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官员瞒报事故只为糊弄上级高兴

2013-01-15 07:00  来源:中国青年报

  近日,在山西、陕西、河南、辽宁、山东等地,频频发生职责部门和官员对各类事故事件不报、迟报、缓报、瞒报、谎报的“怪”事。很多真相浮出水面,多亏了互联网或媒体记者的披露。这种不作为的丑行恶行,不仅与中央大力倡导的说真话讲实话的号召完全背道而驰,而且也引来了社会舆论一波又一波的强烈批评。

  当人们随着新闻报道,关注河南兰考一位农村妇女在孤残儿童遇难中的责任时,却在电视屏幕上无意中看到了当地民政部门办公楼墙上的一则标语——“为党中央分忧”。联想该部门的所作所为,简直就是莫大的讽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那些引起众怒,也让各级政府十分尴尬和窘迫的怪事?

  笔者以为,关键在于人们(特别是公职人员)多年以来形成的不愿、不想、不敢、不能说真话的顽疾。导致社会上假话横行、真话难行的根源,说穿了就是说真话的舆论环境受到了“权力场”和“金钱场”的影响,其中以严重的“权力辐射”为甚。造成阻碍言论畅通,真话实话无法上下通达的,就是在官场和一些官员头脑中挥之不去的“不良政绩观”。

  维护和保住个人利益,在官场早已成了求官、谋官、作官、保官、升官的“连续剧”。官职的大小,官阶的高低,是如今不少党政公职人员自我评判和社会评价的惟一尺度,是其人生价值是否实现的最主要的标准,也是其能否保持生命活力、生存质量甚至生活乐趣的最大动力。在这样的心态和不断强化的心理暗示下,公职人员非常明白,任何工作上的庇漏和失职,都会成为升迁路上的绊脚石,成为被同事攻讦和算计的把柄。因此,对上不说真话,对下阻遏真话,邀功诿过,遇到矛盾绕着走躲着走,出了问题竭尽全力(包括使用重金)加以掩盖。让大事化小,让小事化无,几乎已经成了公职人员的习惯思维和习惯动作。

  尽管各级政府的大门上都端端正正地写着“为人民服务”,但天天在那里喝茶看报开会写文件的公务员们却都心知肚明:“人民”并不能给其“票子”“位子”“车子”“房子”,这一切都是上级领导给的。只要守住摊不出事,只要报喜不报忧,糊弄得“上面”高了兴,哪管身后洪水滔天?试想,具有如此心态,还有真话生存的空间吗?

  还记得民国之初,那位袁世凯大总统是怎么被一份份劝其称帝的假报纸所欺骗的吗?还记得在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边缘的“十年动乱”时,那些标榜人民的报纸和广播电视是怎样宣传“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又是怎样天天高歌“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的?

  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所有谎言的背后都只有一个后果,那就是国运的衰败;所有假话的背后都只有一个真实,那就是百姓的劫难。国外有一则十分辛辣的笑话,说是在一次撒谎大奖赛中,参赛资格上规定,政客不得参赛。因为若允许政客加入赛事,旁人只好望尘莫及。笔者以为,政治家与政客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愿不愿听真话,敢不敢讲真话。因为只有真话才是国之脉动,民之心声。听不到真话,等于医生听不到脉搏,又何谈对症下药?

  当然,不说真话的公职人员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假话之所以能够“茁壮成长”,是因为有其丰厚的精神土壤。排斥真活、激活假话的“土壤”,就是不良的文化传统和眼下制假造假的社会风气,就是一切真话赖以生存的道德基础正在发生剧烈地摇摆!

  真话的道德基础是什么?是诚信。在健康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说真话讲实情的基础又是什么?是包括公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法治公信在内的全社会的信用体系。而如今,我们时常看到的,不是“真”在驱逐“假”,而是“假”在冲击“真”:假药、假酒、假车、假证、假唱、假币、假情、假义、假食品、假名牌、假大夫、假公仆、假学历、假文凭、假数字、假业绩、假评比、假招标、假考察、假处罚……总之,在我们周围,“假”已成灾成祸,昔日区区不言的假货,已经成为地地道道的“假祸”,是真正的祸水横流!如今,恐怕没有哪个中国人敢拍着胸脯说,自己从未有过受骗上当的经历。试想,如果让这种社会氛围长期存在,荣与耻还有界限吗?真与假还会分明吗?

  习近平总书记不止一次地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也不止一次地要求各地领导人要讲真话,道实情。由此可以明白,实干的基础是实情,摸清实情的前提,是要听得到真话讲得出真话。真话连着百姓心,连着真正的民情国情和世情,也是国家走向政治昌明社会进步的必须!一个堂堂正正的政治家,并不需要亦真亦幻的“贾雨村言”,也不应欣赏那种“女娲补天已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的晦涩隐语。他所希望呼吸到的是在自由新鲜的社会空气中,弥散的时代气息;他所希望感受到的,是具有健全人格的公众充分舒展的创新精神。而这一切都凝聚于真话之中。

责任编辑: 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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