经不信任。

  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迟迟不出台的情况下,群众心理会经历这样的演化:在“被迫害感”中,先是满怀期待,等着它来“治疗”自己的心理挫败,然后,一直等不来,在腐败的刺激中,变为失望,最后,为了在心理上保护自己,变为根本的不信任,再说什么,再做什么也不信了。到这个时候,官僚机构在群众的心理上,真具有了绑架整个政治结构的功能。

  而从“既得利益集团”这个变量上看,所要做的,恰恰就是绑架整个政治结构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的博弈手段就是:改革的政治家群体的政治理想的实现要“靠”他们。但事实是,这是全民的事业。

  改革需要“杀开一条血路”,政治和社会理想的现实,最怕的就是被利益结构牵制,和民意期待的距离越拉越大。反过来,如果一项制度、政策的出台或修改,有和民意对着干的意思,那么,官僚的思维必然挤压政治家思维的空间,导致人们在认同上,和政治结构渐行渐远。

  比如“延迟退休”的争议。官方一直想修改现行的退休制度,让中国人延迟退休。有各种辩护性的意见,比如和国际“接轨”,比如进入老龄化社会,比如“发挥人的作用”。但显然,所有这些意见,都不足以说服人们就应该这样干。相反,它极容易被这些事实驳倒:延迟退休的受益者是公务员,而对于企业员工等无异于一场噩梦;养老金亏空的责任在政府,不能转嫁给在利益上本来就受损的人。

  为了推进这个制度的修改,官方一直在试探群众心理的反应,想先在舆论上作好铺垫。但引起的反弹当然是巨大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具备政治家的眼光,绝对不是再和群众心理玩一场对抗性的游戏,而是先进行搁置,因为只有解决好诸如废除养老双轨制、履行国家责任这一系列问题,延迟退休才算是满足了作为一项制度推行的前提。

  在改革的政治家群体和群众心理互动时,还有一个问题很重要。这就是能否“吊民众的胃口”。任何一个政治家的身上,都寄托着民众的政治社会理想,他要说出来让大家知道、支持,凝聚社会共识,因此显然是要吊民众胃口的,因为就算不吊群众的胃口,群体也会有这个胃口。

  所以问题根本不在于是否吊群众胃口,而在于,政治家不能只是说说而已,也不能空无所指,否则,不会有人太当回事。政治认同,最终还是建立在做了什么的基础上。另外,要考虑到群众的心理。世俗的政治目标和信仰的东西不一样,在现代社会,群众的胃口被吊起来之后,有一个心理倾向,就是要求立即满足,至少等待的时间不能过长,过长就不信了。

  就此而言,改革的政治家群体,面对的仍然是这个挑战:如何不让得到了民众认同的政治社会理想,在“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中损耗,进而损害到政治权威。(文/石勇)

责任编辑: 宋代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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