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上任国家主席满月，他提出的“中国梦”在这一个月中也迅速升温。梦，始於无意识地构建，也始於有意识地无形。梦，始自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也始自天下苍生摆脱苦难的渴望。从这些最基本的要素的角度来看，把眼下中国公众热议、内地媒体热炒的“中国梦”与至今仍有一定热度的“美国梦”加以比较，是一件令人颇感兴趣的事。

　　当代中国人（请注意笔者所指的是“当代”人）对“美国梦”的知晓和了解既不算多也不久远。年轻人从“大嘴”罗伯茨和理查．基尔联袂出演的电影《Pretty Woman》中知道世界上似乎有一个地方，在那里可以实现麻雀变凤凰的梦想。中年人阅读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The Glory and the Dream》，看到了一个真实而非梦幻的美国。而对不少中国的老年人而言，他们对美国梦的十分有限的了解，恐怕要归功马丁．路德．金的著名讲演《I have a dream》带来的触动。顺便说一句，这篇讲演在中国流传甚广，在知识阶层几乎是家喻户晓。

　　奥巴马是“美国梦”最大代表

　　然而，美国梦的出现和它在世界的影响却是一种客观存在。事实上，自美国立国以来，凭藉自然资源与地理环境的得天独厚，凭藉把平等自由等欧洲进步思想的创造性移植，凭藉清教主义思想与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有力结合（参见马克斯．韦伯所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不少人在美国实现、也实现了自己的“淘金梦”、“成功梦”。即便是到了今天的信息时代，苹果之父史蒂夫．乔布斯、微软的比尔．盖茨不是仍在续写这一梦想吗？当然“美国梦”的代表人物还有很多，最大的代表恐怕就是现任总统奥巴马了。

　　那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久前提出的“中国梦”，与前面所说的“美国梦”又有什麽区别呢？

　　笔者以为，习近平主席所说的“中国梦”其实就是中华民族的百年图强之梦，就是中国人要努力摆脱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民族生存状态之梦。换句话说，所谓的“中国梦”最初的萌动其实就是摆脱苦难的渴望，就是从摆脱民族噩运的心态演化而来的一种意愿和理想。这种摆脱民族噩运的心态产生於170年前的鸦片战争，而当日本法西斯军队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後，这种心态就迅速成为了全民族的强烈的救亡意识。由此衍生的摆脱落後、富国强兵的整体意识也就自然而然成为了几代中国公众的共识和普遍信念。中国是一个有数千年文明的、极为自尊的国家，它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所遭受的欺凌与屈辱早已变成了全民族巨大的内伤。既然噩梦是全民族的，那麽，摆脱噩梦的期盼和梦想自然也属於全民族。因此，中国梦首先是集合式的整体观念，是一种群体诉求和集体式愿景。这一点与美国梦中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有很大区别。

　　既然“中国梦”带有非常明显的群体特色和民族国家这一层面上的意义，那麽它就必然会在外交、军事和综合国力上有更为果敢而鲜明的举动。如果我们把“中国梦”分解为“外交梦”“强军梦”和“国力（持续增长）梦”，那麽，习近平在今年频繁的外交活动中一再强调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关联与相互依存，就具有很明显地希望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倾向。而他一语双关地警告某些人“不要因一己私利”而搅乱地区局势和世界和平，更展示了中国对国际事务勇於担当和日益强烈的责任意识。如果这是在实现“外交梦”，那麽，中国军队宣布，将在2013年进行40多次各种类型的军事演习，就是对“军事梦”“强军梦”的最直接的印证和说明。

　　“中国梦”是追求幸福之梦

　　也许有人会问，中国实现这些具有民族整体意识和群体特色的“中国梦”的过程，会不会演化为一种对外部世界的威胁呢？这恐怕是许多西方媒体和人士一种不愿言明的内心疑问。其实，习近平对此已做出了回答。他说，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而这条路是哪里来的呢？是改革开放30多年走出来的、是从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从中国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因此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就像人的DNA不可改变一样，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密码也是不会轻易变化的，尤其是对於中国这样一个不事扩张、不求霸权、素以安分克己为美德的国家，它的历史轨更是不可改变的。

　　“中国梦”不是俾斯麦的铁血之梦，不是大和族的东亚共荣之梦，也不是日不落帝国曾经有过的殖民之梦。它归根到底还是中国公众追求幸福之梦。在中国，任何一个政党和任何一个政治领导人，其所追求的兴国强国的施政结果最终都要由国民的幸福感受来判定。在这一点上，“中国梦”与“美国梦”又有了目标的趋同性和路径上的殊途同归。

　　作者：秦晓鹰 为资深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