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网

大公资讯 > 大公言论 > 思想学术 > 正文

热闻

  • 图片

赵鼎新:超越绩效合法性

  赵鼎新系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千人计划教授,长期致力于历史社会学、社会运动的研究,注重从国家合法性的维度来解释其在现代国家政治的稳定性、社会抗争和革命以及经济发展等问题中的核心重要性。

  警惕社会的总体性危机

  中国民商》:您一直专注于研究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社会抗争和革命。就中国目前的状况,您认为现实的转向应该是什么?

  赵鼎新:我是社会学家,重在描述与分析,而不在预测和建言。社会现实的发展具有诸多不确定的和不可测的因素。但我知道,从社会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出发来看,如果维持当前现状的话,肯定会有很大的问题。

  中国的政治前景取决于多个方面。首先它取决于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可能性。如能保持,则政府只需采用“亲民”和反腐败等举措,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社会稳定。但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看,要继续保持长期的经济高增长几乎是不可能的。其次,取决于国际环境。我们不能排除中国周边关系变得日益紧张并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如果是一场局部战争,并且中国赢得了这场战争,那么这战争将有助于在一段时间内巩固政府的合法性;但如果输掉战争,或者战争引发了世界性的冲突,那局面将不可收拾。

  最后,还决定于当前的最高领导层很清楚地意识到问题所在,有主动进行政治改革的可能。但是,一旦发起政治改革,大量的社会矛盾就会进一步释放甚至是激化。这是一个未知数, 也是一个考验。

  《中国民商》:对于当前中国社会中的群体性事件,多数学者认为这是影响社会稳定的最大变量,但您却认为这对中国政治稳定有巨大的正面作用,如何理解这种正面作用?

  赵鼎新:我说群体性事件对中国政治稳定有着正面作用,是在以下的限定意义下而言的。目前中央政府面对群体性事件的基本原则是群体性事件地方化解决。地方官员在处理群体性事件上也形成了一套方法,其核心是通过给钱和一定程度的强制相结合把事件给压下去。同时,各地群体性事件的性质和产生原因十分不同。政府对群体性事件的的处理方式与多元的社会矛盾相结合使得社会抗争不容易形成统一的认同感、意识形态和组织形式,从而阻碍了革命性抗争运动的爆发。

  但目前这种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方法会造成“会闹的孩子有奶吃”的局面。民众在“闹事”的过程中,要求会越来越高;而中央财政不可能一直维系目前的状况。如果财政出现危机,而百姓欲望高举不下,社会危机就会加剧,群体性事件就会走向政治化,社会的总体性危机就会到来。

  过度依赖经济发展的危机

  《中国民商》:如果短期内群体性事件不是影响社会稳定的最大问题,那么当前中国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赵鼎新:中国目前最大的挑战来自政体与政府不能分开,社会缺乏主流价值观等问题。

  就主流价值观而言,知识精英阶层对它在中国社会的缺失有着深刻的体会,并有着普遍的危机感。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在讨论社会的“失范”并给出各种解决之道,有提出左派政治纲领的,有要求恢复孔孟之道的,有推广自由主义的。一般大众也许并不在意主流价值观存在与否,但在主流价值观缺失的情况下,大众就会在日常生活中行为失范,在政治生活中有时藐视权威,有时又盲目崇拜权威,并在心理状态上有着强烈的不安定感。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认为中国面对的真正挑战来自于当前国家对于绩效合法性的过度依赖。这种情况下,一般大众对工作、福利、公共服务的要求和对政府的依赖都会不断提高,而政府满足民众需求的能力总是有限的。一旦经济出了问题,社会矛盾马上就会政治化。

  《中国民商》:这是否说明大家对社会危机的认识不同,所给出的应对方案也不同?

  赵鼎新:可以这样说。不过有时候一个国家的危机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时,持有不同价值观的人都会觉得只有根本性变革才能解决问题,这时革命就临近了。

  《中国民商》:国内不少人认为中国普通大众并不关心“主义”,只关心过上好日子。而您却认为政府通过经济发展而获得的合法性不具有稳定性,您如此论说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 责任编辑:郑萌

人参与 条评论

微博关注:

大公网

  • 打印

数码频道

更多
参与互动
关注方式:
打开微信朋友们扫一扫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