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秦晓鹰为资深评论员

　　眼下，内地最多最大的“新”闻，大概就是被称为“春运”的春节前後的客运奇观了！2013年中国春运预计将高达31亿人次（一说为34亿人次）。这就是说要把相当於地球上一半的人口都拉上列车和汽车（还不算飞机）在中国大地跑一圈！这是何等的壮观、何等的惊人！造成这种古未有的人口迁徙的表面原因是数亿农民工的“返乡探亲潮”，但其根本原因则是城乡二元结构所形成的中国“半城镇化”现状。这一个“半”字就把中国城镇化道路中的一个最大难题概括得准确无误了。

　　“就地转移”是招死棋

　　“半”首先体现於在各大中城市里打工的中国农民工身上。几亿农民工“就业在城市，户籍在农村；劳力在城市，家属在农村；收入在城市，积累在农村；生活在城市，根基在农村”。大量的农民工虽然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但还没有实现身份和地位的转变，数亿生活在城镇里的人没有城镇户口和享有城镇居民待遇。以北京和深圳为例：北京常住人口己达2,300万人，但有北京户口（即户籍）的人只有1,300万。深圳更甚，该市常住人口已达1,500万，而有户籍的仅有230万！而这些非户籍人口就是天天在电视中所看到的“民工潮”“返乡潮”“探亲潮”的基本构成和主力军。大规模农民工周期性“钟摆式”和“候鸟型”流动，无疑正造成一种巨大持久的、史无前例的、中外罕见的社会代价。

　　由此，我们不得不从中国农民工的奇特身份出发，去思考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在这个问题上，内地各持己见的分歧观点大体可分为几种：

　　第一种观点是要走中小城镇化道路。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中国的现有国情决定了中国既不能靠农业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也不能靠扩张城市中的工业部门来解决城乡二元化结构问题，只能靠同时推动区域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三头并进的方式才能解决。具体来说，就是要挖掘现有的中小城市发展潜力，更好地发展小城镇，把有条件的东部地区的中心镇、中西部地区的县和重要边境口岸逐步发展成为中小城市。正因如此，持此观点的人不同意简单地套用“城市化”的提法，而主张用“城镇化”的提法加以表述。我们也可以把这种观点称为“中小城镇化道路”或“中小城镇化战略”。

　　第二种观点则主张走大城市化道路。有这种观点的经济学家们认为，走中小城镇化道路的方向是希望就地转移和转型，但这其实是一步死棋。现在中国西部有不少小城建得很漂亮，但一到晚上就露馅了，没有灯光像一座座“死城”。人们不是不想到那里居住，而是那里没有工作。事实上，哪里的产业发达有竞争力，哪里就有就业机会。而这也正是人口转移的真正动力和规律。只有走大城市化甚至超大城市化的道路，才能避免遍地开花不结果，缺少配套产业的的小城镇道路。

　　尽管上述两种观点有?巨大差异，但我们不难看出，两者的共同之处都是赞成城市化（城镇化）道路的。两派人都认为，城市化将会成为中国下一个10年的最大机遇，也是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红利。

　　与以上两种观点同时存在的，还有一种更为普遍存在的观点和看法，那就是对时下受到支持并正在推进的城市（城镇）化道路的怀疑。故此笔者把持第三种观点的经济界人士、学者和有影响力的舆论界人统称为“置疑派”。该派人士之所以持怀疑态度，理由也各不相同。

　　有的认为：中国现有2.5亿农民工，未来还有大量的新生代农民工要进城，要解决农民工中的存量和增量走向市民化，至少还要用十年时间。仅从城乡福利待遇一项而言，中国农村和城市人均相差就达33万元，其中一般大城市福利在50万元以上，中小城市为十几万元。如果今後二十年，近5亿农民要实现市民化，农民工要穿上市民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这“五件衣服”，就需要大量的公共投入。任何对公共财政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这样庞大的、高成本的资金投入，不说是天文数字，也足以让任何政府手足无措。

　　投入巨大难以负担

　　有的认为，中国目前的城市（城镇）化道路面临四大风险：第一是有城市无产业支撑的过度城镇化，新市民变游民、新城变“空城”的风险；第二是有速度无质量的风险，一味追求城镇化的高速度和规模扩张，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极度的资源匮乏；第三是城市市民与农民工的新二元结构的长期固化，产生过高社会代价；第四是城镇化演变成“房地产化”的风险。城市土地财政使过高的地价推高了房价，使城镇居民的消费被过高房价和房租挤出。

　　置疑派中还有一种意见则认为，尽管城（镇）市化是大势所趋，但它从来就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进程”，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广人多”的整体背景下，由於工业基础薄弱、城市化发展本已先天不足，再强调加快加速，恐怕会出现程式的断裂，导致社会冲突变得特别剧烈，造成中途夭折。

　　笔者管见，无论是怎样的城市化道路，都必须进行户籍制度改革与土地制度的改革。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的城（镇）市化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关键是要看几亿农民能不能结束身在城市、脚在农村的状况，能不能带自己所有的财富进城？除了房产，他们承包的土地能不能经过变通成为退出农村、迈入城市的“压箱底钱”。这些财富就如同舟船中的压舱石，没有压舱石，未来中国农民的生命之舟能扬帆远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