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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北方:知识的另一种可能性

知识就是权力,权力具有公共性,知识分子就是掌握这种权力的人,你要怎样去运用这种权力。你是以权谋私,还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这个时代,最终我们要改变这个时代、推进社会进步的话,一定要从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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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讲讲知识分子与道德的关系。尤其是经济学家,他们喜欢宣称不讲道德,他们讲效率等等。但这个是经不住任何批驳的。前面我跟大家讲政治文化,政治的合法性,合法性怎么来确立?合法性是要打动人心的让人相信这个理念是对的。这个政权是合法的,我才接受这个统治。所以它打动人心的关键就在于道德。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是《南风窗》的读者,香港中文大学的周保松先生最近一直在我们那开专栏,他是个自由主义者,当然我们的政见不同。但他在做的一个事情是我蛮欣赏的一件事,他至少把自由主义和道德在挂钩在关联起来,他说我们自由主义者要恢复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道德属性,否则的话你不能描述一个道德的世界你就没有感召力等等。但有些人呢就耐不住寂寞,直接把道德那一面就撕掉了,还不是直接地撕掉,而是用构建另外一套理论,创建另外一种知识,说这个东西要和道德相切割。这样做的目的其实只有一个,它只是去掩盖缺德的那一面。所以说我们不能跟这些人说不讲道德,我们要讲道德,要大讲道德,把道德作为一个标杆,作为一个批判的维度树立起来。

  今天我讲了知识,讲了知识分子,那我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知识分子应该如何运用手中的权力?关于知识分子,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说法,比如说萨义德(Edward Said)讲知识分子要做一个局外人,要精神上的流放者,要向权力说真话等等。我推荐许纪霖的一本书叫《知识分子十论》,里面有一篇文章梳理了各种各样的理论,讲知识分子应该怎么做,可以作一个参考。我们放在新中国的历史背景下来看,我们说新的社会需要新的文化,不但需要新的文化也需要新形态的知识分子。这样新形态的知识分子要去负责生产新的知识,因为每一种知识体系都预设和支撑一种权力结构,你要去生产一种能够支撑一个平等的社会的知识体系,然后为这样一个平等的社会去服务。所以说那个时候就要求知识分子以人民的立场,就是站在那些旧社会被侮辱、被损害的老百姓的立场上去,去建立一个新型的文化,有利于他们当家做主的文化,把帝王将相从舞台上赶下去,让工农兵占据舞台的中央。关于这一系列理论当然是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一个最精确的总结。毛泽东讲知识分子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的问题,你用什么样的方式为人民服务?建国以后发生过多次针对知识分子的运动,其实也是在改造知识分子。比如让他们下乡去劳动,向贫下中农学习。这里面不要有误解,不是说让他们去学习怎么种地。社会是有分工的,种地是农民的事,知识分子你是知识的生产者,你下乡不是去学种地而是去体会劳动人民的艰辛,他们的不容易,你要跟他们站在一起,说他们想听的话,写一些有利于构建新的政治文化的文章。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那个时代还关注一个问题,在传统的专业的知识分子之外,普通人也要跟知识和文化尽可能的发生关系。那个时候有句口号是“人民群众要成为科学的主人”,不是说科学技术要被一部分人垄断,然后作为压迫他人的工具,而是每个人要成为科学技术的主人。在这个问题上最典型的例子,是那个年代的赤脚医生。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跟大夫打交道的经历,你没得过病也有过体检。知识的权力属性在医生身上体现的是最明显的。因为他掌握身体的奥秘,你病了你必须去找他。他的权力,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他要说“脱”,你就得脱,你拿他没有任何的办法。这里我还要推荐大家看另外一个电影叫《春苗》,是70年代后期也就是文革后期拍的。它讲的什么故事呢,就是那个时候村里很多穷人,也有地主恶霸,也有郎中。郎中他关心的核心的目的就是为了挣钱,你没有钱不给你开药不给你看病等等。到了一个新的社会,我们劳动人民也能够驾驭医术。春苗是村里的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她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学习了基本的医疗技术,当了赤脚医生可以给村里人看病。这里医术作为知识和人的关系特别值得思考。因为对于大夫来讲,你在大夫眼里你就是个病人,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但是赤脚医生,完全扭转了这个关系。因为他生活在村子里面,要么是他的亲人,要么是他的朋友,七大姑八大姨都很熟悉。在面对这些人生病的时候,他的感觉不一样,他不光是面对病人也是在面对亲人,这就把医患关系作了一个根本性的扭转。这是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也是非常值得看的电影

