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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保松:容忍与自由

1953年3月,胡适先生在台湾《自由中国》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叫《容忍与自由》。这篇文章引来毛子水、殷海光等回应,胡适遂在同年《自由中国》10周年纪念会上,进一步阐述其观点。

胡适对容忍的强调,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

  1953年3月,胡适先生在台湾《自由中国》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叫《容忍与自由》。这篇文章引来毛子水、殷海光等回应,胡适遂在同年《自由中国》10周年纪念会上,进一步阐述其观点。这两篇文章,现已成为中国自由主义发展史的重要文献。

  胡适的主要观点如下:一、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没有容忍,就不会有自由。”容忍是政治自由、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的基础。二、容忍是一种极为难得的态度,是一种值得赞许的美德。三、不容忍的根源,主要源于人们相信自己所信就是绝对真理。“一切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异己’的摧残,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论的被压迫,都由于这一点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心理。”四、要养成容忍的雅量,就必须承认自己的想法不一定总是对的,是难免有错的。容忍的基础,建立在一种温和的怀疑论之上。它是温和的,因为它并不否认有真理,它只是要求人们对当下所信,抱一种怀疑的不确定的态度。胡适因此说:“所有一切保障自由的法律和制度,都可以说建立在‘理未易明’这句话上面。”

  胡适对容忍的强调,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但就理念来说,他对容忍的理解和论证,我认为是不足的。我以下将论证,怀疑论不足以支撑容忍作为一种美德,而容忍本身也不足以合理证成自由主义的自由体系。

  并非所有容忍都是美德

  在政治哲学中,容忍(toleration,有时译为“宽容”)作为一种美德,一般指的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言论思想信仰和行为极不认可,同时相信自己的不认可是有理由及经得起考验的,但他却有意识地选择约束自己不作干涉,即使他有能力这样做。而这种自我约束,是道德上值得赞许的。这里的容忍者,可以是个人和团体,但更多指向政府,因为往往政府才拥有干涉及限制他人行动的权力。在各种有关容忍的案例中,最经典的是宗教容忍。

  对此定义,有几点值得留意。第一,容忍必然意味着一方对另一方的负面评价,即容忍者认为他人的思想行为是错的,不可取的,甚至道德上可谴责的,同时认为自己的观点立场是真的和对的。所以,容忍绝对不是无所谓或不在乎。在中文中,容忍的“忍”,正好捕捉了那种不得已的反感。此外,容忍也意味着双方权力关系的不对等,弱势一方是谈不上容忍的。

  第二,容忍的态度,并非适用于所有场合。例如没有人会认为容忍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是应该的,因为这些歧视本身便是错的。我们要做的,是立法禁止这些歧视。同样道理,我们不会认为容忍男性对女性的性骚扰,有任何值得称许之处。与此同时,有些对他人的负面评价,如果一开始便是不妥,那么基于这些评价而作出的容忍,也是不合理的。例如在很长时间,异性恋对同性恋的容忍,被视为难得的美德。但去到今天,愈来愈多人却认为,虽然这样或能令同性恋者免受直接压迫,但同时却隐含了某种歧视性判断:同性恋本身是道德上错的。但同性恋者真正需要的,是平等的尊重。在这里,容忍反会带来伤害。

  由此可见,并非在所有情况下,容忍都是美德。我们必须对被容忍之事,有这样一种判断:一方面容忍者作出的负面评价是可理解的,同时容许这些信仰和行为的存在是可接受的,甚至应该的(不同宗教之间的容忍是很好的例子)。正是在这个特定范围内,容忍才被视为美德。当然,基于什么标准来界定这个范围,是很困难的事,因为什么是不应容忍的,什么是可容忍的,什么是和容忍无关的,本身就是极具争议性的道德议题。

  第三,不在乎、容忍和尊重,是三种性质不同的态度,虽然出来的结果,都是某一方不干涉另一方。容忍往往处于两者中间,容忍者既在乎别人做些什么,同时认为这些行为并不值得尊重,但最后选择了自我约束。但容忍者为什么要这样做?既然他认为别人的信仰是错的,可能对当事人及社会带来坏影响,同时有能力阻止对方,为什么他应该保持克制?

  有人或会说,这样做纯粹出于自保。因为容忍者计算过,如果他不这样做,难保他日别人不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问题是,如果这是容忍的唯一理由,我们就很难说容忍是一种美德,因为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另一种可能:在情况许可下,为了确保敌人没有机会报复,于是采用加倍残暴的手段将对方彻底消灭。基于自利计算,不容忍同样可以很理性。

  所以,如果容忍是一种稳定持久且出于自愿的美德,容忍者的决定便必须基于道德理由。这些理由的性质,既要和他对别人的信仰所作的负面评价的理由不一样,同时要让前一类理由凌驾后一类理由。基本思路是这样:“我虽然不认可你的观点作为,但基于某些更重要的理由,我选择容忍,并对你的行为不作干涉。”这些理由是什么?为何它们具有如此重的道德份量,使得人们能够培养出容忍这种艰难的德性?

  怀疑论之误

  现在让我们来检视一下胡适的论证。胡适认为,容忍唯一的理由,就是要意识到自己可能会错,然后由此养成容人之量,从而尊重他人的自由。“因为难免有错,便应该容忍逆耳之言。”胡适实际上认为,如果一个人坚信真理在握,就没有容忍的理由。容忍的必要条件,是对一己信念恒常抱一种怀疑态度。

  这个论证最大的问题,是将“容忍作为美德”最核心的难题消解了。这个问题是:如果我坚信自己所信为真,我仍有理由容忍吗?胡适的回答是,没有理由。但这样就等于回避了最关键的问题:最需要宽容的时候,正是人们深信自己所信是对而他人所信是错的时候。从17世纪洛克以降的自由主义传统,都在努力寻找道德理由来解答这个问题。

  自由主义不愿意接受胡适的论证,最少有两个原因。第一是自由主义没有正当理由这样做。它不能说,为了使大家学会容忍,所以所有人必须培养出一种怀疑论的态度。这一来很难做到,二来违反了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尊重每个人的信仰,包括人们如何理解和实践自己的信仰。的确,在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人们会相对容易培养出一种非独断非排他且较易承认自己可能会错的生活态度,而这种态度也很可能有利于社会变得较为宽容,但自由主义不能为了这个后果,而要求人们变成怀疑论者。这等于另一种不宽容。再者,既然自由主义坚信容忍是对的,沿用同样逻辑,容忍作为美德又有可能是错的,那么选择不容忍似乎也是可以的。

  • 责任编辑:宋代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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