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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的根基——抗战前后梁漱溟的思想与实践

西学东渐以来,宪政问题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思考和实践的核心问题之一。但局限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框架下来谈中国的民主宪政问题,是把中国的问题收缩为城市和中产阶级的问题,这是对梁漱溟希冀通过乡村建设来抵达宪政之思想的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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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

    [文章导读]西学东渐以来,宪政问题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思考和实践的核心问题之一。这期间的经验得失,虽然已经有学者开始重做整理工作,但还有进一步推进和拓展的空间。本文的作者通过对梁漱溟思想的研究,重新释放出理解政党、宪政和社会关系的空间。认为局限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框架下来谈中国的民主宪政问题,是把中国的问题收缩为城市和中产阶级的问题,这是对梁漱溟希冀通过乡村建设来抵达宪政之思想的背离。

  今天坊间和学术界的梁漱溟热,鲜有讨论他的宪政思想及其与乡村建设的关系。其实抗战前后,梁漱溟对宪政和政党问题有大量论述,值得今天重新回顾。

  梁漱溟的口号是“乡村建设就是我的宪政运动”,因为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本。他认为晚清以来,中国的宪政运动一直无法成功,就在于一种政治制度并不是寄托在宪法条文上,而是寄托在政治习惯上,西方政制在中国社会是无根之物,所以无法成功。所谓宪政是自由权之保障和参政权之取得,应该是来自人民的运动。但是中国的宪政运动,却出于挽救民族危亡的动机,是出于民族立场,属于民族自救运动,是百年来世界大交通之后,基于外在压力的产物。宪政对于欧美是目的,是从社会内部问题逼出来的,而我们的宪政运动是受外界打击而产生的维新改造运动,却是手段,不是社会本身的要求。三民主义,外求民族解放,内求民权与民生,内部的问题也是由外部问题所引发出来的。这是中国宪政之路不同于西方的地方。中国的社会主体是乡村,乡村建设就是要从中国培养出新的政治习惯,努力使得新的政治制度自下而上产生,只有这样才能创建出有力量的社会主体和政治。“欧化不必良,欧人不必法”,这才是民族的觉醒和自觉。

  但是,1937年抗战爆发,邹平的乡村建设陷入危机。韩复榘当局加速了对农村的剥夺,要壮丁、要枪支、派差派款,梁漱溟乡建中地方民兵的自治力量,则成为当局直接抽取的武装资源,壮丁和枪支每每被整批带走,而且还屡屡以欺骗方式,这就导致“凡当局一切所谓之结怨于民者,乡农学校首为怨府。”

  事前乡农学校固未料到,而曾以乡民以“绝不带走”为担保式之声明者,至此毫无办法,自己落于欺骗民众地位。甚至有时乡农学校亦在被骗之列,而乡民仍认为乡农学校行骗。怨毒之极,致有砸毁乡校,打死校长之事。我同学之死于此者竟有数人之多,曷胜痛吊!……以建设乡村之机构,转而用为破坏乡村之工具,吾侪工作至此,真乃毁灭无余矣!吾同人同学几乎不能在社会立足,几乎无颜见人矣!言念及此,真堪痛哭。

  在此内忧外患之下,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的实践彻底破产,他所设计的抵御现代性负面力量的基础都被它的对立面所吸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因此放弃自己的乡村建设理论,而是相反。正是在统一抗战的历史需求下,他开始把自己的“社会本位”思想推向了对中国党派和宪政问题的思考和实践中。

  抗战中梁漱溟的宪政思想

  1938年面对抗战爆发后的种种危机和问题,梁漱溟发表《告山东乡村工作同人同学书》,他痛切地认为,中国受日寇之祸至此,在于中国本身的分裂。北伐之后的内战和政府的贪污腐败,国民党缺乏政治方向,丧失了革命性。而共产党过高估计阶级斗争,不合大势,是分裂的因素。中国30年来政治上不统一不稳定,社会意志上不统一,最高国权无法树立,是遭日本侵略和失败的内因。因此,要求得抗战胜利,关键在于统一社会意志,只有这样,才能团结一致抗日。

