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网

大公资讯 > 中国时政 > 政治思潮 > 正文

热闻

  • 图片

霍布斯鲍姆:马克思在21世纪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随着苏联的解体,在马克思逝世100年后的第一个20年里,他已经彻底变成了历史人物,不再令人为之不安。然而,今天,马克思再次成为一位21世纪的思想家。

  二

  马克思在21世纪究竟具有什么意义?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迄今为止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尝试,已经不复存在。另一方面,全球化进程已经大大推进,不断加速进行,人类也已经具有十足的财富创造能力。这已经削减了民族—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行为的力量和范围,因而削弱了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主要依靠向政府施加改革的压力——的经典政策。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盛行而言,它也造成了国家内部以及地区之间的极端经济不平等,把灾难的因素带回到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周期中,包括那些变成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成为最严重的全球危机的因素。

  我们的生产能力使大多数人可能——起码潜在地——从必然王国迈入到富裕、教育和不可想象的生活选择的王国,尽管世界上大多数人尚未进入这一王国。然而,20世纪的大多数社会主义运动和政权实质上仍然在这个必然王国中活动,即使在西方的富裕国家也是如此,尽管它们在1945年后的20年里出现了大众富裕的社会。然而,在丰裕的王国中,充足的食物、衣物、住房、提供收入的工作及保护人民摆脱生活风险的保障体系的目标,尽管是社会主义者的一条必要纲领,但不再是他们的一条充分纲领。

  第三项发展是负面的。由于全球经济的大规模扩张破坏了环境,控制无限制的经济增长已经成为越来越迫切的需要。扭转或者至少控制经济对生物圈的影响与资本主义市场的命令——即追求利润的持续增长最大化——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冲突。这是资本主义的阿喀琉斯之踵。我们目前不可能知道那枚致命之箭由谁射出。

  因此,我们今天如何看待马克思呢?是全人类的而不只是某一部分人的思想家?当然是。是一位哲学家?是一位经济分析家?是现代社会科学的创始人和认识人类社会的指南?是的。不过,就马克思而言,阿塔利正确地强调的一点是马克思思想的普遍全面性。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跨学科性”,而是对所有学科的整合。正如阿塔利所说:“在他之前的哲学家们按照人的总体性思考了人,但他是第一个把世界作为政治、经济、科学和哲学的整体来理解的人。”

  十分明显,马克思的许多论述已经过时,一些论述不再可能被人接受。同样明显的是,他的著作是尚未完成的作品,但像所有名副其实的思想一样,一项永远在发展中的工作。没有人再会把它变成一种教条,更不用说变成一种获得制度支撑的正统了。这无疑会使马克思本人感到震惊。但是,我们还应当拒斥那种认为“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与“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存在鲜明差别的观念。他的探究方式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和政治视角。事实上,这对马克思本人来说也是如此。他曾经设想,英国和荷兰可能出现和平的权力过渡,俄国的村社也可能演变成社会主义。就像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一样,考茨基甚至伯恩施坦也是马克思的继承人。由于这个原因,我对阿塔利对真正的马克思与一系列对其思想的简化者和伪造者——恩格斯、考茨基、列宁——之间的区分表示怀疑。对俄国人即《资本论》的第一批专心读者来说,把马克思的理论视为一种通过西方式的经济发展使像俄国这样的国家从落后走向现代的途径,是合理的,就像对马克思本人来说推测向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是否不会在俄国村社的基础上发生是合理的一样。这甚至更可能符合马克思本人思想的一般发展。反对苏联实验的依据并不是只有全世界先进入资本主义后才能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也不能坚定地声称马克思曾经这样认为过。这是经验主义的。正是俄国过于落后,只能产生出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拙劣模仿。这在1917年本该成为包括大多数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遍共识。另一方面,反对19世纪90年代所谓“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持有阿塔利所持有的看法,即马克思主义者的唯一任务是在俄国发展繁荣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依据也是经验主义的。在沙皇的专制统治下不可能出现一个自由资本主义的俄国。

  然而,马克思的分析仍然具有许多有效和有意义的核心内容。显然,第一个内容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阻挡的全球动力和摧毁挡在它面前的一切——保护那些资本主义自身曾经受益的人类历史遗产,例如家庭结构——的能力的分析。第二个内容是对资本主义通过制造内部矛盾——无休止的紧张和临时的解决方案、造成危机和变革的增长,这一切在日益全球化的经济中带来了经济集中——实现增长的机制的分析。毛泽东梦想一个通过不断革命而不停更新的社会;熊彼特(在马克思之后)所说的不断的“创造性破坏”带来了历史的变革,资本主义由此实现了上述规划。马克思相信,这一进程最终会——必然——通向一种大规模集中的经济,这就是阿塔利在最近一次的采访中说出如下论断时所要表达的意思:在所有人中,决定事情发生的人数是1000人,或者至多是10000人。马克思相信这将会推翻资本主义,这是一个在我看来仍然正确的预见,在方式上却不同于马克思。

  另一方面,马克思的预测,即只有庞大的无产阶级通过“对剥夺者的剥夺” 才能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并不是建立在他对资本主义机制的分析之上,而是建立在孤立的先验假设上。最起码它是以如下预测为基础:就像当时的英国那样,工业化将会产生主要是体力雇佣劳动者的人口。这作为中期的预测是非常正确的,但正如我们所知的那样,作为长期的预测则是不成立的。19世纪40年代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没有期望工业化会产生他们所希望的具有政治激进化作用的贫困化。对他们来说,大多数的无产阶级显然没有在绝对意义上变得更加贫困。事实上,就20世纪德国社会民主党历次非常无产阶级化的代表大会而言,一位美国观察家评论说,那里的同志看起来“比贫困多一两块面包”。另一方面,世界不同地区和不同阶级之间的经济不平等的明显加剧不必然导致马克思所说的“对剥夺者的剥夺”。简而言之,未来的希望隐含在他的分析之中,但并不是源自于他的分析。

  第三点最好用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 希克斯爵士的话来说。他说:“大多数希望弄清历史一般进程的人会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范畴或者这些范畴的某种修正形式,因为几乎没有其他的范畴形式可用。”

  我们无法预见21世纪世界所面临的问题的解决方案,但是,倘若这些解决方案要获得成功的机会,它们就必须提出马克思所提出的问题,即便它们不愿意接受马克思的各类信徒所给出的答案。

  • 责任编辑:宋代伦

人参与 条评论

微博关注:

大公网

  • 打印

数码频道

更多
参与互动
关注方式:
打开微信朋友们扫一扫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