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网

大公资讯 > 中国时政 > 政治思潮 > 正文

热闻

  • 图片

季羡林:东方思想应该世界化

中国一些人长期以来只相信全盘西化,似乎西化是万灵之药。其实这是很有问题的,也是对国家人民不负责的。有一点我是有信心的: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核心)复兴的世纪。

 \ 

季羡林 王岳川

  一 东方思想与西方思想的互动和对话

  王岳川:您老每天凌晨4点即起床写作,可谓闻鸡起舞。这图景在北大口碑相传,不胫而走啊。

  季羡林:不,不是我闻鸡起舞,而是鸡闻我起舞。过去我是早晨四点起床,现在是三点起床,每天工作又增加了一个小时。一到三点,就好像有根鞭子抽着让我非起来干活不可。

  王岳川:先生说的是大实话。我知道先生为了写《糖史》,曾经从1993年至1994年用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每天来回几里路去北大图书馆,风雨无阻,寒暑不辍。我注意到,近三十年,您撰写了近三百篇学术论文,出版了十几部学术著作,总数达1200万言,这种以写作连接的生命本体,显示了您思想自由之后的空前喷发的写作状态。

  季羡林:是的,我面对汪洋浩瀚的《四库全书》和插架盈楼的书山书海,枯坐在那里,夏天要忍受三十五六摄氏度的酷暑,挥汗如雨,耐心地看下去。有时候偶尔碰到一条有用的资料,便欣喜如获至宝。但有时候也枯坐上半个上午,把白内障尚不严重的双眼累得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却找不到一条有用的材料,嗒然拖着疲惫的双腿,返回家来。经过了两年的苦练,我炼就一双火眼金睛,能目下不是十行、二十行,而是目下一页,而遗漏率却小到几乎没有的程度。

  王岳川:谢谢您送我一套近三十卷的《季羡林文集》,并授权委托我选编《季羡林学术精粹》。我通读了文集两遍,每读一次感受就深一层。在深夜人静中,让思绪一路远去。您精通英、德、俄、法、梵语、巴利语、吐火罗文等语言文字,焚膏继晷,已超越常人的工作热忱而“止于至善”:从考证到义理之学,从东方语言学家到东方学家,从印度历史文化到比较文学的研究,从佛教语言研究到中国文化身份思考,皆拓展出一个多元的文化研究域。我注意到,您在多个领域中都有很深的研究,如印度古代语言、吐火罗文、印度古代历史和文学、印度佛教史、中国佛教史、中亚佛教史、糖史等,涉及众多新兴学科的中印文化交流史、中西文化之差异和共性、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德国及西方文学、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等。可以说,您不属于任何一个固定的研究领域,也不屈从于任何专业狭小的圈子,而是打通中西古今,透悟人类智慧,创新东方新思维。而您授权由我来选编您的四卷本的《季羡林学术精粹》,我感到学术重量和思想信赖的双重压力。在我研读选编过程中,尽量将您的睿智和重量级的论著选出来,使人们能够通过这位世纪老人的言说,看到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踪迹和价值情怀。

  季羡林:我们那代人受了很多苦,所以非常珍惜时间和生命,尽量让自己每时每刻都处在一种学术的生活当中。我研究的东西都比较冷门,如印度佛教语言学、巴利语、吐火罗文等都是比较冷门的专业。

  王岳川:先生做学问不局限在自己的所谓专业的领域中,而是有广阔的人文关怀,尤其是关注全球化时代东方文化复兴的意义,提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中国文化送出去”等重要理论,引起学界广泛的关注和论争。

