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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超群:利益时代的思想分裂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思想界的分裂愈演愈烈,从论战到辱骂,从讽刺到抹黑,从寻求对话尝试整合到各说各话动员对抗。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思想界的分裂愈演愈烈,从论战到辱骂,从讽刺到抹黑,从寻求对话尝试整合到各说各话动员对抗。在这个过程中从学术精英到草根青年,每一个关心中国政治的人都无法置身事外;战火在所有的媒体平台上燃烧,越是开放自由的平台,争吵也越为激烈,立场也更为极端;在几乎每个公共问题上,都会出现尖锐的对立,充斥着带有强烈派别色彩的偏见和情绪。

  这种持续地争吵令人厌烦。厌烦的原因一方面来自传统,毕竟,对于中国人而言,我们更习惯于一个能超脱于自身利益、克服派别情绪、道德高尚的精英群体的存在;另一方面则来自现实,人们普遍认为,中国需要一定程度的共识来处理高度复杂、敏感的政治问题。其次,过份的情绪化、派别化往往使得那些真正危害我们的政治和社会的因素被放过,使得真正有价值的内容被遮蔽;第三,如果面对未来,那么在整个社会最需要思想的指引、需要价值抉择的时候,时代需要有人深刻阐述中国人的文明主张和政治主张。而思想界的对抗和争吵似乎与这些需求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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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裂的历史

  中国思想界的分裂往往被认为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但事实并非如此。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岁月,其实也充满争论。学者们常常用“保守”和“改革”的分析框架来阐释80年代的政治,80年代的每件大事背后都蕴藏着“改革”与“保守”的斗争,而且参与那个时代的政治和思想活动的人们,也总是会用“保守”和“改革”来自我定位、区分阵营。不过,80年代思想界内部的分歧并不激烈,或许将之视为代际之间的对抗会更公允些,是新人用新的方法、问题和情感取代老人的过程。在年轻人的阵营里,观点或有差别,但争鸣的意味要远远大于相互攻讦的意味。

  所以,80年代也是一个分裂、冲突的时代,只是知识界暂时集体选择站在了“改革”一边。人们常常想当然地认为80年代是改革派高歌猛进,而保守派逐渐退却的时代。但事实上,可能是改革和保守的力量同时塑造了80年代,塑造了中国改革,形成了当下的体制。

  步入90年代,思想界的分化出现了。当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还对所发生的事情无所适从之时,一些人对于市场大潮席卷中国的现实开始警觉,特别是1992年之后。他们为其带来的分化忧虑,为其过程的不公而愤怒。

  原本同仇敌忾的知识界对于这种分化感到无法接受。于是开始了论辩,并很快由论辩转而怀疑对方的道德动机和政治动机,并进而确信对方是可鄙的、虚伪的、愚蠢的,一次次交流对话成为一次次彼此伤害。自由派从新左派对市场的质疑,嗅到了否定改革味道,仿佛从这些昔日的战友身上看到了80年代的对手的影子,而这些对手曾经是大家共同痛恨的对象;新左派从自由派对苦难和平等的漠视,觉察到了背叛人民的可能。这些隐隐约约的意识,未必都有很充分的依据,却足以最大程度地伤害彼此的情感,乃至尊严。

  而此时,另外一件事件发生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平心而论,很少有人在20世纪90年代预言中国经济将会高速增长。从整体来说,自由派坚信没有政改,经济改革必然失败,新左派坚信市场化改革带来的贫富分化必将发挥颠覆效应,民族主义者断言加入WTO将毁灭中国的民族产业和农业,国家主义者为了国家财政和政治力量的削弱带来的可怕前景四处呼号,而那时,新儒家们对于道德人心的败坏痛心疾首,却因为和者寥寥,而寂寞地在山间为先圣先贤守灵。当个别财经界的技术官僚,用简单的数字推算中国的未来将要超过日本、英国、德国时,人们嘲笑他们的浅薄。

  重述这段往事,并非为了嘲笑中国的知识界没有远见。谁也没有这样的资格。而且事实上,他们的所有的忧虑都是富于远见的,直到今天,他们的担忧仍然存在,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些问题依然会交替着成为中国的核心问题。哪个问题成为核心议题,哪个派别就将会成为中国的主流声音。但是,他们都没有抓住中国问题的核心,因为谁也不能用自己的立场和理论来有效地解释,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惶论这种增长的社会政治意义,以及这种发展最终会将中国带向何方。

  • 责任编辑:宋代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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