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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万尼·萨托利:“宪政”疏议

在十九世纪,“宪法”一词的含义还算确定而清晰。“宪法”的松散的、形式的含义先于其保障性的含义,这种观点缺乏历史证据,因为这一观点事实上源于误译,或者说源于轻率地参考亚里士多德的术语politeia。

  三

  上述所论在此意义上与如下所论相关,但它的确没有改变这一事实,当今“宪法”的含义已经变得模糊不清,它包含着两种极不相同的含义:严格而实在的含义即保障主义的含义和形式的包罗万象的含义。因此,十九世纪的人们在回答诸如“宪法在政治体制中扮演什么角色?”之类的问题时无需先问:“什么是宪法?”但现在这已经行不通了。

  同样清楚的是(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如果把宪法定义成“赋予无论任何国家以形式的任何方式”,那么就要么不能回答“宪法在政治体制中扮演什么角色?”,要么就只能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分别加以回答,甚至回答的方式也是无趣而平庸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问题的答案是,宪法不起任何作用,准确地说:它只是一种或许可以用于描述特定国家权力结构构造的速记报告(假定讨论中的宪法已得到实施)。这并不是否认这一结论,在适用宪法保障主义的标准来考量后,也可能得出“宪法不起任何作用”的结论。我只是想指出,只有当我们假定宪法具有作用时,相关的质问才是有意义的。

  于是,鉴于两方面的理由,我们不得不下决心去寻找有关“宪法是什么”问题的令人信服的答案。par  首先,我们可以说:“(宪法)是我在使用它时所理解的。”然而,这种回答未能触及一个非常根本的要点,即这一定义的真实价值何在?它只是一个“规定性的定义”吗?

  所以,其次,我们也可能发现有必要这样说:“宪法一词应该这样使用。”

  第三,我们可以依靠分类。我们可以说:只要我们事实上在非常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宪法一词,并涵盖所有不同的指涉对象,那么就让我们具体地说明这种或那种宪法。

  这三种取向并不相互排斥,反之亦然。但在大多数场合,政治科学家或者遵循第一种解决方案,或者采纳第三种解决方案,或者两者均采用。总之,他们经常忽略第二个步骤,即他们常常避免说宪法一词f6 应该是这种意思,而不是那种意思。然而,我们怀疑是否真的可以避免“应该”。

  当普遍共识成为主流时,就象“宪法”在十九世纪的情况那样,“应然命题”(如果我可以这样称谓的话)就是多余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必讨论“宪法”的定义是否只是规定者的私人约定(即一种规定性的定义),或者是否是一种词典编篡意义上的定义,[16]或者进一步讨论是否是有充分根据、具有真正价值的定义。共识自动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但我要强调,我们生活在一个术语分裂的世界上,在这中间“词汇大战”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作出精细的鉴别(如区分约定性的定义和词典编篡性的定义),并求助于对宪法一词多种含义及其所指对象的分类。

  然而,人们在深思熟虑以后必然发现,规定性的取向只是一个其实并不可靠的安全门,它实际上反而助长火势,而分类本身也不可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分类只在表面上是中性的工具。分类涉及到目的,并且依目的的不同而不同。因此,分类不能替代定义。可以认为,分类要依据宪法定义,并隐含着我们先前采取的与其核心意义对等的立场。而规定性取向是不可能提供这一立场的。par  根据这一取向,论者会说:我想在这一意义上使用宪法一词,而这就是我的宪法定义。因为规定是一种任意的选择,所以重点就在于“我的”。如同理查德·罗宾逊在其很有价值的著作中所说:“在规定性定义中我们自由地赋予任何词汇以我们所选择的意义”。[17]然而,这很难说是一条出路。例如我假定,有人碰到了如下定义:宪法是主权者的意志。在有些情况下人们很难反驳说这个定义事实上是错误的。根据元首原则和实践,在希特勒时代德国宪法等于元首意志,这样说是符合现实的。斯大林的宪法也可以用类似的语言加以概括。如这些极端的但非常有意义的例子所揭示的,如果有人愿意反驳说,希特勒或斯大林的政权不是宪法性政权,他所依据的理由就不能是“苏联宪法是斯大林的独断意志”这句话事实上是错误的,而只能是否认“主权者意志”是宪法的可接受的含义,也就是拒绝这一定义。par  然而,如果定义只是每个论者武断的个人规定,那么人们能依据什么理由去讨论不同于他自己规定的宪法定义呢?显然,人们可以写一本500页厚的书来揭露所谓希特勒或斯大林的宪法等于是非宪法的体制;但任何人只要这样说:这是你的规定,但是我有我的规定,此是此,彼是彼,他就能够轻易地驳回这一观点。这是多么容易,多么方便!

