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铭:新春,给未来的一封信

2013-02-11 09:38  来源:南方都市报

  未来,你好。

  新春敲门了。爆竹一响,再坚硬的心都会变得柔软起来。此时,所有许下的心愿都庄严而美好。未来,我想给你写封信。

  如果说这个时代会留下一个特别的印记,我相信,那一定是春节期间涌动的人潮。再过二十年,最多三十年,当现在的青年已经在城里老去,当如今的老年已经安然离世,那时,不会再有那么多人把返乡过年当做一个仪式去完成。我忍不住想,未来,你会看到中国走过一条怎样的道路?

  回想这些年来,我们这些读书人写了不少文章来呼吁城市化和农民工市民化,效果有一些,但仍然困难重重。在我无数次反复讲着令人生厌的理论与数据之后,有满头白发的退休官员握着我的手说“不能动既有的利益啊”,有朋友半开玩笑地说“你等我儿子考上大学再讲这些吧”,有学生说“上海是上海人的上海”……在不久前的一次非常严肃的会议上,有与会者说,“现在上海外地人那么多,中央又说要把公共服务给外地人分享,可是我身边的上海人有意见啊!他们说,城市居民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农村居民是有地的,而且还允许生二胎。”……

  我相信我的这些听众、学生、朋友和同事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我也相信,在生活中,他们都是善良而勤奋的人。也正因此,我才觉得,连他们都只是习惯性地考虑自己局部的利益,而忽视社会的公众利益,这是非常令人失望的。我想,在根本上,无非就是惧怕人口流动所产生的对于既有城市居民利益的冲击吧。可是,更自由的人口流动就真的那么可怕吗?难道目前由户籍制度所造成的一系列发展困境就不可怕吗?其实,让农民工融入城市,对于城市发展和整个经济的健康运行都有好处。

  如果理性的分析敌不过情感的诉求,那就让我们来说说公平吧。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面积急剧扩张,农村土地被征收为国有后用于城市发展,而相应给农民的补偿是以农产品的价值为基准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征地之后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分配中,农民拿到的补偿款只占整个土地增值收益的5%到10%。这种状况,实际上是以压低对农民补偿的方式增加城市发展的投入。

  再来说说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城市居民的教育、医疗和各种公共服务获得了大量的财政补贴,而农村居民的养老和医疗保障基本上是片空白,农村地区的教育经费基本上是自筹的。这种经济政策严重的城市倾向直到最近十年才逐步得到改变。

  还有一个城市“身份”的优越感。说到身份,不妨说说我自己。在我的家族里,母亲出生于四川广安,1949年前家里是当地的大地主,后来被革了命。母亲很小的时候来到上海,成了上海人。而我的父亲则出生在上海,我的爷爷是众多闯上海的“宁波帮”中的一员。上世纪50年代,我的父母中学毕业,响应国家的号召,戴着大红花来到了安徽的一个小村庄,支援内地建设。现在这个小村庄已经成长为一个现代化的风景优美的中等城市。我从小最怕人问我是哪里人,因为成长于一个移民城市的移民家庭,我不知道自己应该算是宁波人、上海人,还是安徽人。

  长大以后,我了解了自己的家族史,我知道了一个家族的命运在波澜壮阔的大历史里是多么的渺小。后来,我上了复旦,在家人和亲朋的眼里,那叫“回了上海”。走在上海的大街上,我分不清自己是外地人,还是上海人。

  后来,我成了大学老师,我一直把自己定义为一个“职业读书人”。在我的阅读里,如果说有什么深刻地改变了我,我想,我应该首先提到美国二战之后的民权运动。这段历史冰释了我对于身份的疑惑,让我明白,对于某种优越的身份依依不舍,其实就成了不平等的捍卫者。我总是认为,无论如何,地区间和城乡间的矛盾应该不至于像种族矛盾那样难以解决。我宁愿相信,中国也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有无数的人在为之努力,我们应该看见。新春来了,有人在为农民工办自己的春晚;有农民写了质朴的诗,有出版社为他出了诗集,并且有音乐家为其谱了曲;崔永元在为农民工的子弟学校而呼喊,在央视谴责随意关闭学校的麻木的人们……

  作为一个“职业读书人”,我和我的同行们除了文字,没有其他的力量。我相信,每一点努力都能够改变一些,哪怕只是改变一个人,让他能够拆除心里的那些樊篱。

  这是我写给未来的一封信,信里有我关于未来的愿望。我相信,在这资讯畅通的年代,所有善良的愿望都会被传播,即便没有贴邮票,即便根本没有投递的地址。

  世界必须是美好的。就让这个愿望,“哪里会有风,就飞多远吧”。

责任编辑: 方乐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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