  社会内部的统一,不能用阶级的方式,而必须用联合的方式。因此,他总结其乡村建设的失败,认为“唯有迅速建立吾侪之团体组织”,但是此团体组织,并非通常之政党,而是中国特有的政治团体,“政党必争政权,吾侪不争政权,便非通常之政党”。中国目前的形式,不应有绝对排他的政党,亦不应有相对立的政党。在他看来,中国目前的政党结构应该有两重,个别团体为第一重,团体与团体的联合为第二重。个别团体的存在,是为了代表不同的利益和声音,而其联合才能协力救国建国。这一联合的思想是为了代表全民族社会:各族各教各地方各阶层各职业,但代表的同时要保持一致的立场,就必然不能直操政权。因此,梁漱溟强调说,这一联合的团体,与其他国家的宪政体制,即联合内阁混合内阁或举国一致内阁全非一事,“若以孙中山先生学说解释之,则此联合体所有者为权,而政府所有者为能;此联合体所有者为政权,而政府所有者为治权。吾侪尝自誓永远守定在野营垒,其义在此。”此后,乡建派开始作为一个团体组织,介入到中国的第三种政治力量之中。

  梁漱溟批判国民党建设而不革命,共产党革命而不建设,而现在时势的需要是“革命的建设”。因此,一方面,梁漱溟奔走于各党之间,寻求国内合作与统一的道路,为组建中国的第三种政治力量而努力不懈;另一方面,他却坚决拒绝参加自由主义人士发起的宪政运动。1939年,他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把各小党派联合起来,并一再声明,这不是一个政党,只是为了应对国共冲突而引起的紧急情况而建的特殊组织,目的是推动国共两党的合作和全国的团结。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国共合作面临崩溃,促使梁漱溟放弃同志会,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但是,无论是统一建国同志会,还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梁漱溟的目的都不是为了打造一个新的政党,而是为了纠集社会上的各种政治力量以“避免内战”,在这个意义上,他谋求的仍然不是现代中国的所谓“宪政”运动。他在《光明报》社论中强调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不是一个政党,而是许多党派的联合,是一联合体,“所以不要看作国内两大政党之外,政治上又增多一竞争的单位。他只是为了当前时势需要,而作此联合行动。什么时势需要?就是不要以内部不合,坐失国家翻身的时机”。对此,他在各种场合再三明确表示,不取宪政之意,宪政要在国家统一之后,非现在所急。所有这些言论,正是梁漱溟一贯思想的延续,那就是中国的党派问题要以统一中国为宗旨,而不能成为分裂的力量。这是他讨论政党问题和宪政问题的关键,民主势力的培养,是为了奠定国内的永久和平,而绝不能相反。在梁漱溟看来,抗战爆发,这一外来的力量使得中国长久以来的统一问题之解决成为可能,“这全为暴敌所赐,其势不可久恃。我们必须乘此时机,从内部自己奠定永久之统一。” 凭借时势,谋求社会内部统一,正是梁漱溟借助第三政治力量作为社会的代表,在国共两党之间斡旋的最重要的动机。

  1938年1月5日,梁漱溟第一次到延安,和毛泽东谈话的两个主要问题,就是,“一,对外如何求得民族解放;二,对内如何完成社会改造——亦即如何建国”,他认为,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抗战必须依靠团结,但是这样的团结不能建立在党派利益的基础上,这样的表面上的团结根基甚浅,而必须建立在社会改造的基础上,这是民族自身的基本问题,这样才能有真正的团结。而社会改造的最核心就是对乡村和农民的改造,以文化改造,完成民族自救。中国的宪政在社会,社会的根基在乡村,而中国的抗战也最终必需依靠乡村。

  • 责任编辑:宋代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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