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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以文明大国出现于世界?

在所谓的中国时刻降临之际,与其盲目地乐观欢呼,不如冷静地在世界大势之中重新思考中国的位置,找到她的未来轨迹。世界核心秩序从大西洋的一神教文明到太平洋多神教文明的转换,到目前为止还只是一种可能的发展趋向,尚未成为完全的现实。

  以往两个世纪的世界之核心,乃是大西洋共同体。大西洋的两岸,无论是西欧还是北美,都是上帝子民的基督教世界,大西洋的秩序乃是一神教文明的秩序。而正在形成的太平洋共同体和欧亚大陆共同体,并存着不同的轴心文明。欧洲衰落之后,整个世界的金融、财富和权力从大西洋地区向太平洋地区转移,中美国(Chimerica)的出现,正是这一太平洋共同体的符号象征。正在崛起的太平洋共同体,乃是一种新的文明秩序,既不是东凤压倒西风,也非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一种对流风,甚至八面来风,是各种不同的轴心文明共享这个世界的多神教的后轴心文明时代。

  一神教的文明与多神教的文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基督教的一神教传统相信普天之下只有一个上帝,其他的神皆是魔鬼的化身,因而上帝的意志是唯一的、绝对的意志,世界历史的本质乃是上帝与魔鬼、正义与邪恶斗争的过程。18世纪启蒙运动之后,上帝的绝对意志经过人文的洗礼,世俗化为普世的绝对价值,而这一普世的绝对价值在黑格尔那里被演绎为统一的世界精神。然而,真正的困境在于,世界的绝对精神并没有超越民族国家的客观形态,世界精神之实现,最后总是落实在具体的国家,那些自以为担当了世界使命、能够拯救全人类的超级帝国。但至今为止的帝国秩序,都是不平等的等级贸易、等级金融和等级权力的世界秩序,19世纪英帝国主宰下的世界如此,20世界美国统治下的世界亦是如此。

  何种中国时刻?在我看来,所谓“中国时刻”的出现,应该是改变这种一神教世界历史的时刻,让整个世界不再在不平等的金融、贸易和权力等级秩序之下继续生存,而在多神教的文明之中寻求平等的合作与共处。如果说,一神教相信的是神正论之下的普遍一元秩序的话,那么多神教追求的是各种不同价值理念之间的多元和谐。中国儒家文明中的和谐观念,将为世界的多神教新秩序之建立,提供重要的东方智慧。在传统的中国文明的天下观之中,不是只有一种宗教、一个神灵,而是儒道佛三教合一,是一个众神狂欢、生机勃勃的和谐世界。孔夫子说“君子和而不同”,意味着一个君子所生活的世界,乃是一个可以由不同宗教、信仰和神灵所组成的大家族,既承认不同宗教之间的差异性,但又寻求不同宗教之间的和谐之道,即在共享的那些价值基础之上,相互融合,互补短长,构成一个有机的众神共同体。古代中国与古代希腊一样,都没有一神的宗教,在远古的历史当中充满着神话的传说。神话世界是一个众神和谐的世界,从神话中转化出来的哲学,也是一个充满了和谐精神的智慧。

  以中国的天下智慧,来重新构建未来世界的多元文明秩序,将是一个可欲的方向。李零指出:“欧洲只有宗教大一统,没有国家大一统。我们中国,正好相反,特点是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7] 历史上的欧洲,是一个宗教,多个国家,而历史上的中国,则是一个国家,多种宗教。基督教的一神教传统,使得西方人有将上帝的福音传播到全球的热情,却缺乏如何尊重异教的神祇、与别的文明和平共处的经验。而历史上的中国文明,虽然以儒家为核心,但从来不是儒家独纲,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心灵秩序上是儒道佛三教并存,政治秩序则是霸王道杂之。无论是处理人的精神信仰,还是建构政治共同体,中国文明有自己的“多元一体”的历史经验。以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大清帝国为例,它虽然由满清少数民族统治,却是一个政治相当成熟的庞大帝国。帝国内部民族关系错综复杂,既包括以华夏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原农耕民族,也包括西部高原的藏民族和西北、北方大草原中的游牧民族和东北森林的满族,宗教形态也相当多元,儒道佛回并存。清帝国以“多元一体”的方式成功地将这些不同的民族、宗教和地域整合进来,作为大一统象征的帝国王权,在汉民族这里被称为皇帝,在游牧民族那里被奉为草原各部落的共主大可汗,而在藏族那里又被视为文殊菩萨的化身。清朝统治者在汉族区域以儒教治国,在蒙藏民族那里尊奉喇嘛教。这一多神论的双重政教体系使得清帝国维持了将近三百年的统治,若非更高级、更强大的西方文明入侵,可以想象清帝国将会有更长的寿命。

