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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的警钟:资本主义的空想与现实

在我看来,皮克提的书揭露了三百年来资本主义贫富差距扩大的总趋势,犹如共产党宣言的开头“一个幽灵在西方游荡”。不过这次的幽灵,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反思资本主义。

  皮克提的观察盲区:苏东竞争和马歇尔计划的影响

  我们要指出的是,皮克提对1945-1970年间,美国分配改善原因的分析并不全面。他完全忽略这一时期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崛起,特别是苏联宪法中关于公民劳动权和休息权的规定,迫使西方资本不得不改善劳工福利的国际竞争压力。东欧国家在此期间创造的充分就业、全民医疗和福利住房,虽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苏联廉价能源的供应而难以持续,但是冷战时期的苏东经济逼迫德、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大幅增加了工会在收入分配中的话语权,完善其已有的社会福利制度。苏联瓦解之后,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削减工人已经得到的福利,致使1990年后全球不平等的趋势急剧增加。70后出身的皮克提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国家的竞争效应,不亚于战争对资本的摧毁效应。5月19日《纽约时报》发表的布鲁克斯(Brooks)的专栏“大辩论(The Big Debate)”,深刻揭示苏联瓦解后,西方世界误以为没有了竞争者,导致西方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全面倒退。建议读者自行阅读参考。

  皮克提也没有注意到美国战后的马歇尔计划,实质是美国大规模资本扩张的“非均衡战略”。我们一直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理论是封闭社会的永动机模型,因为生命和社会系统的本质是“非均衡”。中国改革的成功和苏东转型的悲剧,突显了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战略与休克疗法的“均衡思维”的不同后果。我们可以想见,二战结束后,美国军火工业失去大量订单,大批退伍军人急需工作。如果当时的美国政府也推行这次金融危机中伯南克主张的“再平衡”政策:美国大批削减“过剩产能”,欧洲大规模削减“公共财政”,等于在危机中推行反凯恩斯的货币主义政策,结果必然是制造第二次大萧条。

  多亏美国当时务实的政治家反其道而行之,用马歇尔计划向西欧日本大规模输出美国的剩余产能,不但创造了美国经济的繁荣,西欧日本的复兴,同时也使美国产品占领英法等老牌帝国的传统市场,并扩张到社会主义阵营以外的全球市场。同时期美国国内还实行房地产抵押贷款的利率管制,鼓励普通居民拥有自己居住的房产,大大抵制了社会主义模式对美国工人的吸引力,使冷战时期美国的政治经济免于受到西欧社会主义思潮的冲击。假如不是中国崛起和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东战争的冲击,美国收入分配的改善也许因为美国全球化的霸权地位,继续保持到今天。

  中国同样幸运的是,虽然弗里德曼等西方权威经济学家,多次向中国领导推销休克疗法的改革药方,在价格闯关中碰壁的中国领导人,很快转向兼顾稳定和改革的双轨制,为中国企业学会市场竞争赢得了宝贵的战略机遇。和苏东自废武功的经济转型相比,中国上山下乡出身的干部,对国际竞争策略的判断能力,远高于西方名校训练出来的著名经济学家。

  此次金融危机,美欧日等国由于利益集团的阻碍,使凯恩斯刺激政策寸步难行,才导致今日西方经济在大衰退中停滞不前。国内一些崇美的经济学家跟在伯南克的尾巴后面,呼吁中国也要推行美欧失败的“再平衡”政策,表面上是拉动消费、压缩投资、削减过剩产能,实质是要把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林毅夫批评伯南克的“再平衡”理论,大方向要比主张要素市场自由化的人们高明得多。问题是,英美推行资本全球化的前提是海军霸权。中国今天要想实行林毅夫建议的非洲马歇尔计划,外部条件是非洲受援国政局的稳定和中国远洋海军的强大,才能保护海外投资的安全。否则,中国单兵独进或放任中资企业追逐海外的短期利润,只会给他人做嫁衣裳。

