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宪权:从李明博被起诉看总统豁免之争

2013-03-13 07:43:37  来源:法制日报

  3月5日,刚刚卸任的韩国前总统李明博再遭起诉,指控他先前购买内谷洞私宅过程中有违规行为。近年来,国家政要在离任后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事件时有发生。在国内法层面,国家政要应当具有一定限度的刑事豁免权。然而,随着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的发展,国际社会逐步发展出一些新的国际法原则限制总统的豁免权

  刘宪权

  近年来,国家政要在离任后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事件时有发生。2011年11月18日,菲律宾前总统洛丽亚·阿罗约等人受国家选举委员会指控破坏2007年中期选举,篡改选举结果,于当晚在马尼拉一家医院被警方逮捕。次年10月,阿罗约因涉嫌在总统任期内滥用3.65亿比索(约合880万美元)的国家彩票基金在菲律宾首都一家医院的病房里再次遭到警方逮捕。

  综观国家政要离任后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事件,主要存在两种情况:其一,因实施贪污、挪用资金、破坏选举等行为而受到国内刑事司法机关的追诉。这些行为由于构成各国刑法规定的犯罪,因而需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菲律宾前总统洛丽亚·阿罗约以及智利前总统皮诺切特即是如此。其二,因犯有灭绝种族罪、战争罪、危害人类罪等国际罪行而受到国际刑事法院的追诉。在1993年和1994年,联合国根据安理会的决议分别建立了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这两个国际刑事法庭分别起诉了前南斯拉夫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和卢旺达前总理冈比达。米洛舍维奇一案因其在审理过程中去世从而没有审理完毕,冈比达则因犯有种族灭绝罪、反人道罪和战争罪被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

  需要注意的是,国家政要无论是受到国内司法机关还是国际刑事法院的调查和追诉,都涉及到豁免权的问题。对于国内法的司法豁免,各国情况不甚相同。在美国,根据宪法的规定,国会议员一旦犯下刑事重罪同样要遭到逮捕、接受审判,即使是总统也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享有绝对的、不受限制的司法豁免权。在俄罗斯,国家杜马曾就前总统叶利钦下台之际获得的刑事豁免权待遇展开激烈的辩论,在最后的表决中,136名国家杜马代表要求将这一问题上交到俄罗斯联邦法庭进行裁决,而144名代表则对此投了反对票,叶利钦最终获得刑事豁免权。而在意大利,国家政要的刑事豁免权则经历了先设立后又废除的过程。意大利前总统钱皮于2003年6月20日签署的刑事豁免权法案规定:国家总统、参众两院议长、政府总理、宪法法院院长5位领导人在任职期间享有刑事审查豁免权,即使他们被指控在就任之前涉嫌刑事犯罪,在任期内也不受任何刑事追究,直至卸任。至2004年1月13日,意大利宪法法院作出裁决,废除意大利2003年制定的给予五位国家最高领导人司法豁免权的法律。

  豁免权在国际法上则主要体现于管辖豁免原则,作为一项古老的国际法原则,管辖豁免是指一国的行为及其财产不受另一国的司法管辖,具体内容既包括对国家行为以及国家财产的豁免,也包括对他国国家元首、国家代表人员的刑事管辖豁免。管辖豁免的理论根据是“主权平等”原则,国家主权是相互平等的,一个国家的主权不能凌驾于另一个国家主权之上,从而一个国家不能从属于另一个国家,国家之间也不能相互管辖或支配。同时,出于保持国家之间的合作及有效沟通的需要,在国际交往中担任主要职责的国家官员享有管辖豁免权。

  然而,随着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的发展,尤其是在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国际社会逐步发展出一些新的国际法原则。这些原则以人道价值为本位,把某些严重侵犯国际社会利益的行为界定为国际罪行,并要求对犯有这些国际罪行的个人追究刑事责任。例如,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为惩治德国和日本法西斯而成立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与远东国际 军事法庭在对二战战犯进行审判时认为,犯有国际法上严重罪行的个人在其犯罪行为发生时作为国家元首或者政府官员的身份不能成为免除其承担国际法上刑事责任的理由。由此可见,传统国际法上的管辖豁免原则随着国际刑法的不断发展逐步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国家政要对本国司法是否应当具有刑事豁免权?国际刑法的发展对传统管辖豁免原则的突破是否具有合理性?依笔者之见,在国内法层面,国家政要应当具有一定限度的刑事豁免权。这是因为从制度和国家角度出发,为国家政要设置刑事豁免权是出于确保其行使职权、维护政局安定以及对外关系正常发展的需要,而并非是为了维护国家政要个人的特权。据此,为了保证权力架构和制度架构的平衡性及稳定性,理应为国家政要设置刑事豁免权。当然,由于国家政要拥有巨大的权力,如果对其设置绝对的刑事豁免权,必将导致权力绝对化,而绝对的权力又将导致绝对的腐败。

  以美国水门事件为例,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利用其在位的豁免权保护,在水门事件发生以后,仍然要求司法部长罢免正在调查他的特别检察官的职务,甚至动员联邦调查局封锁特别检察官及司法长官的办公室,宣布废除特别联邦检察局,将案件调查权移回司法部。这已然超越了豁免权的允许范围,也违背了设立豁免权的初衷。因此,对于豁免权的内容应当予以一定限制,例如国家政要一旦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等严重的犯罪行为将丧失司法豁免。

  在国际法层面,现代国际法相对于传统国际法逐步发展出一些新的原则,从注重国家责任到强调追究个人责任。笔者认为,现代国际法原则的这一转变旨在通过设立对犯有国际不法行为的个人予以起诉和惩治的机制来保障国际社会的基本人权,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的体现,因而国际刑法的发展对传统管辖豁免原则的突破具有合理性。国际社会为惩治国际犯罪于2002年专门成立了国际刑事法院这一常设性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当然,由于该机构并非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而建立,因此国际刑事法院仅仅对缔约参加该机构的国家具有约束力。具体而言,一个国家一旦成为国际刑事法院的缔约国,那么该国政要对于国际刑事法院所认定的灭绝种族罪、战争罪、危害人类罪等国际犯罪将不具有刑事豁免权。而一个国家如果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缔约国,该国政要仍然可以适用管辖豁免原则。

  (作者:刘宪权 系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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