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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GDP主义是“中国梦”的最大敌人

2013-04-16 07:26:25  来源:大公网

  大公网4月16日电 据《联合早报》评论文章称,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新领导层提出“中国梦”的概念,这是有深刻的社会意义的。中国的发展现在处于一个关键时期,一方面经济发展已经不可避免地从高增长转型到中速增长,另一方面要到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社会,如果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即10年至15年内)能够实现中速经济增长,就可以比较顺利地从中等收入社会过渡到高收入社会。这个目标一旦实现,中国社会今天所面临的很多问题会得到顺利的解决。否则,如果过早进入低速增长阶段,就会不可避免地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从这个角度来说,发展仍然是硬道理,只有通过发展才能实现“中国梦”。

  在强调发展和实现“中国梦”的同时,人们也不难观察到,“十八大”之后,中国各级政官员中,GDP主义普遍回潮。一些官员少谈改革,甚至不谈改革,但大谈特谈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他们努力寻找自己要赶超的目标,或者自己后面的“追兵”,往往是其他省份或者县市。所以,这里需要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是“中国梦”?如何实现“中国梦”?或者更直接一点,GDP主义能够帮助实现“中国梦”吗?

  答案可能刚好相反。GDP主义不仅不能帮助中国实现“中国梦”,反而会破碎“中国梦”。从发展的角度来看,GDP主义不仅不能帮助把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反而会导致在短时间内耗尽这些潜力,使得中国更快地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为什么这么说?

  不能没有“政府之手”

  中国官员上上下下的统一思维模式或者论证方式是:“有GDP不一定幸福,但没有GDP一定不幸福”,或者“GDP不是万能的,但没有GDP万万不能”。但很简单,这个冠冕堂皇的说法充其量只是一个假命题。GDP是市场上各种经济交易活动的产物。只要有经济交易,就不会没有GDP。很多国家包括近年来发展迅速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像中国官员那样每天把GDP挂在嘴上,难道这些国家就没有GDP了?当然,中国各级官员想的是通过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去追求更高的GDP增长。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善用政府这只有形的手,辅助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确可以得到更高的GDP增长。后发展中经济体都是这样的。更早一些时候,亚洲的日本和其他新兴经济体所取得的高GDP增长,都是政府之手和市场之手合作的产物。

  但问题是,政府之手如何使用?在所有成功的经济体,政府之手是为了辅助市场,而不是破坏市场,更不是替代市场。如果这样,为了追求GDP,中国政府官员应当去作改革,去作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体制改革。现在有太多的体制有悖于市场经济,改革了这些体制,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就可以充分发挥出来,实现小康社会,甚至高收入社会。现在的问题是,改革体制不容易,甚至改革不动,因为体制背后都是庞大的既得利益。所以,各级官员避重就轻,转而选择作政府动员式的经济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GDP是如何实现的呢?人们所看到的是各类异化的GDP: 有带血的GDP,即政府和资方合作,通过高强度剥削劳工和牺牲人类生存环境的GDP;有破坏社会的GDP,就是把一些重要社会领域包括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等产业化、经济化而得到的GDP;有通过人为制造浪费而得到的GDP,公路、桥梁、大楼建了再拆,拆了再建,GDP的确有了,但造成了巨大的浪费。

  很多年来,GDP主义已经成为所有官员唯一所信仰的信条和意识形态,其他一切意识形态都成为点缀的伪装。一切为了GDP,GDP就是一切。已经有足够的经验证明,GDP一直是上级政府衡量下级政府的主要指标。结果就导致了上述种种异化了的GDP。实际上,在中国的政治制度环境下,在短期内,追求高GDP增长并不难。GDP是市场条件下“交易”的产物,市场“交易”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货币化。当一个社会所有的一切,包括人的灵魂和躯体,都可以置于市场“交易”的时候,这个社会的GDP必然出现高增长。

  不过,结果也是显见的。GDP应当使人幸福,但异化了的GDP使社会异化,使人异化,使社会不幸福,使人不幸福,并且GDP越高,越异化,越不幸福。经济的畸形发展和社会的高度异化,是中国式GDP的典型象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流血流汗、承受GDP增长造成的最大痛苦的社会底层,并没有得到高GDP增长所带来的多大的好处,而获益最大的官员和富人可以做投资移民,做环境移民,带着带血的GDP在国外享受他们所追求的生活。结果,表现为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财富者与贫穷者的高度对立。

  异化了的GDP破坏社会

  改革、发展和稳定应当是中国转型所追求的模式,也就是通过体制改革来追求高质量的GDP,通过质量GDP的增长实现小康社会,达成社会稳定。这便是良性的发展模式。但通过政府动员而追求得到的GDP造成了一个相反的结果,那就是,没有实质性的改革,高GDP增长,社会则越来越不稳定。如果GDP是通过政府动员方式、破坏社会而得到的,社会不稳定也就不难理解了。