  季羡林:我上世纪1991年在《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中就认为:现代性的西方文化过分强调竞争,已经显示出诸多弊端,东方文化将在未来岁月中显示出魅力。在西方,从伽利略以来的四百年中,西方的自然科学走的是一条分析的道路,越分越细,现在已经分析到层子(夸克),而且有人认为分析还没有到底,还能往下分。东方人则是综合思维方式,用哲学家的语言说,即西方是一分为二,东方是合二而一。西方形而上学的分析已快走到尽头,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也将随之衰微,要兴起的必然是以寻求整体的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用东方文化取代西方文化,而是在西方文化已经达到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把人类文化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王岳川:尽管有人对您的观点加以批评,但是我认为您是有远见的。我从您的身上,看到是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严肃思考和价值担当。可以说,一个世纪的国运转换和具有强迫性的中西文化接触,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受到严重质疑。这种状况使得中国文化身份充满疑问。西方的强势文化对中国而言成了必须认同的中心,这使得几乎整个20世纪中国的命运都与西方中心主义话语相牵扯,西方仅仅将中国文化当成一种材料,按其所需去塑造出能为西方文化解困的所谓中国文化,甚至在西方关注的中国问题上,那些论述大抵也不过是西方话语的另一种阅读方法,而中国始终只是被观察的客体。这种在历史屈辱中成为被西方观察的“沉默他者”的地位,使我们意识到,政治霸权话语以及知识殖民、符号崇拜等问题是中国文化重新定义所必须加以审视的。因为,当我们不自觉地受外来思想主宰而又不质疑其合法性时,就可能只会臣服于这种话语,而无法引入一种反思性与抗衡性话语,而真正健全的中国观应是对西方核心范畴进行剖析,并在这种接纳和质疑中生成自我的新文化。

  季羡林:中国一些人长期以来只相信全盘西化,似乎西化是万灵之药。其实这是很有问题的,也是对国家人民不负责的。有一点我是有信心的: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核心)复兴的世纪。现在世界上出现了许多影响人类生存前途的弊端,比如人口爆炸,大自然被污染,生态平衡被破坏,臭氧被破坏,粮食生产有限,淡水资源匮乏,等等,这只有中国文化能克服。这就是我的最后信念。

  王岳川:我注意到,20世纪过分的崇洋使得的中国文化身份出现了辨认上的危机,文化象征资本严重滞后于经济资本的提升。“象征资本”建立在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之上,它是一个国家是否是强国形象的辨认方式。经济崛起而文化象征资本下滑,必然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经济雄强,所以国际上“中国威胁论”、“中国分裂论”、“中国崩溃论”频频出现;而由于缺乏文化对中国崛起的合法性的重新界定和软着陆,缺乏用文化对这个大国崛起以后动向的重新说明。因此,应下大力气抓文化象征资本的积累和创新,使经济崛起和文化创新的双翼共同提升中国新世纪强国形象,让世界逐渐消除对抗中国崛起的敌对情绪,使得中国在和平崛起中,同其他强国一道引领世界未来的新文化走向。在我看来,中国的现代性应该向整个人类体现“东方智慧”,人类的未来只能是东西方文化的真诚对话和互动。中国在科技领域进入现代化,在文化领域应站在更高的角度体现不断创新的东方文化魅力和文化良知,应该让世界重新认识新世纪中国精神,使“西方文化中国化”的同时,也使“中国文化精神世界化”,东西方共同构成人类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双赢要素。

  二 从文化拿来主义到文化输出主义

  季羡林:我提出在“文化拿来主义”之后走向“送出主义”,受到很多人的批评,但是我不辩论,因为中国的崛起谁也挡不住。

  王岳川:“文化送出主义”是在国人长期文化自卑主义之后的精神自觉。尽管先生年事已高不可能具体从事“文化送出”工作,但我们更年轻的一代学者应该坚持“文化输出”,将这一理念转化为长期而浩大的民族文化振兴工程和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中国学界的“文化自觉”表征为:向世界整体性推出古代和现代中国思想家群体思想,不仅注重将中国古代经典向西方主动翻译输出,而且注重将经历过欧风美雨洗礼的20世纪重要思想家的著作系统地向海外推出;还应在“读图时代”充分利用现代电子技术和电视卫星通讯手段,传播具有深厚中国文化魅力的作品,系统地“发现东方”、探索“文化中国”的精神价值;同时,从“汉语文化圈”振兴和和谐的“文化外交”的角度,增大“对外汉语”的教学和办学,吸引更多的西方人到中国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艺术,成为中国文化的理解者和爱好者,以加强中国同世界对话和互动的文化心理接受基础。全球化中信息和经济的一体化,在某种程度上会形成文化互补化,起码在全球化过程中会形成中心与边缘、自我与他者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使得任何国家不可能完全脱离整个世界文化发展的基本格局而封闭发展。在全球化整合中只能不断保持自己民族的根本特性,打破全球格局中不平等关系,使自身既具有开放胸襟和气象,又坚持自我民族的文化根基和内在精神的发扬光大,使不断创新的中国文化精神成为人类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西化了两个世纪的世界,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进一步加大“中国文化形象”重建的力度,让中西在“建设性伙伴关系”的互动中,真正“发现”东方优美的文化精神,体味中国创建人类“和谐社会”的诚意。

