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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崇义 杨恒均:拒绝宪政是断绝中国的前途

过去十多年来,我们一直为宪政中国鼓与呼。国民党统治时期此起彼伏、波澜壮阔的“宪政运动”,正是遵循“国父遗训”,在合法的话语和政治框架之下推动国民党结束“训政”、还政于民、实行宪政。

  过去十多年来,我们一直为宪政中国鼓与呼。我们很欣喜地看到,朝野上下赞同宪政的国人越来越多。宪政这一议题起初只是在民间社会媒体上讨论,这几年终于进入官方媒体,成为民间和官方都共同关注的时政和学术热点。大多中国人都善良地推测,中国新一任领导人上任之后,将会审时度势,最终点燃中国迈向宪政的炬火、大张旗鼓地奔向宪政的目标。正在这个时候,让人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官方媒体在过去几周连续高调发出一些霉味十足的怪异文章,企图剿灭国人的宪政梦,堪称“反宪运动”或“反宪逆流”。

  宪政是法治、人权和民主三位一体的制度安排

  宪政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广义的宪政主义理念和协定,英文的对应词是constitutionalism;另一层是狭义的宪政民主制度,英文的对应词是constitutional democracy。广义层次上的宪政主义,源远流长,指的是订立协定来分享权力、实现公平正义,体现于君臣共治、立政为民、天下为公等理念和实践之中。现代意义上的宪政,西方通常将源头追到公元1215年英国国王和领主订立的《大宪章》,用契约性书面文件划定国王的权力和贵族们的权利。有些人认为中国宪政传统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曾经昙花一现的“共和”。公元前841年周厉王姬胡因国人造反而逃亡,前朝摄政周武王胞弟姬旦(周公)和前朝太保周武王族弟姫奭(召公)共同执政十四年,称为“共和”。但中国的这种权力共享与“共和”只是没有约束力的君子协定,而且没有涉及“权利”。

  狭义层面的宪政,是宪政民主的缩写,是法治、人权和民主三位一体的制度安排,三者缺一不可。我们谈论当今世界的“民主国家”,指的正是实行宪政民主制度的国家。这些国家是法治国家,宪法法律至高无上,任何个人和团体都不能高于法律、都受制于法律;这些国家严格限制政府权力、切实保护人权;公民授权是这些国家政府权力合法性的唯一源泉,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的当权者通过定期的、自由的选举而产生,以体现主权在民、保证公民对政府及其官员的终极制约。

  法学界从法学角度理解宪政,当然会将宪法解读为法治或“宪法之治”。法治或“宪法之治”,当然是宪政的核心内容,包括制定宪法,使司法权独立于立法权和行政权,保证可以通过司法手段进行违宪审查和处罚。但是,法治只是宪政的核心内容之一。中外政治史上不乏“有宪法而无宪政”的现象。斯大林的党国和希特勒的党国的专制暴政,都是“依法”执行的。没有人权和民主这两项内容,法律就堕落为官府压迫国民的工具。

  宪政的核心价值是人权,在实体法至上还有确认人权的“自然法”。现代宪政的经典文献依据,正是那些被公认的人权文献,诸如1689年英国的《权利法案》、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1789年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1787年制定、1789年生效的《美国宪法》是人类第一部成文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划定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的边界。及至1948年发表《世界人权宣言》,人权和民主成为所有签约国公认的核心价值。世界真正进入了人权和民主的时代,连那些专制国家也要在宪法中开列人权清单、也要在国号中加入“民主”字样。

  “宪政”是中国人的百年梦想

  在当代中国语境下谈论宪政,指的是狭义的宪政,即宪政民主。中国人倡导宪政,始于1901年中国自由主义始祖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的《立宪法议》。梁启超《立宪法议》一文中开宗明义:“有土地、人民立于大地者谓之国。世界之国有二种:一曰君主之国,二曰民主之国。设制度、施号令以治其土地、人民谓之政。世界之政有二种:一曰有宪法之政(亦名立宪之政),二曰无宪法之政(亦名专制之政)。采一定之政治以治国民谓之政体。世界之政体有三种:一曰君主专制政体,二曰君主立宪政体,三曰民主立宪政体。今日全地球号称强国者十数,除俄罗斯为君主专制政体,美利坚法兰西为民主立宪政体外,自余各国则皆君主立宪政体也。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

  中国人的宪政实践始于清末的政治改革。1908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并承诺以9年为限实现推行君主立宪。但是,满洲贵族保守势力不愿放权,玩弄通过“立宪”来扩张权力的阴谋诡计。当时的立宪派便和革命派联手,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将满清王朝推翻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是宪政民主理念的胜利。武昌首义之后,湖北军政府立即颁布《鄂州约法》:人民一律平等,享言论、集会、结社、信仰自由;都督公选,对议会负责。1912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立即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无分种族、阶级、宗教信仰,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辛亥革命的伟大成果在于,它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现代宪政民主制度,使中国称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民国初年中国人将主权在民、人权平等等宪政民主理念落实到制度层面,诸如议会制度、三权分立、司法独立、总统选举、地方自治、结社自由、新闻自由,等等。

  极为不幸的是,在俄国共产党所建立的党国专制制度的不良影响和勾引之下,中国人在政治制度选择这一大是大非问题上发生反复、走上迷途。俄共党国的建立,意味着世界上的政治制度除了君主专制和宪政民主(君主立宪也应归入这一类)之外,又有了党国专制制度。当时一些心志很高、想“取法乎上”的中国人居然认为党国体制才是最先进的制度。“国父”孙中山的转变最具有讽刺意味。孙中山本是宪政民主的忠实信徒。他在1906发表的《军政府宣言》就明确宣布,他所从事的“国民革命”,旨在“建立民国”,并定下经过三年“军政之治”和六年“约法之治”而达至“宪法之治”的程序。在俄共的不良影响之下,孙中山迷上了“以党治国”,将“约法之治”改变为国民党对中国人民实行“训政”。孙中山1924年在改组中国国民党的同时所制定的《民国政府建国大纲》,规定“建设之程序分为三期:一曰军政时期;二曰训政时期;三曰宪政时期”。正是他设定的“训政”,后来演化为蒋介石所主导国民党党国专制。好在孙中山尽管心仪“以党治国”的“训政”,仍然没有放弃宪政民主的目标、只是将“训政”当成走向宪政旅途中的短暂过渡。

  • 责任编辑:郑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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