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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鲍姆:马克思在21世纪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随着苏联的解体,在马克思逝世100年后的第一个20年里,他已经彻底变成了历史人物,不再令人为之不安。然而,今天,马克思再次成为一位21世纪的思想家。

  因此,马克思不可能主张,作为一种保证生产力最快速发展的方式,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优越。这一主张属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资本主义危机面对苏联“五年计划”的时代。实际上,马克思主张的并不是资本主义已经达到它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能力的极限,而是资本主义增长的不均衡运动产生了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而这种生产过剩危机迟早会证明生产与资本主义管理经济的方式不相容,造成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冲突。资本主义就其本质来说不可能适合随之而来的社会化生产经济。马克思认为,这必然会是社会主义经济。

  于是,毫不奇怪,“社会主义”是20世纪关于马克思的辩论和评价的核心。这不是因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规划明显是马克思主义的——事实上并不是,而是因为所有受马克思主义启发的政党都赞同这样一种规划,而且共产党实际上声称已经制定了这样一种规划。这种规划就其20世纪的形式而言已经死亡。苏联的“社会主义”和其他“中央计划的经济”,即在理论上无市场的国家所有和指令性经济,已经成为过去,而且不会复兴。社会民主党人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志向始终是未来的理想,但即使作为正式的志向,它们到20世纪结束时也已经遭到了抛弃。

  社会民主党人心中的社会主义模式和共产主义政权建立的社会主义究竟有多少内容属于马克思呢?这里十分关键的是,马克思本人慎重地避免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和经济制度作出具体的阐述,也没有论及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形式,他只是指出,共产主义社会不可能人为地构想或设计出来,只能从社会主义社会中演变出来。他在这个主题上作出的一般性论述,例如他在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论述,没有给他的继承人提供具体的指导,事实上也没有给那些他们认为在革命之前属于学术问题或空想实践的问题提供严肃的思考。我们知道如下一点就已经足够了:共产主义将建立在——用著名的工党党章“第四条”的话来说——“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通常认为通过工业的国有化就可以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

  十分奇怪的是,关于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最早理论并不是由社会主义者提出的,而是1908年由意大利的非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恩里克 巴罗内(Enrico Barone)提出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私人工业的国有化问题被提上现实政治的日程之前,也没有其他人思考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当时,社会主义者毫无准备地面对着他们的问题,从过去或其他人那里也得不到任何的指导。

  “计划”包含在任何类型的由社会管理的经济中,但是马克思对此没有具体的论述。当苏俄在革命后尝试“计划”的时候,“计划”只能是临时的产物。在理论上,“计划”只能够通过设计出各种概念(例如列昂惕夫的投入产出分析)和提供相关统计数据才能实现。后来,非社会主义经济广泛地采用这些设计。在实践中,“计划”只有按照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同样临时产生的战争经济尤其是德国的战争经济才能实现,特别重视电气工业,这是德国和美国电气公司经理中的政治同情者告诉列宁的。战争经济仍然是苏联计划经济的基本模式,即一种事先确定某些目标——超速工业化、赢得战争、制造原子弹或者把人类送上月球——然后计划通过不顾短期代价地配置资源来实现这些目标的经济。这不是只有社会主义才有的状况。走向事先目标的工作可能带有或多或少的精密性,但是苏联的经济实践上从未超出这种状况。而且,尽管自1960年以来苏联经济一直尝试“计划”,但是从未摆脱在尝试使市场适应官僚命令体系时所暗含的两难困境。

  社会民主主义以一种不同的方式修正了马克思主义,要么推迟社会主义经济的建立,要么更现实地设计出不同形式的混合经济。就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仍然致力于创立一种完全社会主义的经济而言,这包含着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些思考。最令人关注的思考来自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例如费边主义者韦伯夫妇,他们设想通过一系列不可逆转的和累进的改革实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逐步变革,因而,尽管他们没有对社会主义的经济运作提供任何思考,却为社会主义的制度形式提供了一些政治思考。最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者”爱德华 伯恩施坦主张,改良主义的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的目标没有任何实践的现实性,从而巧妙地处理了这个问题。事实上,大多数在一战后成为执政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满足于修正主义政策,实质上使资本主义经济的运作满足了工人的一些要求。这种立场的权威著作是安东尼 克罗斯兰的《社会主义的未来》(1956年)。他认为,随着1945年资本主义解决了建立丰裕社会的问题,公有企业(国有化的典型形式或其他形式)不是必要条件,社会主义者的唯一任务是保证国民财富的公平分配。这一切已经远离了马克思,事实上远离了传统社会主义者的构想: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种非市场的社会,这是马克思大概也会赞同的一种构想。

  我只想补充一点:最近经济新自由主义者与其批判者之间关于国有企业和公有企业地位的争论,在原则上并不是一场专属于马克思主义乃至社会主义的争论。这场争论停留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一种企图上:通过国家全面退出对追求利润的企业活动的管制或控制,把自由放任原则的病变转化成经济现实。这种把人类社会交给(所谓的)自我控制和使财富乃至福利最大化的市场——充斥着理性地追求私利的行动者——的企图,在任何发达经济、甚至在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早期阶段上没有任何先例。这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学家对亚当 斯密的误读,就像苏联极端的100%国家计划的指令性经济是布尔什维克对马克思的误读一样。毫不奇怪,这种更接近于神学而不是经济现实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也失败了。

  中央计划的国家经济销声匿迹,而且非道德化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不再立志彻底改造社会。这些消除了20世纪关于社会主义的诸多争论。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尽管它们受到他的很大启发,并以他的名义行事。另一方面,在三个方面马克思仍然是一种巨大的力量:作为一位思想家,作为一位历史思想家和分析家,作为一位公认的现代社会思想之父。我没有资格谈论他作为一位哲学家所具有的持久但显然重要的意义。当然,从未失去当代意义的是他关于资本主义是一种一定历史时代的人类经济模式的看法与他对资本主义不断扩张、不断集中、不断制造危机和不断自我改造的运行模式的分析。

  • 责任编辑:宋代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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