  季羡林:我认为,世界上不存在单边的文化流向,文化总是互动的,文化的回流是迟早的事情。我曾在《吐火罗语研究导论》中写过这样的话:“吐火罗语被发现以后,引起了中外学者的认真思考:它提出了一些过去从没有人想到的问题,譬如印度欧罗巴人的原始的发源地问题等等。有人提出了亚洲发源说。虽然Lüders对此说提出了怀疑,但是他也未能提出确凿可靠的证据,加以反驳。看来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有待于学者们进一步的探索。”同样,在《玄奘与<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前言》中,我说过这样的话:“佛教发展到唐代,已经越过了光辉的顶点”,“在印度,情况也差不多,到了7世纪,印度教已完成了转型任务,影响日益广被。虽有戒日王张扬,佛教已非昔日之辉煌。后来,伊斯兰教逐渐传入。在印度教与伊斯兰教夹攻之下,佛教终于在印度销声匿迹。”对于这种在佛教原发国已经“销声匿迹”的佛教,我就意识到这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上一个重要的现象:理论旅行中的文化回流。我还在《佛教的倒流》(1991年)中钩稽中国佛教典籍史实,诸如永嘉禅师的《证道歌》传入印度;印度僧人叮嘱含光把智铠著作翻成梵文;玄奘在印度撰写梵文著作《会宗论》和《破恶见论》,回国后又将《大乘起信论》和老子《道德经》翻成梵文,揭示中国文化智慧融入佛教,传回印度的“倒流”现象。在另一篇论文《论“出家”》(l982年)中我考证吐火罗文中的“出家”一词实际上是译自汉文,提供了文化交流中“倒流”现象的又一例记。

  王岳川:我同意您的看法,今天应该提出“作为主体间性的中国”甚至“作为他者间性的中国”,使“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之争”让位于“人类性”问题,在人文视野和世界主义的广阔精神下,使发现东方文化精神和发现西方文化精神成为发现人类文化精神的生态和谐的过程。真正的思想是超越个我而与人类性连接的思想,真正的思想家是超越了个人小我悲欢而思考人类终结性问题的一类人。十四亿人的大国如果不产生世纪性思想甚至世界性思想,那当何以堪?!东方大国长期没有声音,谁来为所谓的远东说话?谁来为中国人说话?只能我们自己说!在消费主义时代潜在的资本逻辑中,我们到了真正面对跨国话语真实性问题并重塑“中国文化形象”的时刻了。

  季羡林: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百折不挠的民族。过去几千年,中华民族对全人类的进步提供了很多物质和精神的发明创造,对推动人类前进不可否认地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有些民族虚无主义者,却说中国是落后愚昧的民族,是僵化保守的民族。我当然不同意这些错误的说法。我认为中国对当今世界最大的贡献就是提出了“和谐”这个重要的人类和平生存概念。现在世界西化很严重,到处战火不断,世界上没有一天不打仗的,不是这儿打,就是那儿打。这个对全世界人民都没有好处。人类最缺的不是物质,而是和谐。中国提出和谐发展理念对于世界当下和人类未都有重要价值。