  在此,我不可能展开对约定论的批评。[18]在我看来,只要定义具有历史的指涉,它就不是每位论者的个人约定,而是为先前实践所塑造的历史经验宝库。我们使之更新,使之适合时代,但它的最终价值在于告诉我们在涉及每一代人都从零开始的事情上如何表现得老练成熟。这就是不指责我们为唯我论的约定主义的理由,以及我们为什么有权讨论并寻找平等、自由、法律、宪法等“真正定义”的理由,真正的定义当然涉及基本的意义。具体说来,宪法这一定义具有客观的价值,它是关于“我们如何能够既被统治而又不受压迫?”这一问题的漫长而痛苦的试错进程的产物。

  我曾经含蓄地指出,我为什么特别重视“这就是宪法的定义”这句话是否具有潜在的规范性意义。因为如果论者认为他的定义不能表述为一个规范性的命题的形式,即“这也是‘宪法’所应该具有的含义”,那么无论多么不自觉,他也正在屈服于规定性的和约定性的取向。

  诚然,有人可能不关心这类问题的长期后果。此时此地,我们无论如何必须确定特定的标准或准则,据此我们宣称,这就是本文给出的宪法一词的含义。难道我们准备通过询问俄国人、中国人、埃及人及诸如此类的其他人,或者通过调查在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领导下的意大利人或德国人,他们被灌输而相信的宪法体制是什么,从而确定什么是二十世纪“宪法”吗?如果能这样,那么我认为不存在什么“应然”的因素。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认为知识并不遵循多数原则,那么无论是否公开,“应然”因素必定存在,因为我们的确不是说对二十世纪的所有人来说,“宪法”的含义实际上是什么,而是说可以建议子孙后代去遵守的宪法的正确含义是什么。

  为什么应当把“应然”因素从科学王国,尤其是从政治科学王国中排除出去,对于解释该问题的高深奥妙的方法论理由,我知之甚详。然而,我猜测未来的历史学家将会以更简单的方式解释我们的“应然情结”。他们会说我们对环境的挑战无能为力;而且我深以为然。因为受命于发展知识的人们从一开始就遵循这一非常简单的规则:当他们同意一般用法时用“是”的形式,当他们不同意一般用法时则用“应该”的形式。然而现在,即使我们已经深知对于“宪法”不再存在共识这一事实,即使我们已经明白模棱两可和紊乱不堪的局面是为政治上的双重语言和不诚实有意扶植起来的,其目的是存心欺骗听众,我们仍然避免说“这就是宪法一词应该具有的含义”。

  请不要误解。我不是主张行为上的“应然”,而是主张术语上的、逻辑上的“应然”。[19]“宪法”的含义既不是独断的规定,也不是在半文盲的多数人的“流俗的想法”中所发现的东西。至少,如果我们认为应当保持使用理性的话语和易懂的词汇,那么“宪法”的含义就已经决定于历史的检验,并且必定为适当的信息和合理的思考所确定。如果这些标准使我们达到的定义不再获得人们的公认,这就是宪法一词应该具有的含义,这么说就不仅正确而且必要,因为否则的话,它就是无意义的、多余的、欺骗性的,等等。这不意味着要求人们赞同定义为“真正宪法”的特定宪法模式。我只是认为厘清术语是任何科学的基本要求,政治科学家尤其不得不清理这一事实:政治学词汇易于被用来欺骗听众。因此,我并不主张一种类型的宪法目的比另一种更可取。我只是说为了使公众(有时甚至是使专家)不受欺骗,讨论在不应当使用“宪法”的地方使用宪法是否恰当,这是科学的要求。

  • 责任编辑:郑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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