  正是因为这些异化了的GDP对中国社会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力,多年来,中共高层一直在不断强调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中共“十六大”之后,提出了“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政策导向,开始围绕这些政策导向调整发展模式。到中共“十七大”,更明确提出,发展仍然是硬道理,但必须首先提问是什么样的发展。之后人们不断努力淡化GDP主义,不仅高层这么做,一些地方更是实践去追求没有GDP主义的经济增长,也就是追求质量经济。

  中央高层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希望各级官员不要再去攀比GDP,而是要通过改革追求红利和可持续发展。但很显然,各级官员仍然没有可持续发展观,他们所有的只是任期发展观。就是说,官员只强调他(她)们任期内的短期发展,在任期内实现他(她)们的GDP目标。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人们所说的“市长经济”。在城市建设上,每一个新市长上任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大搞公共工程。一个工程还没有做完,现任市长就走了,新来的市长往往不再继续原来市长的思路和工程,结果再来一个新想法,再搞市政新工程。这个过程,循环往复,没完没了。这里,没有政策和计划的连续性,更没有长远的利益观。这样,中国的城市尽管创造着巨额的GDP,但城市被搞得越来越丑陋,城市居民越来越不幸福。

  如果懂得了各级政府的这一代领导人,是在GDP主义红旗下长大的这一事实,GDP主义的再次抬头也就不难理解。但这也就说明了,中国高层在去GDP主义化过程中所遇到的巨大的阻力。在GDP主义思维的主导下,各级官员会根据自己的偏好来解读高层的意图。例如,新任总理李克强明明说:“改革是最大的红利”,但一些官员和御用学者就把此解读成为,“发展是最大的红利”。不过,这里的差别是显然的,即通过改革而得到的GDP是质量GDP,是好的GDP;后者光强调发展,在实践中必然是以政府动员式的GDP主义。后者恰恰是中共“十六大”以来,执政党领导层竭力所避免的。

  新任总书记习近平最近在博鳌的讲话也明确了要通过改革而求发展。他论述到发展和GDP主义之间的关系。很简单,发展仍然是硬道理,没有发展,什么都谈不上。但是,绝对不能把发展简约成为GDP。习近平强调,中国的确可以追求高GDP增长,但政府主动不要追求。的确,GDP增长很重要,但GDP不应当成为一个政府所追求的目标,而应当是体制改革和创新的客观产物。“十八大”刚刚过去,很多地方领导刚刚到位不久。“新官上任三把火”,要在任内取得一些成绩是必须的,但绝对不能是重返GDP主义。

  继续淡化GDP主义

  从各方面来说,中国仍然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实现从中等收入社会到高收入社会的转型需要具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二是要有正确的发展战略。其他亚洲社会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体为成功的例子,而缅甸、泰国、菲律宾等为不成功的国家。中国如果重新走上GDP主义的道路,必然会步那些不成功的经济体的后路。国家动员式的GDP增长,很容易在短时期内耗尽经济增长的资源,从而促使国家提前并且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换句话说,GDP主义表面上在追求“中国梦”,但实际上在扼杀“中国梦”。异化的GDP很难促成中国人的梦想。从外部看,人们可以从晚清历史学到深刻的历史教训。到1840年,中国的GDP仍然占全世界的29%,也就是最高份额。但GDP总量第一的中国,仍然避免不了被拥有非常小GDP份额的英国所打败。今天不是晚清,中国已经强大。但是作为GDP总量世界第二的中国,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应有的尊敬,这是需要人们深思的。

  从内部来说,长远看,GDP主义必然是一条自我击败的道路,一条粉碎“中国梦”的道路。实际上,对各级政府官员来说,重要的不是2020年或者2030年中国的GDP有多少,中国会不会超过美国。他们真正需要的是要给老百姓一个实现他们的真实“中国梦”的承诺。在今天的中国,有太多的东西阻碍着“中国梦”的实现。如果可以告诉老百姓,中国可以在2020年或者更长远一些时间,可以没有毒奶粉、毒食物了,癌症村不见了,空气干净了,环境变好了,中产阶级和企业家感到安全而不用外逃了,法治实现而人人都守规矩了等等,就可以相信到那个时候,人们可以安然地做起“中国梦”来,而不是像现在一样仓促地做“西方梦”了。对大多数中国老百姓老说,“中国梦”并不是那么抽象,而是实实在在的具体的东西。

  很显然,只要各级官员还是每天把GDP挂在嘴上,而不是踏踏实实地去做体制改革,通过改革去追求发展,“中国梦”永远会虚无缥缈。如果GDP主义回潮,中国社会必然继续遭到破坏,十年之后,绝对会变得更加不可治理。对新领导层来说,如何继续淡化GDP主义,有效约束各级地方政府官员的GDP主义冲动,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政治挑战。

  作者: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责任编辑: 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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