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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大伟:中国共产党改革的国际视角

如果一党执政(包括在中国)将能持续下去,就有必要采取上述行动。对此,外国的全球比较政治研究的学者和中共问题专家有着广泛共识。然而,即使唯一的执政党沿着这些路径前进,它们仍可能以衰亡告终。这是一道真正难解的谜题:不改革则会失去权力,但改革仍会失去权力!

  摘要:文章从国际视角诠释了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历程,介绍了国外关于中国共产党问题研究的演变轨迹,指出国外学者尽管对中国共产党当前的状态和前景存在乐观派和悲观派的分歧,但普遍承认执政党在应对社会问题时处于调整状态。此外,他们的另一个重要共识是,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上其他政党一样正面临一场“期望值上升的革命”。在此基础上,文章最后探讨了中国政治可能出现的前景。

  关键词:国外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

  世界上各大学和研究所(智库)对中国共产党的分析研究非常活跃。但与更广泛的中国政治研究相比,专门研究中国共产党问题的专家学者少之又少。换言之,国外的中国共产党问题研究属于更广泛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的一个子课题。

  国外的中国共产党问题研究发展至今已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上世纪50至60年代的研究关注: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崛起历程(尤其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及其对党和国家政策的影响;“最高领袖”(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高级领导人;中共与苏共和其他共产党的关系;党内派别;政治运动;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党的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全会,工作会议;党的正式机构;某些具体地方。在这一时期,中国与外界隔绝,外国学者因难以到大陆作研究,遂转往香港、台湾或国外研究中国共产党。可利用的研究材料限于偶尔流出境外的公开的官方文件、报刊文章以及中国共产党内部文件。

  上世纪70至80年代,随着中国开始向外国研究人员开放,研究的关注点和方法发生变化。虽然学者们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高层和取代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第一代领导人的政治更替进程感兴趣,但是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政治运动以及政党间关系的关注出现下降。以下新的研究课题受到关注:党与人民解放军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党与国务院的关系(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末推行党政分开的时期);由于实行经济社会改革,导致中国共产党在地方发挥的作用出现变化和下降;农村地区党的干部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变化;与党和政府有关联的“智囊”的发展;新经济改革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影响。因为学者有机会到大陆作研究,他们获得了报纸、期刊、书籍等新的研究资料。最重要的一点是,学者们有可能采访到中共党员和官员。

  从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头10年期间,国外的中共问题学者再次转移了研究焦点。1989年“天安门事件”发生后,许多学者研究了这一事件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在中国执政的影响。苏东解体后,有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共产党与上述政权的比较。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共产党安然度过了1989—1991年的多事之秋,学者们又开始关注一些新的课题:中共党内决策过程;“领导小组”的作用;“第三代和第四代”最高领导层(政治局)个人;中共中央委员会各部门组织机构和职能(宣传部、组织部、统战部、对外联络部、中纪委);中国共产党的党校系统;新干部的管理和培训方法;中共地方委员会的状况;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协商和透明度;中国共产党吸收企业家和新兴中产阶级的努力;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对政治异见的反应;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党建的“再制度化”(reinstitutionalization);从江泽民/朱镕基到胡锦涛/温家宝的政治更替。

  这些就是近年来国外中共问题学者关注的部分课题。像以前一样,国外学者的研究利用了许多出版资料,并尽可能地作采访。但必须指出,在中国研究中国共产党非常困难。对外国人而言,中国共产党的机构和制度总体上极度封闭,不甚透明。如果外国研究员想安排采访中共中央各部门、中共领导人或高官,观摩各机构中的中共会议或中共党校授课,或是阅读中共党内文件,这虽说有可能做到,但却十分困难。虽然外国学者努力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进行的改革,但中国共产党总体上并没有推动开展此类研究以及增进外界对自己的了解。

  那么,外国中共研究学者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近些年的发展和当前状态?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

  • 责任编辑:郑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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