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国斌:普选特首底线还是基本法

2013-04-10 07:12:46  来源:大公网

  “爱国爱港”主要属於政治的和政治道德的范畴,用政治的语言来讨论容易引起误读或误解,但实际上我们从基本法条文中是可以读出“爱国爱港”这一前提条件的。我们应该客观、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央和部分港人对“爱国爱港”认识的差异,承认这种事实的存在,并在此基础上缩小差异、建立某种互信。

  3月24日,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乔晓阳南下深圳会见立法会建制派议员,并就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安排发表了官方看法。其中,他提出,“行政长官必须由爱国爱港的人担任”;如果未来行政长官候选人“坚持与中央对抗,就不能当选为行政长官。这是最後的退无可退的底线”。他还明确指出,2017年提名委员会提名的性质是机构提名。

  言论一出,左中右各派舆论大哗,论争硝烟四起,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我理解,乔晓阳之讲话迅速发表出来一是先和自己人通气,让他们传声,且避免误伤;二是为了先发制人,亮出中央的“底线”;三是建构与在野党(即泛民联盟)讨论、对话甚至讨价还价的平台,以期达成进一步的共识。香港普选特首,开天辟地,兹事体大,的确值得大众关注,需要各界展开理性深入的探讨。

  “爱国爱港”是能坚持一国两制

  行政长官必须由爱国爱港人士出任,这是乔晓阳在文章中高调表达的第一层意思。他说,“‘一国两制’下行政长官最基本的条件是什麽,这个问题的实质是,能不能允许与中央政府对抗的人担任行政长官,这是行政长官普选问题的症结所在。”并提出,“行政长官必须由爱国爱港的人担任,是一个关系到‘一国两制’和基本法能否顺利实施的重大问题,讲得重些,是一个关系‘一国两制’成败的重大问题。”应该说,行政长官必须由爱国爱港的港人出任是中央的一贯认识,爱国爱港是对“港人治港”的进一步演绎。该思想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制定和基本法起草颁布之全部过程,中间见之於邓小平关於“港人治港”的标准和界限的讨论,这毋庸置疑。

  我们首先应该客观、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央和部分港人对“爱国爱港”认识的差异,其次承认这种事实的存在,并在此基础上缩小差异、建立某种互信。对那些有大陆经历的香港人来说,热爱并忠诚於祖国不等於必然要热爱并效忠於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其主要原因是执政党在过去曾犯过如同大跃进和“文革”这样的左倾极端错误,给他们留下极负面印象,因而对其执政能力和正当性生疑。邓小平在1984年6月22日、23日分别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的谈话中谈到爱国者的界限和标准时是这样表达的∶“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什麽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都是爱国者。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相对而言,乔晓阳这次却提出了更细致的任职要求。他说∶爱国爱港“最主要的内涵就是管理香港的人不能是与中央对抗的人,再说得直接一点,就是不能是企图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改变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他还说,“香港回归以来,中央一直强调行政长官人选要符合三个标准,也可以说是三个基本条件∶爱国爱港、中央信任、港人拥护。┅┅讲得直白一点,就是不能接受与中央对抗的人担任行政长官。”比如,何俊仁(还有余若薇?)就不被中央接受。的确,无论在何种形态的国家,中央政府都不会容忍旨在推翻政权的人或利益集团担任地方首长(当然,革命的情形除外)。在宪政国家,中央国家机构可以合法地解除他们的职务。

  “爱国爱港”主要属於政治的和政治道德的范畴,用政治的语言来讨论容易引起误读或误解。讨论必须回归到基本法,无须节外生枝。我们从基本法条文中是可以读出“爱国爱港”这一前提条件的。比如,第一,行政长官必须尊重国家宪制,忠实地落实“一国两制”;第二,承认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第1条);第三,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管辖(第12条);第四,反对并制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和颠覆中央人民政府的行为(第23条);第五,保持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第5条)。以上才是行政长官任职的必要和充分条件。

  讨论和讨价还价空间有限

  根据乔晓阳讲话,未来特首选举将会依循三部曲∶(1)提名委员会提名(“相信他们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2)一人一票选举(“选民完全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也会作出理性选择”);(3)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中央政府会作出自己的判断,决定是否予以任命”)。他的讲话透露出了他内心的忧虑,因而分别提出了某种告诫。事实上,他扩大解释了第45(1)条(“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从基本法字面含义、上文下理和学术角度来看,中央人民政府的任命应该是程式性的,即以“任命”之环节对选举结果作背书(endorsement);基本法条文并没有为中央人民政府预设推翻选举结果的权力。我理解,乔晓阳祭出了中央手中的杀手,以防万一。这尽管可以理解,但也未免牵强;这似乎是包含对香港市民政治选择的某种防范和不信任。

  基本法第45(2)条规定,“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式提名後普选产生的目标。”

  基本法早已吸纳国际标准

  让我们再次回到基本法。基本法的精神是,行政长官最终要达到由普选产生这一终极和崇高的目标。我们不应该排除关於普选的普世和普适标准,动辄以“国情论”或“特色论”来敷衍了事,这是对未来对子孙後代不负责的态度。第一,香港社会,甚至整个中国社会,都在飞速发展进步之中,过去的理念和价值观应该与时俱进;第二,民主和直选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马克思也肯定普选权),成熟的香港社会可以先行先试,提供经验甚至教训。何况,吸纳更多的民主成分本身并不违背基本法。

  第三,国际标准和规范为基本法和香港法所认同。泛民提出的一些观点只是鹦鹉学舌,只是重复了一些流行概念而已。根据基本法第39(1)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适用於香港的有关规定继续有效,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予以实施。”《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第21条载明∶“凡属永久性居民,无分人权法案第1(1)条所列之任何区别,不受无理限制,均应有权利及机会┅┅(乙)在真正、定期之选举中投票及被选。选举权必须普及而平等,选举应以无记名投票法行之,以保证选民意志之自由表现;┅┅”。该条恰恰是根据《公约》第25条制定的。据此观之,普及、平等、无记名投票等原则已经是香港选举法的基础,根本就不是从外星球舶来的。

  作者:朱国斌 为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 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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