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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万尼·萨托利:“宪政”疏议

在十九世纪,“宪法”一词的含义还算确定而清晰。“宪法”的松散的、形式的含义先于其保障性的含义,这种观点缺乏历史证据,因为这一观点事实上源于误译,或者说源于轻率地参考亚里士多德的术语politeia。

  然而,或许英国人乐意强调他们拥有一部不成文宪法这一事实,如果果真如此,这一问题倒是次要的了。我的意思是,完全成文的文件只是一种工具。真正重要的是目的,即telos。英国、美国以及欧洲宪政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一致的。如果英文词库迄今为止仍没有拒绝引进这一词汇的话(另一个似非而是之处!),这一共同的目的或许可以用一个法文或意大利文单词garantisme(保障主义)来加以概括。[10]所有西方世界人民以其他术语要求和推崇“宪法”,其原因在于宪法一词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一个基本法,或者一系列基本的原则以及一组相互之间联系紧密的制度安排,它可以制约绝对权力并保障“有限政府”。整个十九世纪以及本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美国、英国以及欧洲地区,从技术上看,“宪法”作为一种工具一直是不同的,但无论如何,它们考虑的目的是共同的。那就是说,在将近150年里,“宪法”一词的意义在总体上是毫不含糊的。

  二

  二十世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这种普遍基本一致的局面很快便彻底结束了。事情变化得如此快捷而彻底以至于人们必定会奇怪这是为什么。我认为,其主要原因,或者或许可以说变化的具体动因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卢梭曾称之为droit politique的政治权利的法律辞汇与一般政治辞汇具有相同的命运,法律辞汇也存在着被滥用和腐化的趋向。这在政治家们越来越意识地到“言词的力量”的时代里就更是如此。

  在我们的心目中,宪法是一个“褒义词”。它具有称心的情感特质,就象自由、正义或民主一样。所以,即使当字面上的“宪法”与它所引出的行为反应(如“必须褒扬宪法,因为它捍卫我们的自由”)之间的联系完全没有基础时,该词也为人所保留或采用。更确切地说,政治对语言的利用和操纵利用了这一事实,即富有情感色彩的词汇的生命力往往强得惊人,尽管它们所说明的“东西”完全是另一回事。[11]

  的确,变化的动因也不仅仅是不诚实以及语言在政治上的贬质。由于其自身在技术上的原因,法学家也渐渐遮蔽了“宪法”的保障性特征。然而,这一技术-法律的解释不能走得太远。事实上大陆宪法学家在遇到提倡“严格意义”的法律观点之类问题时从未感到轻松自在过。另一方面,直到本世纪二十年代年代左右,他们还在设法把“纯粹法律”的要求和宪政的目的综合起来。如果有人阅读1848年以前的代表人物诸如佩莱格里诺·罗西的忠告,[12]他就会发现两个命题,即“所有国家都有一部宪法”(假定前提)和“宪法是自由国家的法律”。让我们正视这一点:这两个命题互不一致。然而,它们却说明并代表了几近一个世纪内在欧洲法律文献中得到广泛认可的取向。因此,弄清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即为什么大陆宪法学家会采取这种取向,他们用什么方法使得相互矛盾的命题具有一致性。

  让我们以宾夕法尼亚州1776年9月28日宪法为例来描述性地探讨宪法的语义学含义。宾夕法尼亚宪法包含着两个基本要素:一个是“政府的规划(或框架)”,另一个是“权利法案”。对十八世纪诸宪章的起草者来说,这两个组成部分不能相互分离,是不言自明的:两者对宪法之成其为宪法都是必要的。它们绝不意味着f6 任何政府规划就等于是一部宪法:它们意味着只有当政府框架提供一个人权法案以及保证人权法案得到遵守的一系列制度设施时,政府规划才成为宪法。然而,大陆法学家急于通过找到一种“普遍的”宪法定义来安顿自己受过理性主义训练的司法良心。而且为了这一宗旨,他们认为从保障主义要素中剥离出普遍性特征(“政府规划”的含义)是一条捷径。因此,作为纯粹法学家,他们的确经常倾向于认为任何“政府框架”都等于是一部宪法。然而,我要强调一点,他们这么说了,马上又出尔反尔。因为他们接着又断言:“人们已经习惯于”[13]在一种更为具体的、保障的意义上使用宪法一词;所以,根据这一实践,坚持认为所有国家都是宪政国家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所有国家都有一部“宪法”,但只有某些国家是“宪政”国家。

  无疑,这一区分是非常单薄的。而且,要解释法学家竟会承认“人们已经习惯于”这一短语为一种法律论点。而有趣的是他们居然认可了。并且他们认可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完全认识到“普遍的”定义没有任何指称价值:它指的是一切,而不是某些。这样,欧洲公法一代又一代地同时骑着两匹马前进:作为任何“国家秩序”的宪法和作为基本权利保障之具体“内涵”的宪政。par  我猜想,这一平衡并非轻而易举,并使他们易受责难。但是,有人可能即使有阿基里斯之踵而仍能幸存。这样,尽管存在这一弱点,我相信前述断言仍然成立,即:(1)宪法与保障主义已经关联了将近150年;(2)变化的原动力不可能是欧洲法学传统发展的内在逻辑,大陆宪法学家不会站在抵制变化的立场上;但他们没有发起变革。新潮流的源头在于本世纪二十年代政治气氛的冲击。因为那些年里关于政治的新看法正在形成。所谓的“轻松政治(feeble politics)”正在让位于“紧张政治(intense politics)”,那就是和平合法地看待政治关系的取向正在让位给好战的政治观。

  我已经谈到了“政治气氛”,在某些国家,还应当加上,不只是气氛问题。在意大利以及本世纪三十年代的德国,法学家多多少少被迫采纳一种只是形式的、“组织的”、中性的宪法定义。这不足为奇,而意大利和德国宪法学家也不可能因此而受责备。令人惊奇的是,就在此时,不列颠人也已经逐渐采纳几乎同样的立场。

  我要再次提一下惠尔的定义,据此,英国宪法是指导不列颠政府的“诸法律规则和非法律规则的集合。”我还要引用詹宁斯的定义作为另一个例子,据此,宪法是“陈述政府主要机构构成、权限和运作方法之规则的文献。”[14]这些定义的显著特征不仅在于对规则一词未作具体说明(即使游戏也有“规则”,它们是同一类型的规则吗?),而且在于对宪政的目的也缄口不言。它们实际上是纯粹“形式的”定义,其中可以充塞任何内容。所以,现在我们面临这一困境:正是宪法决议的创始者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宪法定义,即任何政府机制、任何“交通规则”就是宪法,而且其依据却是最权威的尺度。所以,如果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陆上的宪政理论很少有复兴的迹象,那也是预料之中。一旦有人声称“宪政独裁”已经证明保障主义仍是宪政的核心,他很可能会碰到这样的答复:为什么我们应该比英国人更关心这一问题?par  我的回答是,人们在引进不列颠宪法教科书时必须小心谨慎,这是我要强调的第二点。在此我想提一下英国人轻描淡写的习惯。英国教科书不是为外国人写作的,而是为其宪法体制运作良好的有福之民写作的。如果外国学者不搞明白其中经常是隐而不显的内涵,不说明经常是未曾说明的东西,不列颠的例子很可能被用于作伪证。[15]当然,即使英国宪政主义者忘了提到不列颠为什么拥有一部宪法,英国人的自由也仍然得到保障,但是在其他地方,情况可能会非常不同。

  • 责任编辑:郑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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