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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万尼·萨托利:“宪政”疏议

在十九世纪,“宪法”一词的含义还算确定而清晰。“宪法”的松散的、形式的含义先于其保障性的含义,这种观点缺乏历史证据,因为这一观点事实上源于误译,或者说源于轻率地参考亚里士多德的术语politeia。


  六   

  总结我的论证思路,我尝试性地提出了下列论点:

  (1)为了某个具体的目的,更确切地说是为了表示一种独一无二的、史无前例的“自由技术”,宪法一词已经被重新概念化(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其特点在1730年孟德斯鸠访问英格兰时就已经足够具体化了。

  (2)这一目的一方面经常为原始模型(英国宪法)的复杂性所遮蔽,另一方面也为多少有些好论辩的英国学者的孤立主义所遮蔽。然而,尽管存在这些不幸的环境,但事实仍然是,对英国原型以及后来美国和法国的模式来说,制约的思想仍然是宪法的基石。

  (3)“宪法”的松散的、形式的含义先于其保障性的含义,这种观点缺乏历史证据,因为这一观点事实上源于误译,或者说源于轻率地参考亚里士多德的术语politeia。

  (4)所以,“宪法=任何国家形式”这一等式实际上不是过去而是最近出现的,它是把“宪法”概念变得过于宽泛,这要么反映了追求“净化的”、普遍的非政治化的权利的法律幻想,要么反映了把宪法一词当做圈套性词汇使用的目的。par  (5)根据两方面的理由应该指出,“宪法”一词要么在具体的保障性的意义上使用,要么是无意义的、欺骗性的术语重复,如组织、结构、形式、模式、政治体制以及诸如此类的词汇。

  (6)据此,我们时代众多的所谓“宪法”可以分为三大类:真正的宪法、名义性的宪法和冒牌的宪法。

  (7)名义性宪法的存在表明,我们要么遵循保障主义,要么我们再也无法界分“宪法”和“宪政”。

  (8)政治科学家尤其有责任排除不诚实的语言,这有两个理由:一般的理由是,只要有必要,就要求研究者的语言去改进被研究者的语言;特殊的理由是,只要政治科学家碰到为欺骗听众而有意助长的术语扭曲的情况,他就很有必要去做术语清扫工作。

  说道政治科学家,或许应该提一下最后一个问题:作为政治科学家,我们为什么应该关心宪法问题?

  事实上,宪政不是政治科学的传统主题。政治科学家也曾在一定程度上关心过宪政,他们或者倚重于作为学者个人先前所受的法律训练,或者倾向于认为宪法制约与社会制约和政治多元主义的制约相比,其作用较小、地位较次要。[33]在前一种情况下,可以说他们对待宪政话题的态度属于“传统”的政治科学。在后一种情况下,我认为“新的”政治科学几乎没有条件来讨论这个问题。原因在于政治科学热衷于非正式的过程,而不关心正式结构。新一代的政治科学家尤其不相信存在诸如国家之高度抽象的概念,只专心致志于如群体之类的基层单位,并且对(本特利所说的)动态过程、对变迁、对“正在做的事情”养成浓厚的感情。很清楚,从这一纲领出发,宪法似乎是:(1)“国家”这一抽象实体性的法律对应物和支柱;(2)当然不是政治学的“原材料”;(3)是典型的政治过程静态观的最卓越的表达。当然,以上所述只是非常宽泛非常粗糙的概括。

  如果这些隐含的前提有正确的把握,那么当前怀疑宪法设施和机制的功效的态度就是预料之中了。那么,错在哪儿呢?在研究者呢,还是在宪法方式自身?总之,我的感觉是,当代政治科学尚未发现能够为理解宪政作出积极贡献的战略交叉点。我自己的尝试性的建议是:这一战略性交叉点或许能在“角色理论”的研究方法中找到,也就是通过把立宪解决方式作为一种预先规定的、有约束力的角色强化技术(它不同于自发的角色扮演)进行检验,以此来发现这一交叉点。

  • 责任编辑:郑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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