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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中国外交应放弃韬光养晦 并要利义并重

中国新一届政府已经成立至今,并未如一些学者主张的那样提升外交层级,这从一个方面说明,北京在处理内政和外交问题时,优先考虑的还是内政问题,尽管中国目前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利益开始辐射全球。

  《联合早报》5月24日评论文章,原题:中国须重估和转向以突破外交困境(有删节)

  中国新一届政府已经成立至今,并未如一些学者主张的那样提升外交层级,这从一个方面说明,北京在处理内政和外交问题时,优先考虑的还是内政问题,尽管中国目前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利益开始辐射全球。

   外交可以为内政问题的解决创造一个好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历史不乏此种先例。如果这样,内政和外交的关系就能进入一个良性循环,而非像目前自缚手脚。这就需要北京领导层改变外交从属内政的理念,从中国正在走向全球大国但尚未成为全球大国的事实出发,重新审视已有的外交原则、方法、路径和政策,设置中国的外交战略。

  北京外交的重构是一个从思想、原则、目标到具体政策的过程,而非只改变具体的外交策略。但首先需要在以下两点达成共识:

  其一,北京应该对国际发展态势重新作出评估,并放弃沿用20余年的“韬光养晦”方针。自改革以来,北京一直把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今世界的主题,根据这个判断,北京认为今后十几年仍是中国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埋头发展,此乃北京仍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指示作为外交指导思想的原由。

  事实上,将和平与发展视为冷战时期的主题最恰当。因为美苏争霸使世界始终笼罩在战争边缘。冷战时期的南北发展差距也很大,故发展也是当时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愿望。但在经历了两极格局解体,及目前美国相对地位下降和中国崛起的演变后,北京再将和平与发展作为制定外交政策的背景和依据,就显得不合时宜。道理很简单,它并没有揭示一个时代的真正本质。抽象而言,任何时代人们都希望能够和平与发展。同时,从外交实践看,同为金砖五国的其他四国,并没有将和平与发展作为本国外交要维护的目标。

  应重估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政策

  最近十年来,世界演变的一个最重要趋势,就是包括金砖五国、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在内的新兴国家的兴起。它们的发展壮大正在挑战西方主导的世界政治版图。尤其在国际金融危机后,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国家的实力相对下降。另一重要趋势是,非传统安全正在成为人类需要共同应对的问题,如核扩散、恐怖主义、气候变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所以,对今天国际形势的一个更恰当判断,应该是平衡与合作。平衡指的是政治力量版图改变后西方与新兴国家的相互调适,以及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适应,如美国重返亚太就是对中国的一种战略平衡。但既然是平衡,就有竞争也有合作;另外,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更需合作。在这样一个时代主题下,应重估邓的“韬光养晦”政策。

  邓当年提出“韬光养晦”,有着特殊的背景考量,中国迫切融入国际体系的需要,希望通过加强国际经济合作,获取中国经济建设所必需的资金、技术和市场。中国改革早期的现实,决定了中国现代化建设所需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大部分来自发达国家,故而,作为意识形态与西方迥异的国家,北京必须“韬光养晦”,不“韬光养晦”也不行。

  但现在的情况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中国的崛起使北京成为国际体系中最重要的力量之一,大象是无法藏在树后的,作为一个具有独特历史文化和价值观的国家,又有着和西方迥然不同的政治制度,再加上其疆域、人口和经济体量,决定了中国回归国际体系所必然带来的巨大震动。今天中国与周边国家及美国关系的紧张,一定程度上讲,是现有体系下其他国家还无法适应中国的崛起而造成的。所以,在平衡与合作下,要想做到韬光养晦不可能,北京越如此强调,越会给人制造错觉。

  其二,北京经济外交需要转向利义并重。经济外交是北京新时期外交的最鲜明特色,它的要义是外交为国内的经济建设服务。作为一个人均收入水平较低且存在较多贫困人口的国家,外交为经济服务是必要的,且在未来一段时期还须坚持。但是,经济外交不等于可以无视一些最基本的国际道义和人类正义,放弃本该坚守的道德制高点。换言之,经济外交必须要有原则和灵魂。平等发展权固是第三世界国家优先考虑的权利,也是北京抗衡西方人权外交的砝码,然而,当一些国家以平等发展权为由发生大规模侵害本国人权的事情时,平等发展权就得让渡给人权,至少是两者并重。

  应从经济外交的重利轻义转向利义并重

  所以,北京理应从经济外交的重利轻义转向利义并重,尤其在目前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需要中国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品的情况下,如果北京在国际事务中放弃道德制高点,奉行机会主义的策略,很难得到别人的尊重和信赖,甚至北京一直作为外交基石的第三世界国家也不会真心把北京视作朋友。

  北京重构外交最核心的一点,应把追求国家利益和国际正义结合起来,作为自己外交的出发点,以平衡与合作的原则去发展同其他国家的关系。这就意味着北京要放弃韬光养晦和不干涉政策,考虑到北京和第三世界的历史关系及当前现实,北京即使不完全放弃不干涉原则,也要变不干涉为有限干涉。有限干涉指的是,对一国严重违反人权的行为,北京需要表达关切,并运用自己的影响力督促其改进,而非像西方一样试图改变他国政权,从而在世人面前树立起北京关心人权而又不随意干涉他国内政的新形象。

  另一方面,北京要真正成为国际体系的领导者而不是跟随者,就必须为世界提供一套可接受的、普适性的价值和学说。无疑这需要北京从古老的文明传统中吸取养分,使传统文化现代化,并向世界推广古老传统中那些具有世界性价值的智慧与精神财富。同时,将中国的改革经验,提炼加工,变成可复制的价值、范式和模式,向外推广。习近平最近提出了“中国梦”,北京可以将其作为公共外交的一个重点,对外传播,发掘它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让其他国家人民也来中国寻找和实现他们的中国梦。

  第三个方面,北京在参与全球治理中,还必须善于运用市场和消费的力量。在相当长时期内,庞大的市场和消费力量,仍是北京最重要的硬实力。所以,北京应该用好这张牌。北京过去强调外交为经济服务,现在则需要颠倒过来,强调经济为外交服务,即用市场力量来达成自己的外交目标。这就需要北京在惩罚的意义上来使用市场。

  作者:邓聿文 是中国资深媒体人

  • 责任编辑: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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