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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的警钟:资本主义的空想与现实

在我看来,皮克提的书揭露了三百年来资本主义贫富差距扩大的总趋势,犹如共产党宣言的开头“一个幽灵在西方游荡”。不过这次的幽灵,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反思资本主义。

  不平等的起源和对策

  《纽约时报》的评论注意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方向正确,但是具体推测有误。马克思预言了资本无限积累的趋势,同时推论资本回报率会递减,这会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皮克提的数据发现,西方的资本回报率相当稳定,只是数次被革命和战争打断。皮克提虽然批评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者模型,但是因为他的经验分析单位是国家而非产业,也就没有提出取代新古典外生增长论和内生增长论的理论模型。

  笔者2012年在国际熊彼特学会上提出的《代谢增长论》,可以填补马克思和皮克提之间的空白。马克思观察到的资本报酬递减,对每个工业革命的主导产业成立,但是对一个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未必成立。因为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真实动力不是资本积累,而是科技进步带来的新的资源开发。科技进步的特征是小波式的新陈代谢:例如玉米、土豆的引入提高了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煤、石油、核能的发现,大大增加了人均的能量消耗和活动空间。任何单一技术的发现和利用都服从S形的逻辑斯蒂小波曲线,在产业不确定性极大的初期,早期研发受非盈利的大学和政府研究机构的支持。应用前景明朗时市场力量才大举涌入,把市场推广转化为资本扩张和资本收益。但是技术饱和期,垄断兼并加剧,资本收益停滞,要求政府实施反垄断法,才能鼓励新技术淘汰旧技术。产业衰落期,过时企业破产或转型,部分早期投入的资本“创造性毁灭”,导致资本周期性的波动与代谢,更需政府和社会介入,帮助夕阳产业的工人转型。

  德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超过英国,但是在两次大战中败给英法美的联军,不是输在技术创新的竞争,而是输在资源和市场规模的竞争,也就是军备规模的竞争。同理,中国崛起不仅是要素价格的比较优势,而且是中国的规模优势、建国前三十年培养的军事工程师和农村技术员的人才优势,加上政府的战略远见,得以在开放竞争中全力更新科学技术和工业产能;中国的资本账户管制,也把虚拟经济挤出实体经济的热钱游戏挡在国门之外。这使中国把握了工业能力快速升级的历史机遇,避免了苏东自废武功的历史悲剧。屡屡唱响美国资本唱衰中国产业的媒体经济学家,似乎不理解世界变局的大势所趋。

  斯密对资本主义真正的洞见,不是什么“看不见的手”,而是“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我们注意到市场竞争的实质不是价格竞争,而是市场份额竞争。垄断企业获取超额利润的方法是用价格战、专利战、兼并战等手段排除竞争对手,控制市场份额,然后控制市场的定价权。空想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假设两人的平等对称博弈,现实市场是多人的不平等不对称博弈。市场赢家不一定是创新的企业家,很可能是投机的金融家。假如你读过意大利佛罗伦萨美蒂奇家族银行的发家史,你就知道文艺复兴的金主,其实是教皇权力和金融家金钱交易和权钱勾结的产物。美国的民主政治退化为金主政治,得到最高法院的保护:美国选举大额捐款不设上限,竟然被最高法院解释为保护“言论自由”。西方如此赤裸裸的金钱民主和利益政治,使皮克提的“全球累进财产税”的实现概率几近于零,因为要建立全球政府,推行全球累进财产税,和各国同时进入共产主义一样困难。

  中国创新的战略和机遇

  对西方体制的近距离观察,给笔者找到破解皮克提困境的中国机遇。

  第一,国际竞争是制约美国模式的主要武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冻结中国存在美国银行的资金,迫使苏东国家把美元资金存在西欧银行,形成欧洲美元市场,在1960年代有效制约了美国自利的货币政策。美联储降息如果低于欧洲美元的利息,美国资本出逃,而非增加在美国的投资。伯南克的零利率政策无法刺激美国的投资和就业,因为美国资本看好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市场,对奥巴马政府的改革能力失去信心。中国已经开始和主要贸易伙伴发展货币互换协议,如果中国政府实行笔者在上海建立亚洲美元国债市场的建议,将彻底动摇美元和美债的世界霸权。这是主张人民币国际化的西方经济学家不曾想过的世界格局。

