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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大伟:中国共产党改革的国际视角

如果一党执政(包括在中国)将能持续下去,就有必要采取上述行动。对此,外国的全球比较政治研究的学者和中共问题专家有着广泛共识。然而,即使唯一的执政党沿着这些路径前进,它们仍可能以衰亡告终。这是一道真正难解的谜题:不改革则会失去权力,但改革仍会失去权力!
  国外对中国共产党现状的看法

  近20多年来,西方的中共问题学者围绕中国共产党当前的状态和前景,既有共识,又有分歧。有一点可能会让我们的中国同事感到惊讶,但1989年中国内外诸多事件发生后,外国学者普遍同意—中国共产党受到许多严重问题的困扰和挑战,处于“收缩”(atrophy)状态。收缩的要素包括:

  ● 缺少前后一致、有说服力的思想体系;

  ● 党的动员能力衰退和组织机构萎缩;

  ● 地方官员腐败;

  ● 党内腐败蔓延;

  ● 社会内部张力上升;

  ● 农村不满情绪和骚乱发生率上升;

  ● 民族不安定情况增加;

  ● 内部监督不力,外部制衡缺失;

  ● 党和国家精英中的政治庇护和派系主义;

  ● 制度权威碎裂化和制度准则受损;

  ● 各级国家机构(中央、省、其他地方)提供公共产品、施行良政的能力衰退。

  悲观论者

  悲观论者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问题重重、险象环生、危机四伏。这些分析家认为,这种体制非常脆弱,很可能崩溃—这不是会不会,而是何时发生“内爆”(implosion)的问题。令人吃惊的是,美国(不是欧洲)不少著名学者认同上述观点。但他们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危机持续至今有多长时间看法各异(有人认为始于毛泽东时代,有的则以1989年为标志,还有人认为始于距目前更近的时期)。这些学者发现,中国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经济社会与僵化的政治体系日益背离。他们认为,即使中国共产党真的在推行积极和进步的政治改革,此类动作也不是很多—实际上,他们认为自2009年以来,政改出现倒退。他们认为,2009年至今采取的严厉安全措施显露出“党—国”(Party-State)的弱点,而非优点。此外,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个“意识形态真空”,并且无法描绘出一幅鼓舞人心的中国未来图景。越来越多的社会群体和个人认为,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共产党于他们的日常生活毫无意义。学者们还认为,人们加入中国共产党仅仅是为了谋取私利和寻求政治保护,中国共产党已经腐败缠身。

  悲观派的其他分析家认为,尽管中国共产党不一定有短期内崩溃的危险,但仍面临着严重的“治理危机”并表现出“国家无能”(state incapacity)的状态。这些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获取社会支持的群众基础大为削弱,因为它日渐成为一个腐败的精英政党;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场严重的认同危机,没有价值观或激励人心的思想体系,这使得大众普遍对执政党冷嘲热讽,期望破灭。学者们还认为,中国各级政治体制都有问责制失灵、腐败泛滥、官员相互勾结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权威受损,影响了国家进行治理和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造成了经济崛起但政府效力下降的矛盾局面。学者们认为,无法有效提供公共产品将加深社会上离心离德的状况。这些分析家指出,因为中国社会没有规范化和制度化的机制来表达和发泄不满,社会紧张状况只会加剧,而这将促成中国共产党体系的瓦解。

  因此,悲观者认为,目前形势严峻,中国共产党脆弱的政权四面楚歌。一些人预测中国政治体制和中共政权将很快崩溃,另一些人则预测长期停滞不前。

  乐观论者

  乐观论者认同悲观论者指出的许多困扰中国共产党的难题,但在对待党和政府当政的支持率受到削弱、中共政权可能垮台以及中国发生系统性政治变革的证据上,这些学者要更加慎重。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优势劣势,乐观者们经评估认为,中共党—国的优势远超其劣势。

  这派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列宁主义管控机构(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中纪委、国安部、公安部)仍然强大,而且实际上近年再次得到强化。除管控机关外,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共产党自身也经历了一场彻底的“再制度化”。再制度化进程包括了重建党小组、支部和党组,推动实现“党内民主”,授权组织进行更多经常性的中层干部培训,加强党校并建立三所国家级干部培训学院(浦东、井冈山、延安),加强中纪委的“监察”能力,进行更细致的年度干部考核并择优晋升。部分西方学者据此宣称,这些进程和再制度化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弹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其他乐观论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对外开放,变得更加透明,程序更加规范,并更多地与非党团体和其他八个民主党派协商。一些学者将这些改革称为“协商式列宁主义”。虽然协商机制有所增加—比如加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但连乐观者也要质疑中国共产党(或任何列宁主义政党)能否容许和包容真正的公民社会(区别于被收编、受管控的社会团体)和代表社会利益的有组织群体。这些乐观者认为,从本质上说,列宁主义政党不会容许自治社会团体存在并向其让渡权力。

  乐观论者注意到,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另一项改革尝试,这就是在“三个代表”理论下将更多的新社会群体,尤其是私营企业主(资本家)吸纳进中国共产党。这种转变党员结构、进而转变党本身的尝试—从传统的以工农为基础的政党转向代表社会、文化和经济领域“先进”阶层的更具包容性的政党—是与其他东亚执政党向精英政党的演变一致的。西方学者认为,“三个代表”倡议除了使中国共产党更具包容性以外,从根本上说,是中国共产党收编新兴中产阶级的一种手段—在其他东亚、欧洲和拉美社会,新兴中产阶级经常成为反对威权、支持民主运动的骨干力量。中国共产党主动吸纳这部分人,是想不断“适应”社会的新变化。虽然这对中国共产党是新鲜事物,但对其他共产党却不是。一些东欧政党—特别是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采取了这种策略。甚至连赫鲁晓夫也表示要把苏共变为“全民党”。如果先进和进步的中产阶级没有加入党—国和执政精英队伍,那么他们很可能成为反对当权者的外部力量基础。因此,中国共产党走的这一步是着眼于既适应变化又抢占先机的策略。研究这一进程的学者称,这一策略起了作用—中产阶级已经“深深植入”党—国,并因此与保持党—国长久存续产生了更大的利益关联。

  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另一项适应举措是党内精英和领导层的更替。外国学者就此问题有过许多著述。从上世纪80年代确立退休规范开始,并经历届党代会至今,中国共产党引领推动着规范化的领导层过渡和政治更替—这在历史上长期是列宁主义党—国处理不好的问题。众所周知的事实已经证明,共产主义政治体制无法以和平和系统的方式控制更替进程。但是,中国共产党却能控制好这一进程,提供了上述观点的反证例子。这一点引人注目,具有积极的意义。2012年“十八大”,中国共产党将迎来下一次大规模的领导层交接班,届时大约70%的中央委员将退休并被新人取代。

  因此,乐观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积极采取了有限的政治改革,并较成功地适应了各种挑战。得益于党的再制度化和活力恢复,中国共产党及其执政机构与后毛泽东时代的其他时期相比,显得更加称职和专业。党似乎从苏联和东欧国家政权垮台,以及世界上其他政党和政治体制中吸取了许多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为应对形势变化,在基层实行了渐进式改革,同时加强高层党和国家机构的能力,这些做法产生了一种“韧性威权”体制。这些观察家并不否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但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没有崩溃,而仍保持完整统一;中国的党—国体制并没有失败,反而成功适应了形势变化。

  • 责任编辑:郑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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