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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方彬:市场经济无法实现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平等

如果不打倒剥削阶级,实现人格、法律和经济与社会地位的平等,那么中国革命就无法获得阶级基础,无法赢得阶级力量。换言之,没有异于资本主义的制度设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就与历史上的农民运动无二。

  原标题:中国怎样才能走出精神沼泽

  西方国家媒体有一种观点,中国的经济高增长是中国政权合法性的主要支撑,而近几年经济高增长的放缓,必然引发相关质疑,更直接的是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的确,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已经习惯把GDP的增长、人均收入的增加作为政绩的最重要考量指标,同时作为人民生活水准的重要乃至唯一标准。这个尺度真的科学吗?真的是反映社会态势和走向的晴雨表吗?换言之,在经济总量年年增大,人均收入年年提高的背景下,我们的幸福感相应提升了吗?如果没有,又是为什么呢?类似问题若不能作出科学回答,我们必陷入困境。

  社会稳定度决定于社会公平度

  英国诺丁汉大学的理查德·威尔金森教授发表了一个关于社会公平与社会问题的研究成果,他通过整合大量欧美亚主要发达国家的数据,将不同国家的社会健康程度的指标(综合考量人均寿命、教育程度、婴儿死亡率、自杀率、暴力犯罪率、青少年早孕、社会互信程度、精神疾病等等),与这些国家相应的人均收入做回归分析,发现无法找到任何明显的人均收入与社会问题严重程度的相关关系。而后,他将这些指标与社会平等程度(比较社会最富裕的20%与最贫困的20%的收入差)再做回归分析,发现社会越不平等,其社会问题越严重的正相关关系。而且,社会平等对社会底层影响最大。威尔金森教授对这个结果的解释是,社会差距的拉大,使得人们对优劣的认知更为敏感,人们会更加在意他们在别人眼中的形象和地位,这种社会心理会导致社会地位竞争加剧和消费主义的盛行,进而导致人们产生各种精神压力和不安全感,同时宏观上也会滋生各种社会问题。

  虽然整个研究使用的都是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数据,但是这个研究成果对中国有着极强的启示意义。改革开放伊始,社会均衡被“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规则打破,比较差异引发的优越感和自卑感将越来越多的人带入漩涡般竞争之中。正如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所说,资本主义精神是具有极强传染性的,一旦均衡被打破,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被困在这“钢铁牢笼”中。而当这种竞争由贫富差距的拉开而加剧,人们对社会地位和他人看法的敏感性愈发提高,社会地位便由成就、财富的附属品变为主动获取,抢夺直接利益,由此导致社会学家范伯伦所定义的“炫耀性消费”(广义上来讲,我们常说的炫富、“拼爹”都是这个定义的变体),以及社会的急功近利和浮躁。食品供应商可以昧着良心销售问题食品、饮品,建筑商可以偷工减料建成“豆腐渣”、“楼脆脆”,工厂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忽视工人权利和环境问题。

  不仅是商业活动,整个社会的参与者都会被笼罩在这种心态之下,从诸如插队加塞、找关系走后门到官员腐败,戴名表喝名酒,都是从根本上对社会公平的轻视而导致对社会地位及其获取方式的认知错误所造成的。在这样的惯性作用下,如果不能实现价值观引导上的突破,而仅以曝光和惩罚作为治理措施,只能是治标不治本,无法取得良好的效果。

  人们经常说,计划经济时期大家虽然都很贫穷,但社会是安定的,人心是平静的,社会关系也是相对简单的。如果那个时期的社会生态与今天的社会生态相比较,是否有社会问题与社会公平间的正相关关系?如果一直以来,决定我们社会福利程度的背后动力并不是经济发达程度,而是社会公平程度,今天的社会又该是什么样子呢?仅就当下看,在中国经济有了飞速发展,国人基本脱贫的情况下,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经济增速放缓,加上物价不断上涨,官员腐败程度与社会道德水准与大众的期望严重背离,环境污染愈来愈严重,所有这些都导致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心理压力加大,幸福感逐渐下降。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决定了我们是否到了转换思路,实现经济社会重心的转变,也就是以提高社会公平程度来化解矛盾的时候。简言之,我们或许已经到了接受威尔金森教授结论的时候——通过减少社会收入差距来提高社会整体福利,进而实现社会和谐、国民幸福。

  平等问题是“制度与道路之争”的关键,也是经济社会发展模式选择的关键

  较早以前,中国与西方国家学术机构联合开展了一项涉及各自核心价值观的问卷调查,结论是倾向资本主义制度者更关注自由,倾向社会主义主义制度者更关注平等。这又是发展模式的关键,不同的价值追求直接影响着社会安定和幸福指数,既然平等涉及到这些深层次问题,我们就分别作出分析,尔后提出中国平等标准和对策措施。

  先从核心价值观的角度看问题。法国大革命时期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这实际成为西方早期的核心价值观,后来平等淡出核心价值,形成今天的“民主、自由、人权”。平等淡出缘于社会发展和经济制度。市场经济决定了人们可以追求人格和法律上的平等,但却无法实现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平等,因为市场规则决定了股同权同,股不同权不同,员工和老板永远无法实现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的平等。既然无法实现只能放弃,避免核心价值与社会现实发生冲突。

  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坚持平等的核心价值观,并且在制度设计中强力推行,并且是全方位的平等?这就涉及到革命的理由。如果不打倒剥削阶级,实现人格、法律和经济与社会地位的平等,那么中国革命就无法获得阶级基础,无法赢得阶级力量。换言之,没有异于资本主义的制度设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就与历史上的农民运动无二,纯粹为了“打天下,坐天下”,因而不可能获得政治优势和道义制高点。可以说,革命的力量就来自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与人的平等。这样的目标曾经实现过,就是战时共产主义,同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时期,甚至包括“文革”期间把工人、农民置于极高的政治地位时,由此获得了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平等(尽管带有表面性)。既然这样,为什么后来维持不下去了呢?其实,原因不是政治力量的弱化,而是中国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变更,具体讲是市场经济与股份制带来的与西方社会相同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是被迫放弃平等观基础上的体制制度。

  到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重要判断,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对还是错?从社会发展阶段分析问题,这实际上是必然选择。在很多人眼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但那种平等与物资匮乏密切相关,甚至原本就是维持社会稳定所采取的国家治理方式。所以,那种平等与今天人们所理解的平等差异很大。那种平等注定走向平均主义和“大锅饭”,进而极大地消磨了人们的意志、劳动热情和创新精神。为了打破平均主义,邓小平提出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要求先富带后富。结果“个体户”如雨后春笋,农村、城市都出现了“万元户”,但小富即安的心态仍然限制着发展。当时来说,继续保持不平等的发展模式仍然属于必要选择。可以说,中国经济巨大发展是建立在打破平均主义、彻底改变“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平衡心态基础上,这是一个与平等无法切割的问题。其实,这种情况并不只是发生在中国,比如二战前的德国农村原本也很落后,当从农村出来的士兵到欧洲其他国家转了一圈、见了世面后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就有了德国战败后大批士兵回到农村,以新观念治理旧环境事情的发生。所以,中国在一个农业经济基础上发生如此大的变化,显然与邓小平的打破平均主义有关。虽然伤害了平等,但利弊权衡,利大于弊。

  • 责任编辑:宋代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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