  已故邓英淘的《再造中国》中提出的西水东调新途径,史正富在《超常增长》中提出的建立长期战略基金,都是用开发大西北的战略,消化目前出口下降造成的“过剩产能”的好建议,比美国当年的马歇尔计划更具战略眼光。因为这不但可以根本改善中国的人口资源布局,而且渝新欧铁路打造了新的亚欧“汉莎同盟”,为建设远洋海军争取了时间,可以最终发展中国主导的亚欧经济圈,突破美国包围中国的全球战略。我们如果把邓英淘,史正富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和伯南克的“再平衡”理论相比(包括拉动消费、压缩投资、推行土地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的主张),无疑是高下立判。请主政者自己思考,此处无需多言。

  空想资本主义的由来和非议

  中国的改革开放全面引进了西方技术,也全面输入了西方的社会科学。在“和国际接轨”的口号下,中国的产业技术迅速升级,中国的学术界和媒体也出现了思想上的“双轨制”,并引发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混乱。我在一次经济学会议上,亲耳听到一位省委党校副校长发言说:马克思和科斯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我当场笑了起来:马克思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科斯认为私有制是万善之源。两人观点针锋相对,怎么会都伟大呢?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盲目崇拜西方名家,不能分辨西方学者的良莠不齐。平心而论,国内尽信洋教条的媒体经济学家对中国与世界的观察,还不如实战中成长的干部和企业家!

  应该指出,国内外流行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并没有指明市场万能论的理论根源。对比16 19世纪西方出现的空想(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潮,例如托马斯·莫尔,圣西门,和傅里叶等按劳取酬和公有制的理想,笔者认为用“空想资本主义”来描写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理论更为确切。空想资本主义在当代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是亚当·斯密,哈耶克,和科斯。我们就用皮克提的数据,来分析空想资本主义如何误导大众,理解现实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出路。

  《纽约时报》评论的标题就指明皮克提的矛头主要指向斯密,稍带了马克思,但是说不清斯密的问题在哪里。

  亚当 斯密是个真诚的空想资本主义者。他在《国富论》第一卷第一章观察到分工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又在第一卷第三章的标题上强调“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斯密显然意识到领土和人口对市场规模的制约,他也清楚殖民扩张和掠夺战争能够扩大市场规模。但这显然不符合他内心中“人的天赋中的本性”。于是,斯密在第四卷第二章的细节里,悄悄加上了“看不见的手”的寓言,想象自利出发的自由贸易可以协调区域间的劳动分工,无需战争和政治的干预。此外,尽管斯密把《国富论》作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标题,却没有给出国富的定义。他在第一卷第五章内引用霍布斯的话,承认“财富就是权势(wealth is power)”,却又争辩说:光拥有财富不等于立即取得政治权力。善良的伦理学教授斯密,一面多次批评地主和资本家为富不仁,认为英国的殖民扩张得不偿失,一面企图用道德情操来缓和市场经济的社会矛盾。

  但是,皮克提的历史分析清楚表明,斯密的空想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并未实现,市场机制不能保证分工和谐和社会公平。到了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供求平衡的微观理论完全否定马克思从宏观历史角度提出的市场经济生产社会化与私有制的无政府倾向的内在矛盾,必然造成资本对劳动的统治,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的数理模型,连斯密注意到的非线性约束(即市场规模的限制)也排除在外,因此就完全失去了理解内生经济周期和金融危机的能力。

  皮克提的研究清楚指明,亚当 斯密代表的空想资本主义理论的破灭:分工加贸易不见得能导致国富,因为发达国家控制的资本积累主导了财富的分配。工业化和殖民主义导致富国和穷国的贫富分化,并引发一系列的战争和革命。决定市场份额的不仅是贸易的比较优势,而且是武力的比较优势。民主和道德都不足以制约资本的贪得无厌。革命和战争导致西方富国的兴衰和产业中心的转移,没有一个富国能长久保持国际分工格局的霸权,私有产权界定的资本收入也周期性地蒸发和毁灭。所以资本也无法积累到无穷。