  王岳川:和谐理论中庸之道在人类日益激烈竞争和战争中,显示出其生命力。“五四”时期,北京大学一些教授提出要废除汉字、全盘西化、打倒孔家店诸说法,启蒙与救亡在特殊历史时代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因为当时中国战争频仍经济疲弱,综合国力地位排名在全球100位以后,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中国的综合国力地位已经排名全世界第三,如果文化自卑主义文化虚无主义仍然甚嚣尘上,那就是一个文化背景错乱的症候。而中国学人遭遇的问题是,西学知识能够给我们怎样的地基?西学知识是否不可以怀疑?西方的思想话语具有的虚无性是否不应该批判?和谐思想是中华民族为人类提供的解决冲突和战争的重要方式和途径,也是人类走向未来需要遵守的最高原则。

  季羡林:和谐在整个世界的动荡中,意义极为重要深远。我认为,如果每个国家都像中国这样,不侵略别的国家,也不许别的国家侵略。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和谐幸福得多。可以说,和谐是未来世界的重中之重。

  王岳川:中国的和谐发展观参透了运行于世界的规律,所以强调中和中道,追求不急不缓、不过不及、不骄不馁的生命精神至境,坚持不偏不倚,不过分竞争开发,保持自然生态的和谐,保持精神生态的健康和谐。和谐中庸思想在新世纪仍然有其不可忽略的全球性意义和世界性价值。

  季羡林:《三国演义》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古人伟大之处就在于要求团结统一,不要求分离。今天,我们也可以通过中国文化的世界性传播,将中国的和谐观点逐步让西方人接受,从而使世界走向和平。

  王岳川:我们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我注意到,韩国金京一教授在《孔子死,国家兴》一书中记载了一则资料:1995年,在韩、中、日三国曾有一份民意调查,问“东方的儒教文明,能成为现代世界普遍指导理念吗?”在被调查者中,回答说儒学文明是现代指导理念的,韩国占90%;中国占22%;日本占63%。这一份民意调查,意味深长。中国知识界应该警醒。另一方面,西方近年来出现了持续不断的“汉语热”,尤其是美国的大学生在选择“外语”专业方向时,相当多的学生选择了“汉语”。而中国各大学的对外汉语中心的外国留学生也人满为患,蔚为大观。这对“中国文化输出”无疑是一个有价值的现实回应。汉语危机本质上是东方文化的危机,汉语危机的消除,是东方文化振兴的前提。只有当21世纪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成为真正的“人类文化”,才能是世界文化走向精神生态平衡之途。

  三 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身份

  季羡林:我曾经讲过:中国知识分子是一种很奇怪的群体,是造化小儿加心加意创造出来的一种“稀有动物”。几千年的历史可以证明,中国知识分子最关心时事,最关心政治,最爱国。这最后一点,是由中国历史环境所造成的。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天没有虎视眈眈伺机入侵的外敌。历史上许多赫然有名的皇帝,都曾受到外敌的欺侮。老百姓更不必说了。存在决定意识,反映到知识分子头脑中,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爱国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管这句话的原形是什么样子,反正它痛快淋漓地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在别的国家是没有这种情况的。他们的感情特别细腻、锐敏、脆弱、隐晦。他们学富五车,胸罗万象。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贫穷落魄的多。有诗为证:“文章憎命达”。文章写得好,命运就不亨通;命运亨通的人,文章就写不好。中国文学史上根本就没有哪一个伟大文学家中过状元。但知识分子却有一身傲骨,这一批人一无所有,最值钱的仅存的“财产”就是他们这一身瘦骨头。中国知识分子有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是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也不能望其项背的。尽管眼下似乎有一点背离这个传统的倾向,有的苦心孤诣千方百计地想出国,甚至归化为“老外”,永留不归。