  中国文明的这些历史性经验刚好可以为逐渐降临的太平洋多神教文明秩序提供借鉴。所谓“中国时刻”的出现,不是仅仅参与现存世界秩序,而一定是以中国的智慧重新定义世界历史,改变世界秩序的时刻。今天的世界已经形成多元文明的格局,亨廷顿因此认为未来的世界战争将以文明冲突为轴心。问题在于如何在多元文明之中形成一体的秩序?这个一体以一种什么样的建制得以实现?不同的文明之间不可通约,需要有多神教的智慧,相互和谐。

  而和谐的基础,乃是在各种文明之上,有近代启蒙的普世文明和普遍人权。普世文明超越于各轴心文明之上,既是对轴心文明、也是对国家理性的制约。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整个世界在价值观上已经逐渐接近,公认联合国各种宣言、决议所确定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公平正义等为普世的文明价值观----尽管不同的国家对其的理解和何为优先性上理解不同----但至今为止,世界的普遍秩序依然在理念形态,而缺乏超越国家主权的约束性建制。康德所追求的“世界永久和平”如何实现?全球的文明价值如何落实为一套有效治理世界不同主权利益冲突的机制?二战之后建立的联合国以及安理会是一套成熟的机制,但功能有限,哈贝马斯设想过全球的公共领域、《帝国》的作者哈特、奈格里想象的全球的“杂众”共同体等等,至今为止都是乌托邦,还没有落实为现实的建制。因为全球治理秩序的缺位,美国因此得以常常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随着未来多元文明的格局来临,世界面临的最大问题恐怕是怎样建立一个超国家的有效的国际机制,以维护“多元一体”的和平秩序。

  世界核心秩序从大西洋的一神教文明到太平洋多神教文明的转换,到目前为止还只是一种可能的发展趋向,尚未成为完全的现实。欧洲和北美经过20世纪二次世界大战惨痛教训,扩张性的国家主义得到了抑制,整个西欧和北美在现代文明价值和民主宪政体制的基础上得以整合,而冷战结束之后,整个欧洲又基本实现了一体化,一神教的大西洋文明实现了长久的稳定秩序。相形之下,东太平洋地区至今为止依然不太平,潜伏着局部战争的威胁。布热津斯基将21世纪的新亚洲视为20世纪上半叶的老欧洲,他说:“世界的权力正在从西方向东方转移。新亚洲在21世纪会像老欧洲在20世纪那样热衷于国家之间的争斗,最终成为自我毁灭的受害者吗?”[8] 布热津斯基的担忧不是没有理由的。东亚和南亚各国在经济上崛起之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普遍将国家利益视为最高原则,多国之间领土纠纷、海洋资源和水资源的争夺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另一方面,从文明的角度而言,东太平洋地区的各种文明像欧亚大陆的结合部中东地区一样复杂:东亚的儒家文明、混合形态的日本文明,南亚的印度教文明,东南亚的小乘佛教文明,印尼、马来亚的伊斯兰教文明、韩国的基督教文明、菲律宾的天主教文明……各种轴心文明在东亚和南亚地区业已内在化,它们与国家利益相纠缠,同样潜伏着文明冲突的危险。

  • 责任编辑:郑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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