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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可平:什么造成社会的官本文化?

在官本主义体制下,权力是衡量人的社会价值的基本标准,也是影响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属性的决定性因素。权力支配着包括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在内的所有社会资源的配制,只要拥有权力,就意味着拥有社会资源。在官本主义条件下,拥有金钱和财产,可能但不一定拥有权力;反之,拥有政治权力,则必定会拥有经济特权,只要掌握权力的官员愿意,这种经济特权可以直接变换成其个人的金钱和财产。

  中国传统社会其实是一个特权体系,特权体系建立在官本位之上。

  官本主义表现六:谁的权力大谁的学问和道德也高

  第六,官本位的文化价值体系。在官本主义条件下,不仅社会的经济权益,政治权益和文化权益按照官职等级进行分配,而且对社会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的叙述与评价也是由官职等级为基本尺度。

  可以说,谁的官大,谁的权力大,谁的学问也大。现在看来,这是特别不合时宜的。官大为什么学问就大呢?但在传统的官本主义条件下,情况正是这样。传统体制下谁的官最大?皇帝最大,所以皇帝的学问也最大。皇帝不仅是民之“人主”,也是思想的导师和道德的楷模。朱元璋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而且十分专断残暴,但他成功地建立了明王朝,成为明朝开国皇帝,因而,他便有资格编著《御制大诰》,让举国上下人人学习传诵。

  大家都知道乾隆朝干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编撰了《四库全书》。但后人校对时发现有很多错别字,大家觉得很奇怪,《四库全书》是由大学士纪晓岚这些饱学之士编撰的,怎么会有错别字呢?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因为乾隆皇帝要审稿,他审出错别字,就特高兴,觉得自己的学问确实比这些饱学之士高。这些知识分子虽然是大学士,但在皇帝面前也是个奴才。有些人便故意写几个错别字,由皇帝改,让他高兴。但皇帝不是每本书稿都能审看的,但改不过来,所以就留下不少错别字。

  以后你们走向社会,会看到一种现象,许多有个一官半职的人,会觉得自己什么都行。如果你们工作后碰到一个领导,水平虽然比你差,但你写的文章他东改西改,你可能会气死。但他觉得很正常,权比你大,水平当然就比你高。

  不单是文化知识水平,道德水平也是这样,谁的官大,谁的道德水平就高,谁的官职高,谁就拥有更大的道德裁量权,教你这样或那样。因为他认为自己不单是掌握了真理,还是道德的化身,权有多大,道德水平就有多高。所以,在传统中国,教化的责任不是学者,主要是官员,官员要担负起教化民众的责任。哪怕事实上某个官员的道德真的很差,但只要官比你大,就可以教训你。

  中国最有意思的就是官修历史,如果不是官修历史,那就叫野史,官修历史才是信史,这种以政治权威来叙述和裁判历史的传统,被称为中国特有的“史官文化”。

  民主和法治是破解官本主义的惟一途径

  我今天只是尝试用官本主义的范畴来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形态和政治文化,不评价是好还是坏。马上就会有老师或者同学会提出来,中国不是还有民本主义吗?我专门研究过民本主义,发现民本主义不过是传统社会的一种理想,远远不是一种社会的现实。孟子本来是民本主义思想家,可孟子的书在好多朝代是禁书。一个民族当然需要理想,但理想不是现实。官本主义才是一种客观现实,是数千年中国传统社会的实际形态。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现实中,君主从来都是最重要的,普通的庶民在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从来没有成为最重要的角色。平民压倒君王成为最重要的政治角度,至多是民本主义者心目中的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民本主义理想恰恰是官本主义现实的伴生物,当然是对后者的一种超越。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实质就是“君王为主,臣民为本”。就算是那些民本主义思想家,在他们心目中,君主也是天经地义。他们在强调主权在君的前提下,侧重强调民本。“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老百姓是水,没有水船就没法开。作为一个政治体,既要有统治者,也要有臣民,统治者离不开臣民。从这个意义上讲,臣民是“本”,“主”是皇帝。因此,民本主义与官本主义这两个看起来截然相反的范畴,实际上有着高度的同构性,强调民本并不否定君主。