  王岳川:您描述的“背离这个传统”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是一个精神整体,而是一个不断分化着的类。这意味着,个体只能以自己平实的工作为思想批判和问题揭示做一个注脚,进而成为这个变革的社会肌体中的一种反思性微量元素,以对新世纪中国思想播撒和知识增长做点有意义的工作。凡圣在一念之间——生命应在何处安顿?思想何处是归路?是在矢量的时间长河中寻找最后的归所,还是在远景的先行见到中确证生命的真义?知识分子在中国古代中的地位是很高的,然而今天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个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中的知识分子,究竟还有怎样的工作平台和价值地位?清代赵翼诗:“莫将三寸鸡毛笔,便做擎天柱地看”,是何等地沉痛和无奈!但是不放弃三寸笔的文化意义,同样也是知识分子在特定境遇下的生存智慧,因为知识分子是文化身份的命名者,而不可能跻身为“沉默的大多数”。不愿沉默的人文知识分子,在消费主义时代怎样担当自己的思想延伸的使命,怎样在大众世俗日常生活中寻找到自己的精神基点?我想,痛之所以为痛,不仅在于痛本身,更多的是源于痛者的孤独。知识分子必须是对现实问题的先行见到和预先警示,这种清醒的责任意识与其所怀有的德性操持,决定了知识分子必定是一个负重独行的精神行者。

  季羡林:中国知识分子有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即使有时激愤想到海外定居,但爱国主义在他们心灵深处已经生了根,什么力量也拔不掉的。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

  王岳川:爱国是知识分子的底线,正如孝敬是做人的底线一样。我看到一些知识分子,从来对父母不孝敬,对国家深怀仇视,总想打碎重来。真正的爱国的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知和公正者,应为弱势群体发言,即使面对国际重大的话语权力和政治势力也不能涂抹自己的爱国立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重要任务是,向人类展现出“东方智慧”,使得东方智慧在整个世界文化发展中成为新世纪社会文化的有效资源,由此展开东西方文化的真正对话。传统中国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化研究,对新世纪“中国形象”的呈现有着重要意义:把握当代中国文化转型对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清醒地认识新世纪中国文化和政治的基本走向,在那些制造“中国威胁论”的国际文化话语域中,强调文化创新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意义——在社会转轨中建立有效的公共文艺话语空间,使中国文化创新在不断明晰丰富和深度拓展中,推进的“中国形象”的立场定位。

  季羡林:我认为,中国文化在新世纪有广阔的前景。但是需要好好总结,提炼出仍然有生命力的中国文化精神和元素,再送到其他文化区域去。

  王岳川:您提出思想就已经在学界很大胆了,具体的工作年轻一代的学者会继续做。学术界有的朋友不太理解,您九十高龄为何不颐养天年,而是仍然每天来回于图书馆收集资料写作?

  季羡林:我们这一代在各种会议和文革中浪费了很多时间,现在仍然被很多琐务缠身,没有完整的时间,只能挖空心思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在会前、会后,甚至在会中,构思或动笔写文章。我写过一篇文章说:有不少会,讲话空话废话居多,传递的信息量却不大,态度欠端,话风不正,哼哼哈哈,不知所云,又佐之以“这个”、“那个”,间之以“唵”、“啊”,白白浪费精力,效果却是很少。在这时候,我往往只用一个耳朵或半个耳朵去听,就能兜住发言的全部信息量,而把剩下的一个耳朵或一个半耳朵全部关闭,把精力集中到脑海里,构思,写文章。当然,在飞机上,火车上,汽车上,甚至自行车上,特别是在步行的时候,我脑海里更是思考不停。这就是我所说的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积之既久,养成“恶”习,只要在会场一坐,一闻会味,心花怒放,奇思妙想,联翩飞来;“天才火花”,闪烁不停;此时文思如万斛泉涌,在鼓掌声中,一篇短文即可写成,还耽误不了鼓掌。倘多日不开会,则脑海活动,似将停止,“江郎”仿佛“才尽”。此时我反而期望开会了。这真叫做没有法子。