  空想资本主义的第二个代表人物当属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凯恩斯是英国的战争理财高手。在大萧条期间诞生的凯恩斯经济学,实质是西方战时经济(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计划经济)的产物。哈耶克早期研究经济周期受到马克思的影响,注意到迂回生产和内生货币的运动,发现央行的信用扩张是经济周期的重要来源。但是,哈耶克后期的空想资本主义达到荒唐的程度。他在大萧条时期主张政府无所作为,强调市场经济有自身恢复能力,犹如建议重病患者无需求医问药,只需听天由命。战后哈耶克反对通胀政策的药方是废除中央银行,等于放弃国家为战争筹款的铸币权,这让同样鼓吹自由经济,但是主张央行独裁货币政策的弗里德曼,完全不能容忍哈耶克合理的内生货币论。哈耶克被赶出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边缘化为经济哲学家。

  哈耶克的名著《走向奴役之路》,预言凯恩斯的经济政策和福利社会,必然失去资本主义制度的个人“自由”(皮克提看到的只是少数富人的选择自由)。历史现实却是欧美的福利社会走向骄奢和破产之路,而非计划与奴役之路。虽然哈耶克是一个有见地的货币经济学家,却是失败的政治经济学家。即使他最终获得诺奖的桂冠,也无法实践奥地利学派的经济政策。撒切尔夫人对哈耶克的口头赞美,只是把哈耶克作为打击工会,关闭亏损国企,推行私有化的理论武器,但是从来不理会哈耶克的废除央行方案,因为这将使英国老牌的金融业成为美国资本的附庸。英国国有铁路的私有化完全失败,经济自由化加速产业的空心化。要不是马岛战争挽救了撒切尔夫人的政治生命,撒切尔夫人改革劳工市场的政策也难以推行。

  国内在金融危机后新生的奥地利学派的推崇者张维迎,把哈耶克的经济哲学作为反对凯恩斯政策和中国国企的理论武器。他全然不明白哈耶克不懂国际政治的历史教训,也无视跨国公司是全球主要的垄断因素;也对金融寡头搞垮美国实体经济的现实视若无睹。美国后凯恩斯派经济学杂志的主编告诉我,奥地利学派是无法执政的,因为自称保守主义的小布什总统,实质是军事凯恩斯主义者。这使我意识到,结束美国大萧条的不是罗斯福新政,而是美国加入二次大战。撒切尔夫人也是挂哈耶克的羊头,卖军事凯恩斯主义的狗肉。皮克提对一战到二战后资本收入比例下降的分析,说明70后的皮克提,比国内的空想资本主义者,更懂当代的政治经济学。国内的空想资本主义者最不愿意承认的历史事实,是中国建国前三十年建成的独立自主的工业和科技体系,突破了西方强权对国际分工体系的控制。东西方的空想资本主义经济学,都不愿意承认古典经济学的起点是政治经济学,而不是供求均衡的微观经济学。

  空想资本主义的第三位大师,当属刚去世的芝加哥大学的诺奖经济学家科斯。宣称观察真实世界的科斯对大萧条、二战、冷战和中东战争视若无睹。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否认新古典经济学承认的市场失败,反对克服污染等外部性需要政府干预。他认为利害双方的自愿交易可以化解社会冲突,在交易成本低的条件下,社会利益冲突的化解,只需界定产权,两方交易,无需法庭、社会仲裁等第三方干预。新制度经济学成为最彻底的无政府经济学理论,把空想资本主义推进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中国在城市化和基础建设中面临的征地矛盾,地价节节攀升,内地农民和大学生的就业日益困难,而城郊的一些拆迁户和近郊农民却从劳动者转化为食利者,加重外地大学生就业和内地农民进城的困难,这些实践经验完全否定科斯预言两方产权交易可以形成均衡价格,初始制度安排是否合理无关紧要的预言。虽然科斯强调界定产权的重要,他本人却小心翼翼地避开收入分配问题。但是,科斯在中国的弟子们,并不满足科斯的谨慎小心。科斯的推崇者周其仁,用科斯理论创造性地批判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他认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只对交易成本为零的社会成立(他似乎不明白原始社会的交易成本几乎为零,但是没有剩余价值),当代社会中的交易成本远大于零,所以无法界定企业家的剩余价值。可惜无情的数据胜过逻辑的雄辩。皮克提的定量分析,清晰地表明资本主义社会财富不平等的趋势,也就是资本剥夺劳工的趋势。我们期待不用数据观察真实世界的科斯弟子们能够认真回应皮克提的挑战。

  • 责任编辑:宋代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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