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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中国崛起道路上的西方“智能帝国主义”威胁

人们研究历史时往往重视鸦片战争中英国的坚船利炮,而忽视英国运用“智能帝国主义”手腕的重要作用。今天中国重新研究鸦片战争中英国的“智能帝国主义”谋略,对抵御西方故伎重演和历史悲剧再现有着重要意义。

  美国将战略性腐败视为“智能帝国主义”利器

  美国将掌握各国高官的腐败证据作为谋取战略利益手段,视为智能帝国主义政策武器库中的精确制导炸弹,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有效实现扩大全球霸权利益的目标,平时就精心培育并毫不犹豫在关键时刻频繁运用,值得中国进行深入研究以更好维护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中国反腐应该区分战略性腐败和一般性腐败,一般性腐败是某一单位领导人谋求自身私利的违法行为,一般性腐败仅能给某些单位造成局部的经济利益损失,而战略性腐败将会给国家造成影响全局的战略利益损失。

  对于战略性腐败和一般性腐败都必须进行严肃的治理,因为它们都会给国家利益造成不同程度上的损失。对一般性腐败在廉政反腐工作中也必须给予高度重视,稍有忽视、纵容都必然会影响、败坏社会风气和党政廉洁,一旦遇到外部势力的利诱、胁迫就会转化为战略性腐败,如某单位领导人的子女的经济违法证据被敌对方掌握,结果领导人自己也被敲诈胁迫造成国家机密泄露的重大损失。重大战略性腐败的产生往往是以一般性腐败泛滥为基础的,防止战略性腐败的重要途径就是防微杜渐从治理一般性腐败入手。

  战略性腐败将会被帝国主义用作威胁敲诈的武器筹码,因此,中国有必要在反腐工作中对战略性腐败给予特殊重视,作为国家安全和廉政建设部门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国有必要深入研究战略性腐败发生的客观规律,在什么样的部门、场合和条件下容易产生战略性腐败,如何防范敌对方掌握战略性腐败证据并进行威胁敲诈,如何预防出现一般性腐败转化为战略性腐败的环境、条件等。

  值得指出,战略性腐败的处理方式应该区别于一般性腐败,应优先考虑如何避免影响社会稳定并给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应考虑如何避免领导人因子女的一般性经济腐败而受敲诈,对拒绝敌方胁迫并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行为允许将功抵过,而对屈从敌方胁迫出卖国家战略利益的行为则应加重处罚,应考虑采取掌控事态、将相关人员调离敏感岗位等措施,预先防范敌对势力利用、曝光腐败证据危害国家安全和稳定。

  处理战略性腐败应首先考虑维护国家的战略利益,以挫败帝国主义攻击中国的战略谋略为出发点,应根据涉嫌官员维护国家利益的表现决定是从轻还是加重处罚。对于战略性腐败应事先深入研究并周密预防,重点防止被美国利用威胁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应建立不同于治理一般性腐败的国家安全和党政监察系统,应揭露美国既利用又冷酷抛弃其代理人的一贯传统做法。中国还应发挥社会主义优势并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坚持并发展马列主义认清新型的智能帝国主义的手腕,认清美国利用政治、经济、金融、文化等“巧实力”政策武器的危害,提高广大干部、群众防范美国政治经济渗透的觉悟,特别是业务中经常与高盛等跨国企业打交道的部门和企业。

  围绕着美国竭力输出的金融自由化、私有化政策,特别容易出现滋生战略性腐败的温床和客观条件,因为这些政策促使垄断财团随意进入操纵别国股市、楼市,廉价收买、控制别国垄断性、战略性行业并获暴利,因此愿意出高价收买别国政客推行这些经济政策,如获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前副行长斯蒂格利茨,撰文生动描述了在推行战略性、垄断性行业私有化过程中,政府高官在巨额回扣贿络的诱惑下瞪大了眼睛。希腊发生严重经济危机也可追溯到战略性腐败,希腊的金融和国债部门的负责人都同高盛有密切的联系,他们推行汇率、利率自由化并引入金融衍生品埋下隐患,为美国垄断财团利用希腊政府债务隐患大肆唱空、炒作,引发利率飙升等一系列经济危机连锁反应创造了条件。阿根廷的前经济部长卡瓦略曾在哈佛大学接受新自由主义教育,任职后竭力推行开放资本账户、银行私有化等改革,在阿根廷爆发金融危机前夕协助西方金融资本外逃,后来以出卖情报破坏金融安全的罪名遭到逮捕,曾重用卡瓦略的阿根廷前总统梅内姆也因涉嫌腐败出逃国外。

  • 责任编辑:宋代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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