  王岳川:我多年前曾经同北京电视台编导到您家一起拍摄《北大之魂》时,在湖边听先生畅谈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和价值身份的大胆和勇毅实在是令后学失色。您说:“百年北大建校初期,校长大多是学富五车之士,而多数禀有真正的人文知识分子精神。北大发展中的校长起的作用最大的,第一位是严复,是了不起的,翻译的《天演论》对中国影响非常大,第二位是蔡元培,他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很重要,今天还有人对此有不同意见,我认为不奇怪,我认为这是正确的。他一方面聘请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另一方面与此针锋相对的辜鸿铭、林纾等。第三位校长是胡适,对学校的管理自由而不散漫,第四位马寅初,他的人口论当时遭到批判,现在承认了,当时要是听他的话,今天中国的经济形势就不是这样。其后的一些校长,有的在人格眼光胸襟才华上大不如从前了”;还说“创一流大学,北大文科就是一流的,如果不好好提升,则是重大失职。文科作为真正的一流,应该好好扶持啊”。

  季羡林:是的,人老了顾虑就少了,就更该说真话,像巴金那样说真话!

  王岳川:中国文化发展目前问题还很多,尤其是人文科学不受重视,使得整个民族的文化创新和精神生态出现了不少问题,价值在一个国家中英文考试在升学、考研、提职称等中毒比中过重,其负面效应已经显示出来。

  季羡林:国家发展我感觉重理轻文,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自然科学技术和经济腾飞有个限度,如果没有文化作为基础,所谓腾飞只能抄袭别人,自己要创新要发展必须以本国本民族文化为基础,

  王岳川:您2005年提出:每位大师都是不可超越的,每个大师都是一座丰碑。这实在是东方大国崛起中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深隐着人文科学独创性是不能用自然科学来规划的独特思想。您这种敢于发表新论,决不与人雷同,不怕他人在东方复兴和重写文学史等话题后的争论攻击,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季羡林:事实就是如此啊。在人类文学史和学术史上出现的伟大诗人和学者,仅仅一次出现就成为永恒的存在,而且不可超越。论诗人,中国的屈原、李白、杜甫等,西方的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等都是;论学者或思想家,中国的孔子、司马迁、司马光以及明清两代的黄宗羲、顾炎武、戴震、王引之父子、钱大昕等等都是。自清末以来中国学术界也由于种种原因,陆续出现了一些国学大师。我个人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哲学思想和学术思想,以排山倒海之势涌入中国,中国学坛上的少数先进人物,接受了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同时又忠诚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优秀的学术传统,于是就开出了与以前不同的鲜丽的花朵,产生了少数一次出现而又不可超越的大师。我想以章太炎划界,他同他的老师俞曲园代表了两个时代。章太炎是不可超越的,王国维是不可超越的,陈寅恪是不可超越的,汤用彤同样是不可超越的。

  王岳川:我很同意您的看法,这些伟大的诗人和学者都是原创者,所以不可超越。原创性是跨时代的首创,其新异性影响后世千百年。“原创”有四条原则:一,它直接成为了经典,只要是原创的就必然是经典;二,它会历久弥新,人们总是能从中找到新的和符合当下的文化精神资源;三,文化软实力能量巨大,不仅在一个狭小的专业领域有影响,而是在整个人类历史领域有重大影响;四,按照中国古代说法它是“神品”,神来之笔,不可多得,不可端倪。王羲之微醺书写《兰亭序》,等他酒醒了再写一次却达不到那样的高度,这就是“原创性”的不可复制性!总之,原创会直接成为永恒经典,对后世影响深远;原创横跨多种领域,产生爆发性的能量,不可端倪不可超越。而“创新性”,是一时一地或是一个流派,就是说它可以“半创”、“四分之一创”、甚至是“微创”都可以,都叫“创新”,它与成为史载成为经典的原创不同,它会被历史记一笔——创意新颖,人们会为它的新奇而感动;具有一定的当代影响,大抵只能红三两年,其影响超越不了这个时代。“标新性”的标志是成为“事件”,发现什么吃香,什么成潮流成气候就去标新立异,只满足于各领风骚三五天。如果有的学者在电视作秀上再往前迈半步,也会成为一个“事件”;惟新是求,结果是被更新的超越——很快就会被另一种比它更标新立异的东西所取代,所以它是短暂的。

  • 责任编辑:宋代伦

人参与 条评论

微博关注:

大公网

  • 打印

数码频道

更多
参与互动
关注方式:
打开微信朋友们扫一扫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