  但是民本主义与现在讲的民主主义完全不是一回事。民本主义既可以被皇帝用,可以被臣民用,它是对官本主义的一种抗衡。统治者也常常认可民本主义,为什么?因为它有双重性,皇帝可以利用民本主义制约官权,官员权力太大,要打压一下,就把民本主义拿出来。凡是这种皇帝,就会被称为明君。如果地方官员与老百姓发生冲突,皇帝站在地方官员一边,就会被称为昏君。官员也一样,那些聪明的官员也会把民本主义拿出来,去制约君主,说皇帝不能这样,要以老百姓为本,这样的官员被称为明臣。

  我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也有一些史学家提出来,如果说中国是官本主义,那怎么评价君主主义?官本主义的实质就是君主主义。在整个官僚体系中,君主居于最高权力地位,是整个官僚体系的总代表。皇帝是“人主”,不仅是民的主人,也是官的主人,君主主义是官本主义的最高形态,官本主义是君主主义的日常形态,也就是说日常生活中更多看到的是官本主义。所有的官都是为君王所设,皇帝掌握着官职设置以及官员升迁的决定权。在中国传统社会,一个县令从法律制度上讲也是由皇帝任命的,这个权不可能下放,皇帝掌握着官员的命运。

  中国历史上有句话叫“君要臣亡,臣不得不亡”。这决不是一句戏言,伴君如伴虎。据白钢先生所著的《中国皇帝》,一些皇帝甚至精神错乱,官员要碰到一个精神错乱的皇帝,喜怒无常,说杀就被杀,个人命运完全控制在皇帝手上。

  官僚的根本职能是服务君主,在帝王面前,无论官位多高,都不过是君主的“奴才”和“仆人”。例如,“侍中”是高官的职位,但汉代有位“侍中”,“特听掌御唾壶”,专司皇帝的痰盂。除了“侍中”外,像仆射、中书、尚书等位列宰相的官职,原意都不过是皇帝的奴才而已。

  官本主义和专制主义是什么关系?经常会有人讲,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种专制主义。专制主义是官本主义的典型特征,在官本主义条件下,以君主为代表的官僚系统垄断了国家的全部政治权力,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最终集中于君主。在整个权力体系中君主是国家主权的掌握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种权力超越法律,不受任何限制和约束。

  改革开放前我们讲民主与法制,后来改为法治,一字之差,意义非常大。法制的主要含义就是严格按照法律办事,在传统中国,许多朝代做得到。尤其是一些有作为的皇帝,像朱元璋,严格按照大明律,这是法制,但永远不可能是法治。因为法律之上总有一个皇帝,皇帝是超越法律的。所以,在官本主义条件下,国家政治权力实际上是没有边界的,无所不及,可以在任何时候进入任何领域,从控制物质资源,到控制思想文化,既支配公共领域,也可支配私人领域。

  在官本主义条件下,行政权在决策、执行、监督之间有所分工,但立法、司法和行政都集中于君主。在官僚体系内部,从属关系也决定了人身依附关系,不单皇帝和大臣有依附关系,上下级官员之间也有相当严重的人身依附。从下级到上级,一直到皇帝,一层一层依附。官本主义的实质或者说典型特征就是专制。

  再说一下官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在典型的资本主义条件下,金钱和资本是衡量一切的价值尺度,它奉行“有钱就有一切”的基本法则。但在官本主义体制下,官位和爵位是衡量一切的价值尺度,奉行“有权就有一切”的基本法则。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有权的官员想要有钱,他可能会有,但不一定有。在官本主义条件下,有权的官员若想要有钱,就肯定就可以有。他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渠道,把权力转换成物质资源。

  但是资本主义和官本主义有同构性,都产生一个特权阶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统治者通过经济剥削来实施对被统治者的政治压迫;在官本主义条件下,统治阶级通过政治压迫来实施对被统治者的经济剥削。

  官本主义在中国传统社会延续几千年,已经成为中国文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官本主义不仅有其长期存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而且也必定有切合国民性的合理因素。但官本主义这种传统体制最终被我们中华民族无情抛弃了,分别成为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官本主义作为一种传统的制度和文化,究竟有什么样的合理性和弊端,在现实生活中还有哪些影响?依然值得深入研究。今天我主要是作为一名政治学者,试图建构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来重新分析一下中国历史。不过我始终认为,民主和法治是破解官本主义的惟一途径。

  • 责任编辑:郑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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