  顺便我们可以延展一下,谈一谈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你看那个时候《春苗》啊《红灯记》啊,它们塑造了很多底层人民的形象,尤其是底层女性的形象,特别高大阳光正直,那个时候普通人民的形象是这样的。但是到了今天你可以对比一下,有一个电影可以做个典型的参照叫《求求你,表扬我》,就是范伟演的一个小人物,在城里混生活,在城里做了一件好事,非要到报社里去发一篇表扬稿,磨磨唧唧地不做成这件事不罢休。这样一个底层人物的形象就是他的人生的意义就寄托在那些比他更有权力和知识对他的肯定之上,他就没有自主性了。你去看看两个时代对底层人物的表现,你就知道政治就是文艺,文艺就是政治。政治是政治,文艺是文艺,这个话是错误的。

  我再简单谈谈当今的知识分子,我们可以有若干的分类,比如体制内的、体制外的,我也写过相应的文章就不细展开了。今天就主要聊两句最近几年新产生的一个物种,叫“公知”。“公知”当然是来源于“公共知识分子”,但是意思已经被改变了。按说我这样的人,也叫“公共知识分子”,但就不是“公知”,很奇怪,你要去理解中间语意的差别。我曾经写过文章来分析公知。公知,当然不是专业的,他可以是各行各业的,可以是官员是政治家,我们官场上最大的公知,大家应该都知道他是谁,下台一鞠躬,他退休了还有个接班人在台上,就不点名了,免得惹麻烦;可以是商人,潘石屹、任志强、李开复;可以是演员,孙海英那个跳大神儿的;还可以是作家、律师、记者等等。他们这些人之所以能捏和在一起,成为一个物种,主要是因为他们共享了一种话语体系。我在文章里主要谈到了两点,一个是所谓“美国想象”。他们想象有一个完美的极乐世界,就是美国。这个美国又不是一个真实的美国,而是充满了美化充满了对历史的歪曲的一个美国的形象,但这个东西是不容触动的。所以无论美国做了什么事,他们都有能力有办法把这事给圆过去。另外一个就是他们的“体制批判”,他们的方法是“一切归到体制上”。但是他们在做这事的时候从来不去区分体制的复杂性。比如说,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后中国的政治体制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有两个时代混杂的因素掺和在一起。他们要做的事就是把所有一切的问题都归在改革开放前的体制上,也就算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上。今天我们可以管它叫改革体制,用以前的话讲今天叫修正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修正主义两条路线掺和在一起。他们是坚定地站在修正主义这一边,然后把所有的包括中共本身产生的一些问题都归到社会主义上面去。他们最终的目的其实也非常清楚,就是把社会主义这点根儿彻底地挖光。现在这批人已经把改革的目标对准了农村的土地,最后一点为数不多的还有点社会主义色彩的东西。什么时候达到这个目标什么时候他们才罢休。

  他们要推进的是一个非常激进的修正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他们所有要做的一切都是要为这个改革来辩护,他们的措施就是把改革的问题也丢到改革以前去。这是他们两个特别典型的思维方式。你去琢磨他们的一些话语,他们的世界观,他们信仰什么?他们鼓吹自由竞争、市场等等。他们信仰的是丛林法则,是弱肉强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一套是什么?是动物世界的法则。大家看过动物世界都知道,好像狼吃羊、狮子吃羚羊是天经地义的。我刚才也提到,我们是由什么来定义的?是我们的思维方式,也就是你有什么样的思维,你就是什么样的人。这群信仰丛林法则的人,信仰动物世界法则的公知,他们本质上是什么?我很不客气地说,他们本质上是畜生,因为它们有那样的头脑。你们要看我的微博我经常说一些粗话骂他们,骂起来是毫不客气,他们有时候还装文明,但我完全不在乎这一套,因为为这样一个坏的体制去辩护,你作为一个压迫阶级的一员,骑在普通老百姓的头上,敲骨吸髓,你以为你这样就文明了?我说两句脏话就不文明了?不可能,我比他们文明多了,因为我有“人”的思维。

  公知的论述,即他们的“体制范儿”,会造成一个传统和现代的对立,他们的技巧是把“文化大革命”算成中国传统社会的尾声以及最高潮,然后文革的结束才是中国现代社会的开始。他们论述的轴心是文革,先给文革钉上一个钉子,说这个东西是绝对的错误绝对邪恶无所不用其极用各种造谣污蔑扯蛋的方式来定性好,然后自己站在文革的对立面,以此证明他自己就完全正确。所以你要直接和它们去讨论,最后他的杀手锏就是,你要为文革翻案吗?你什么意思,想要为文革辩护吗?当然现在的人也越来越多的明白,像我这样的,老子就是要为文革翻案怎么着吧?!他们就没办法了。

  • 责任编辑:宋代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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