  第二,中国会比西方率先找到高速增长和共同富裕的道路,从而改变国际竞争的游戏规则。笔者注意到,美国和中国从每月的工资收入中扣除所得税和福利税并不困难,但是要征收财产税和遗产税阻力重重。类似的,台湾实行土地改革的私有化后,不但工业化引发的地价高涨改变了本省人和外省人的财富和权力分配,也使台湾基础建设的征地困难重重,使台湾经济的停滞积重难返。相比之下,集体土地所有的中国大陆,在基础建设上突飞猛进。可见中国产权的混合所有制,在实践中远胜于西方和东亚的土地私有制。如果注意到资本的超额收益,源于市场份额提成,而非劳动时间付酬,则在中国征收资本税和遗产税,又不打击创新者的企业家精神,在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传统下,是不难做到的。

  作者最近在北大的一次讲演中指出,提出在国际开放竞争的条件下,中国可以建成新型(非均衡发展的)“和谐社会”(不是均衡封闭的“大同世界”)的四项主张:

  第一,干部政策要“按能授权”,让实践中业绩竞争中涌现的企业家和政府官员掌握企业、学校和政府部门的实权。中国文化的“选贤任能”,毛泽东讲路线决定之后,干部是决定因素,都是同样的意思。家族企业和官员选拔,都要避免任人为亲。干部政策上,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第二,劳动收入坚持“按劳(劳动时间)分配”。即使在新信息经济的条件下,工人农民也承认发明家和企业家的贡献,即使按时间计算的劳动报酬有10 20倍的差距,在开放竞争的混合经济中,科学家和企业家也可以带动合作农民和企事业职工共同富裕。

  第三,财产性收入“按需设限”。每个人的生理需求有限,生命也有限。无论企业家和高管有多高的个人消费或旅行开销,任何人也不可能每年花掉亿万元的财富。真正的不公在前人创造的财富和权力,让不劳而获的后代继承,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食利者”。不平等交易和市场权势源于收益按市场份额提成。假如一笔市场交易高达100亿,则1-5%的佣金就高达1-5亿元,远远超过任何投资家和律师投入时间的劳动报酬。中小企业融资难,因为牟利的金融机构天生嫌贫爱富。如果对市场份额提成的财产性收入设立上限,超过企业家和高管生理消费能力的提成报酬,自动按法律存入银行的特定账户,在年终、离职、或过世后,特别账户中花不完的资产自动交纳累进资产税,或按个人遗愿捐助社会,则开放混合经济下的贫富分化不难得到有效控制。

  第四,对社会的重大贡献要“按功封爵”。为了树立稳定的道德典范,减少反腐败的阻力,作者建议中国学习英国的爵位制度和法国的荣誉制度。对国计民生有卓越贡献的科学家,企业家,社会活动家的奖励,要“封爵”而不要“封官”。功臣封爵和开国将帅授衔一样,比美国的富豪排名榜更能净化社会的道德风气。把家产主动捐献给社会的善举义士,也可以封爵褒奖。对功臣之后的鼓励,设立特殊奖学金,比贪官给后人留下房产黄金更能保持上进家风。按功封爵可以消除功臣义士的后顾之忧,使更多的雷锋和陈嘉庚在中国出现,中国民风才能传承优秀文化。西方文学艺术的高峰,诸如芭蕾舞,交响乐都是贵族文化。美国百老汇的精品大都来自欧洲。古人言,有恒产才有恒心,朝富夕贫的资本主义社会,毒品泛滥,醉生梦死,人口老化把阶级斗争转化为代际斗争。笔者以为,如果中国道路能融合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和混合经济的竞争活力,吸取中外文化的可行经验,中国一定可以走出皮克提的不平等陷阱,在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新和谐社会。

  去年年底本人有机会和香港媒体见面。有香港记者问我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我的回答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我期待和陈志武、张维迎、周其仁等老朋友继续对话,就金融危机的教训和中国道路的未来,进行科学、客观的研究。我相信中国经济学家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我们可以建立新的学风,推进中国经济学的与时俱进。

  (本文由陈平教授赐稿观察者网全文刊载。删节版首发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 责任编辑:宋代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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